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是因應治國理政時代使命的戰略布局

　　【光明論 治國理政新實踐】

　　“四個全面”是因應治國理政時代使命的戰略布局

　　一個領導人有一個領導人要解決的時代課題，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要完成的時代使命。今天的中國，需要解決的時代課題，集中起來，就是黨中央宣布的：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之所以説這是時代課題或時代使命，是因為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內在矛盾運動的規律之所使然。改革開放以來，為了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就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傳統生産關係的束縛，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要發展市場體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就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層建築，從執政黨建設著手，改革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進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決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解決國家制度現代化問題。這就是中國改革的實踐邏輯。

　　如果説這種邏輯的復原，還比較抽象，那麼考察中國社會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及其提出的課題，就十分現實了。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思想大解放，生産力大解放，社會財富大增加，國家經濟實力大提高，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溯源這些變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國社會內在的生機和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就是這樣復雜，就在我們把中國搞活的同時，出現了許多亂象，包括黨內腐敗從滋生到蔓延，引起人們對國運的擔心。這就要求我們治亂，建設一個活而有序的社會，解決伴隨改革發展而來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推進到了一個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治理體係、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突顯出來了。這就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處的時代背景及其肩負的時代使命。

　　時代提出的課題，也是時代提出的難題。搞活，不能搞亂；治亂，不能治死。不僅如此，我們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治久安。激發活力，要靠改革；治亂，要靠法治，還要靠治黨。不論搞活，還是治亂，都必須有利于並確保“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為破解這一難題，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先是統一思想，把全黨全國人民的思想認識統一到“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奮鬥目標上來；繼而秉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一手抓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一手抓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改善了黨在群眾中的形象；接著，制訂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兩個被稱為“姊妹篇”綱領性文件，把國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國問題提到了改革總目標的高度。在此基礎上，我們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因此，認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地位和意義，必須把它放到今天中國面臨的時代背景和時代使命下去認識，放到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大局中去認識。由此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因應治國理政時代使命的戰略布局，是破解治國理政時代難題的戰略布局，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布局。

　　“治大國若烹小鮮。”習近平用先哲的格言，告誡全黨：治理中國這樣的大國盡管很艱巨，但是我們有信心、有能力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下，治國理政，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係，續寫一篇光彩奪目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文章。（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李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