辛向陽

     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旗幟，勇于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不斷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為什麼要高舉這面旗幟？因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講話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視野，對改革進行了新的謀劃，特別是對如何改革進行了新的闡述。

　　第一，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通過深刻把握改革規律來推進改革。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改革。”

　　為此，就要切實把握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首先要把握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早就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這個一般規律的內容是什麼？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標準、市場價值、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一般規律。除了這一一般規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是什麼？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就是三個要求：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幹預；市場機制能有效調節的經濟活動，一律取消審批，對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要規范管理、提高效率；企業投資項目，除關係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産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

　　第二，把握改革的辯證法，切實注重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在相互配合中促進改革。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指出：“我們的改革要更加注重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敢于涉深水區、啃硬骨頭。”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係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係統性、可行性研究。我們要在基本確定主要改革舉措的基礎上，深入研究各領域改革關聯性和各項改革舉措耦合性，深入論證改革舉措可行性，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關係，使各項改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促進、在實際成效上相得益彰。改革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要求我們必須注意不同領域改革的互補性，注意改革措施在時間上的變化，注意一項改革舉措今天、明天和後天的作用變化，防止消極作用的出現。2013年11月24—28日，習近平在山東考察工作時指出：“要準確推進改革，認真執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還沒弄明白就盲目推進。要有序推進改革，該中央統一部署的不要搶跑，該盡早推進的不要拖宕，該試點的不要倉促推開，該深入研究後再推進的不要急于求成，該得到法律授權的不要超前推進。要協調推進改革，注重改革的關聯性和耦合性，把握全局，力爭最大綜合效益。”改革舉措不能單兵突出，更不能單打獨鬥，否則會産生很多負面問題難以克服。　　第三，切實掌握好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在分析和把握矛盾中深化改革。在“七一講話”中，習近平強調：“我們要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堅持問題導向，堅持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更加深入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這就要求我們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推進改革。這一點，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過。2013年12月3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強調，“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是推進改革的重要方法。首先，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要求我們必須不斷適應社會生産力發展調整生産關係。要想適應生産力的發展狀況就必須首先弄清楚當代中國的生産力是個什麼狀況。改革開放38年來，中國的生産力已經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生産力發展成為了商品經濟的生産力，從比較分散的小農經濟發展成了社會化大生産為主的生産力，從相對封閉的生産力轉化為開放的生産力，從農業經濟的生産力轉變為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産力，從行政管制下的生産力轉變為市場決定的生産力。生産力的變化要求我們必須變革生産關係，特別是完善體現生産關係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能夠發展的所有制結構。要完善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就要全面深化改革。産權是所有制的核心，通過改革，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産權制度，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核心作用。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通過改革，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不斷成長壯大，既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其次，這一基本矛盾還要求我們必須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革上層建築。經濟基礎是指一定社會中佔統治地位的生産關係各方面的總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認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對立的關係，嚴格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後，我們逐步認識到非公有制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有益補充，在一定范圍內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0世紀90年代後，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可以共同發展。在當代中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經濟基礎的變化要求我們推動上層建築的變革，特別是推動政府職能的轉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使它們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經濟社會事項，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層管理。

　　（本文作者係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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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