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村記 | 脫貧攻堅如何銜接鄉村振興　看新華社記者駐村蹲點調研

    2021年春天，中國向世界莊嚴宣告，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從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我們正站立于民族復興的歷史交匯點。

　　讀懂中國，讀懂偉大的勝利，首先要讀懂農村。

　　從臘月至正月，新華社湖南分社派出3支融媒體報道團隊，分赴武陵山區、羅霄山區、雪峰山脈等10個曾經的深度貧困村駐村採訪，以蹲點手記的形式，記錄下這些村莊的故事，名為“十村記”。

　　在這場勝利中，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採訪中，3支隊伍，10余名記者，用1個月的時間，深入解剖了“12.8萬分之10”。“十村記”的初衷，是以記者視角為一場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做一些新聞注腳——

　　無論是農村基層治理的新舊“三板斧”、上學看病買房的“三憂”，還是農民身上一項項疊加的“技能包”，它們讀來如此細密，甚至有些瑣碎，卻具體可感，真實鮮活，如同在翻閱一本賬冊，在圍爐閒話家常……一位記者在文中寫道，在農村這個中國社會治理的最小范疇裏，藏著大學問。當我們將10篇蹲點手記集結細讀，不難發現，一個個小切口拼成一枚萬花筒，讓我們管窺時代的大圖景。

　　旁聽了夜談會裏一場關于産業的爭論，我們聽見爭論之外想幹事、謀發展的熱情；記錄下酒席“人情風”的日漸消散，我們捕捉文明春風潛入山村的腳步；驚嘆于鄉幹部“會拐彎”的高超車技，我們刻畫農村山路的延伸與通達、扶貧幹部的本事與決心……每一個故事裏，都藏著一個小小的勝利密碼，它可以是一顆致富的黃桃，半條溫暖的棉被，消失不見的耕牛，或者一張村規民約計分榜。

　　在鄉村蹲得越久，扎得越深，我們越發深刻感受到：廣袤的農村大地上，厚植著我們延續千年的根脈與靈魂，更蘊藏著我們邁向未來的基因與密碼。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農村不是悄然遠去的背影，而是生機勃勃的主角。

　　所以，我們試圖以新聞的白描筆法，勾勒出一幅“十村記”拼圖式畫卷，畫卷裏有喜，有憂，有盼，有不能忘卻的底色，更有時代鋪陳的華彩。

　　“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出乘勢而上、再接再厲、接續奮鬥的進軍號令。

　　徵途漫漫，惟有奮鬥。我們希望，“十村記”是一扇窗，推開它，你會看見中國大地上拔節生長的力量，看見奮進征程中堅如磐石的信仰。

　　這是勝利的回響，更是啟程的足音。

    湖南分社“十村記”融媒報道組：劉紫淩、袁汝婷、席敏、周楠、周勉、柳王敏、崔俊傑、陳澤國、程濟安、陳思汗、陳振海

再看那山路十八彎喲！

本報記者柳王敏

　　從長沙出發，調研組兵分多路，直奔山裏。湖南大體上是“七山二水一分田”，武陵山片區、羅霄山片區、雪峰山脈……千百年來，人們靠山吃山，也曾因山致貧，封閉在深山寨子裏的人，怎麼脫貧？

　　答案首先在“路”。

　　“5年時間內，我們修了87公里的盤山公路。”已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縣民樂鎮工作了16年的石峰對于山路的記憶異常深刻，“路都不通怎麼脫貧，以前泥坑路，哪怕下小雨，好多村寨都去不了。”他説。

　　民樂鎮處于湘黔兩省交界之處，是典型的山區小鎮，蜿蜒曲折的公路像一個個從側面壓扁的水泥彈簧，被強行摁進陡峭的山壁，鄉鎮幹部下鄉順溜了，自然就掌握了一門技能——會拐彎。

　　“不只是車子在拐彎，脫貧攻堅的路上，我們發展産業也遭遇‘彎道’，慢慢摸索‘拐彎’技術——宜茶則茶、宜桑則桑、宜養則養，讓農産品更好適應本地和市場。路通，思路也通了。”石峰説。

　　然而山區修路，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梳子山村的“公益達人”龍五一，2015年回村後，發動村民義務出資出工，硬是在陡山岩石間鑿出一條從寨子通往茶園的生産路。

　　“剛開始，大型機械進不來，最艱難的時候，80多名村民靠鋤頭一天只掘進不足5米。”站在雲煙縹緲的梳子山頭，55歲身型瘦削的龍五一充滿幹勁，他的身後，蜿蜒曲折的盤山公路宛如一條玉帶，“脫貧致富路”如今已通到家門口。

　　那“十八彎”的山路被拉通了，在永順縣團結村脫貧戶李明友眼裏，另一條被“拉通的路”似乎更有吸引力。“去年豐收的黃桃、花生，通過網絡直播，很快就銷售一空。”李明友説，網絡信號的覆蓋，在山裏人看來也是一條寬闊的“路”。

　　國學大師錢基博先生曾這樣評價湖南的地理氛圍：“重山疊嶺，灘河峻急，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記者奔赴湖湘山嶺間，慨嘆大自然鬼斧神工般造化的同時，感念湖湘兒女“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壯志豪情。

　　這份豪情，具體而生動。“剛當上村支書我就想，如果能夠把8個村民小組的進寨公路全部硬化，我就比較成功了。”曾任瀘溪縣麻溪口村村支書的李高明細數自己的成績——2017年村裏的通組進寨公路全部建完，一共是23公里。

　　發展，並不止于路通。駐麻溪口村的扶貧工作隊隊長段吉廣臨近歲末仍堅守在村裏，“為了發展生豬養殖，我們後盾單位資助擴寬了一條主幹道，從4.5米到5.5米，要保證這個項目品質能順利驗收。”他説。

