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指明瞭方向：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係統完備、科學規范、運作有效的制度體係，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顯然，我們的改革是要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但學術界的有些觀點偏離了這個方向，尤其是有一股否定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思潮，明顯有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關鍵年，有必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係澄清一些錯誤的觀點，以確保改革的正確方向。
一、重視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對“國家迷信”嗎？
有學者認為，把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性質相聯繫，屬于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定義，並提出：“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定義（社會主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國有制的統治地位）帶有明顯的被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烈批評過的‘國家迷信’的色彩，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國家觀。”這是用張冠李戴的手法，來為自己的觀點尋找理論根據。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所寫的導言，確曾批判過機會主義者“對國家迷信”，但那要指明的是，無産階級革命不能簡單地掌握資産階級的國家政權，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把它打碎，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這與無産階級革命勝利後，在新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下，建立和發展國有制經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所以，用恩格斯批評機會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國家迷信”的觀點，來否定社會主義國家國有制經濟的主導地位，是不符合恩格斯理論觀點原義的。
其實，馬克思主義科學體係中，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就是無産階級革命，打碎資産階級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國有制經濟，加快生産力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産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産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更簡明地概括了上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無産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産資料變為國家財産。”當然，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未來社會，是在生産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被推翻之後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單一的國家所有制。而我國由于舊社會是一個生産力極端落後的農業國，革命成功後建立的社會主義還是它的初級階段，不僅公有制存在國有和集體兩種形式，而且存在個體、民營和外資等所有制；但在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是佔主體的，國有經濟發揮著主導作用。如果否定國有經濟，公有制佔主體不存在了，也就不可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能夠把社會主義僅僅定義為“共同富裕”嗎？
鄧小平理論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同樣重視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主體地位。而有學者卻説：“我讚成鄧小平的定義，鄧小平説‘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于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以是不是社會主義跟國有制的比重大小沒有關係。”實際上，鄧小平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曾多次講到社會主義。例如，1985年3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説：“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1985年8月，鄧小平在接見外賓時又説：“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從上邊引證的兩段話中，即可明顯看出，拋開以公有制為主體，把社會主義僅僅定義為“實現共同富裕”，是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那也不是鄧小平的定義。黨的十八大報告在講到“必須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時，也強調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要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事實上，公有制為主體和實現共同富裕，是密不可分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早就指出過：“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産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産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産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基礎是：生産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産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所有的只是生産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産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麼自然就産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如果生産的物質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産，那麼同樣要産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倣效資産階級經濟學家……把分配看成並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産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
三、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共富”加“市場”嗎？
有學者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徵歸納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這個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界定，也是違背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理論觀點的。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産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1985年9月，鄧小平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又説：“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
該學者在“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特徵規定為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後面的括弧裏説：“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切含義。”將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特徵與經濟體制劃等號，這首先是邏輯上的混亂。就經濟體制來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單是發揮市場經濟的作用，還要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發展市場經濟雖能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激發經濟發展活力，但市場不是萬能的，還有一些重要方面市場是管不了的。例如，社會供求總量平衡和社會成員收入公平分配，單靠市場是解決不了的，這早已被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歷史所證明了的。資本主義國家搞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不僅沒有實現共同富裕，而且社會成員收入分配不公卻越來越嚴重。2013年12月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承認：“日益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三中全會《決定》對政府作用的定位是：“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所以拋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只講以實現共同富裕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那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切含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講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時，首先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我們有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共産黨領導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為核心的宏觀調控體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推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防止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伴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宏觀經濟持續高速增長。1979年至2013年，GDP年均增速高達9.8%，其中只有三個年份因主動調整或政治因素影響，使經濟增長率趨緩至4%左右；我國還成功應對了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當然，我們也應清醒看到，我國當前和今後的發展還存在諸多挑戰和不可持續的問題。按照三中全會《決定》的要求，“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係、宏觀調控體係、開放型經濟體係，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