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合肥２月５日電（記者楊玉華、葉建平、岳德亮、朱國亮）權力事項精簡６８％、４０％、６６％……正在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地政府工作報告曬出簡政放權成績單。搶眼的數字背後，政府到底向權力動了哪些真刀？簡政放權是否達到社會預期？還有哪些權力自留地有待革除？
簡政放權釋放“紅利”
精簡行政審批事項、規范中介服務、公開權力清單……新一屆中央政府把簡政放權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從正在召開的各地兩會上曬出的一張張成績單看，簡政放權改革一年來成效明顯。
安徽省早在去年４月就啟動了省級政府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編制工作，將７５家省級單位的行政審批、行政處罰、行政徵收等１０類權力全部納入清理范圍，做到“行政權力進清單，清單之外無權力”。
“過去家底不清，權力邊界模糊。有了這份權力清單，簡政放權工作將發力更加‘精準’，推進更加規范。”安徽省政府編辦副主任郭本純説。通過編制權力清單、厘清行政邊界，安徽省級政府權力事項精簡達６８．３％，行政審批事項精簡３２．６％。
按照中央減少和下放行政審批權的要求，浙江省級部門行政權力從１．２３萬項精簡到４２３６項；江蘇省級層面減少行政審批事項５０６項，行政權力精簡幅度近４０％……
浙江省人大代表田雲飛感慨地説：“我們公司曾經在自有土地上加蓋了一個２０００平方米的倉庫，當時辦理各種審批手續耗費了五六個月。後來公司要上市，又有很多文件要審批，原以為這回又要苦等好幾個月，沒想到政府部門一路綠燈，沒花多長時間審批就辦好了。簡政放權讓我們切實嘗到了改革的紅利。”
預期與現實仍有落差
搶眼的成績單贏來“點讚”的同時，一些基層人士和地方兩會的代表委員也對權力瘦身的“含金量”提出質疑。
南方某地一家企業負責人向記者坦言，現在政府都在説取消了多少審批，下放了多少權力，但對企業來説，感受有限。比如這家企業研發的新藥産品，國家藥監部門都已經批準了，但在向相關部門申請使用代碼時卻遇到障礙，也不説不批、也不説批。“過去跑北京跑省裏可以批，現在倒是不用跑了，讓層層上報等説法。”
不少代表委員表示，當前地方政府簡政放權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值得關注。
放權“躲貓貓”、玩“數字遊戲”。在簡政放權中，有些單位為完成任務，把權力事項捆扎打包，以減少項目數量。少數單位把一些本應該取消的事項也進行打包處理，或者把風險大的權力事項和審批事項推出去，把有利可圖的審批權抱在手中。“這種用‘合並同類項’和‘躲貓貓’的辦法精簡權力，實質是一種簡政放權的數字遊戲。”一位受訪代表比喻道，自己清理自己手中的權力，恰如自己清理自己的辦公室，誰會把有用的東西扔出去？
自設權力也是消解簡政放權成效的又一招數。中部某市負責權力清單公開的工作人員介紹，在梳理權力清單時，發現某局一項行政權力沒有法律依據，要求其取消卻遭到抵制。該局表示一直是按這樣的慣例辦事，並且有部門內部文件規定。“由于該局屬于條管單位，市裏只能協商讓其取消，如果該局執意不取消，市裏也沒有辦法。”這位工作人員無奈地説。
不少代表委員還指出，權力內部轉移也值得關注。一些部門或地方政府迫于權力清單的高壓態勢，不得已將相關權力事項取消，但又巧妙地轉移給“二政府”（各類評審機構），地方權力清單雖“清”了、“短”了，但企業要跑的事情還是很多。
步子如何邁得更大？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簡政放權如何進一步深化推進？地方兩會代表委員提出建議。
深化簡政放權，要對現有的行政審批事項進行再清理。四川省政協委員、四川省公共資源交易中心副主任唐燕認為，簡政放權要讓百姓真正享受到改革帶來的“紅利——關鍵還在于圍繞群眾反映最強烈的領域進行“破冰”。例如，涉及投資和金融等領域的審批事項，能夠“放”給社會和基層政府的，就應當取消和下放。
深化簡政放權，要主動堵住“制度後門”，做好“非行政許可審批”清理等工作。郭本純説，非行政許可審批大多以部門的“紅頭文件”等形式存在，隨意性大。這些審批行為不在《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范圍內。“如果不堵住這些‘制度後門’，就難以將政府權力運作真正納入法制軌道，簡政放權的效果更要大打折扣。”
深化簡政放權，加強監管、做到放管結合也是考驗地方政府的一道難題。“簡政放權絕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櫃’，要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在落實放權責任的同時實行監管責任，防止放不到位和監管真空。要做到行政權力授予有據、行使有規、監督有效。”四川省人大代表馮斌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