　　在大山裏尋訪，調研組發現，關于山村道路，更多新的課題還在路上。瀘溪縣交通運輸局副局長黃院平不無感慨：“農村修路徵地沒有補貼，群眾工作難做，山區道路裏程長、面廣，加上部分地段地質脆弱，修好後養護又成了難題。”

　　在鄉村振興的道路上，這些又何嘗不是亟須解決的民生關切？那山，那人，那路，那關于世世代代脫貧致富的夢想。

“三板斧”新老之變

本報記者席敏

　　農村基層治理是最小的治理范疇，卻因處理細微而又具體的事務而蘊藏著大學問，它時刻考驗著村幹部的智慧和應變能力。記者在湖南省湘西地區不同的村蹲點調研發現，多年來，村幹部手中的“三板斧”已經歷新舊三次變化。

　　湘西大山連綿不絕，陡峭的地勢將村居分割開來，零零散散地布局在各個山頭間。全面脫貧後，一些曾經的貧困村迎來了新的發展起點，越來越多的産業在村裏落地生根。但這些陌生的産業和發展觀念在“進村入戶”時，也與部分村民傳統保守的觀念形成了鮮明衝突。

　　有的村幹部抱怨：農村的工作越來越難做了，“手上沒權力，手裏無政策，兜裏沒資金，導致在與群眾打交道時，總是障礙重重。”有的村幹部開玩笑説，與20世紀末21世紀初相比，現在做農村工作只有“三板斧”——靠政策、講道理、動感情。

　　持有這種觀點的村幹部不在少數。這在一定程度上説明，以家庭為單位的最小對象所存在的千差萬別又千變萬化的具體情況，對農村基層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幾名村幹部正面臨這樣一個情況：村裏要修建一條集蔬菜水果採摘與觀光休閒于一體的沿江産業帶，涉及整合部分村民的土地。有村民提出異議，認為這條産業帶和自己並沒有太大關係，“是村裏的事”，希望得到較高價格的補償，否則不予配合。

　　村幹部們輪番到府做工作，但這位村民始終不松口。村民也有自己的顧慮，如果以較低補償價讓出這塊地，雖能得到一時的補償，但年年到手的穩定收入就沒了，“年年種地年年有，一旦出手沒法回頭”。

　　在比較窘迫的集體經濟收入和僅有且只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補償政策下，村幹部無法做出更多的讓步，只能一遍遍地講明政策，繼而從全村發展大局去講道理。最後無奈之下，村幹部開始利用一點沾親帶故的關係，用最原始和樸素的感情來換取理解和支援。

　　與工廠、企業和社區所不同的是，在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熟人社會裏進行村級事務管理時，無論是村幹部還是普通群眾，都在對皆大歡喜的結果的期待中維係著巧妙的平衡。這不僅考驗村幹部的智慧，也是擺在村民面前的一道有關“短見”與“長遠”的選擇題。

　　有一些村幹部回憶起農村徵收“三提五統”的年代，為了完成上級的各項徵收任務，搬糧食、牽牛趕豬、子女入伍升學設置障礙等，曾是捏在幹部手裏的老“三板斧”。雖然有時頗能奏效，但他們也坦承，這“三板斧”卻造成幹部與群眾之間、群眾與群眾之間的緊張關係，“當面迎笑臉，轉身吐口水”的場景屢見不鮮。

　　隨著農民權益保障越來越受到重視。過去的“三板斧”已不再適用，無論是從農村的發展還是農民增收的角度，村兩委在更大程度上已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已有不少村幹部從更深的思想層次認識到這一轉變，同時也在尋求工作方法的改變。最為典型的一個標誌是，如今又有新的“三板斧”出現了。

　　一位村幹部對記者説，得到村民的支援沒有什麼訣竅，只是在日常工作中做到了三點：不徇私、講公平、謀發展。

　　這名村幹部總結説，這就是新時期農村基層工作的新“三板斧”。尤其是在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促進鄉村振興的新征程中，新“三板斧”將是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寶。

“牧童耕牛”去哪兒了

本報記者柳王敏

　　牛年，從下鄉找牛開始。

　　小橋流水，炊煙青瓦，牧童耕牛……多年前的詩畫圖景，成了一代人對于鄉村的美好記憶。

　　如今的鄉村已今非昔比，記者入村，牛還有沒有？又會有哪些不同的發現？

　　位于武陵山脈腹地的湘西地區，高山綿亙，河谷蜿蜒，部分村莊隱藏在雲煙深處，曾經一度閉塞落後窮苦。

　　記者來到的梳子山村就是如此，海拔高，平地難尋，山頭像梳齒一般，大多數房子建在半山腰，沒有院子，出門跨兩步就是“懸崖”。當地流傳一個故事，説一個外地媳婦嫁到這兒，晚上天黑出門倒水，自己連同水盆都滾下了山。

　　梳子山村是純苗族村，獨具特色的木房青瓦式建築，在山頭間聚成6個自然寨。記者看到，家家戶戶堂屋間，架著火盆，房梁上挂著臘肉，一家人圍坐一起，氣氛和和美美。

　　苗家傳統房屋，一般只有一層，兩三間房一字排開，內部打通，房頂一小塊會採用錯位架梁的方式，讓光透下來。2018年以前，村民龍紹文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裏，如今他一家六口人已經搬進了3層小洋樓，有8個房間。

　　這棟村裏“最氣派”的民居，是龍紹文依靠勤勞的雙手掙來的。打開龍頭就有自來水，按下開關燈就亮，取暖有電爐，做飯有瓶裝液化氣。入住這棟水泥磚房後，從此，熏黑的房梁、白天要借的自然光、堂屋裏的火塘等，就成了他的鄉村記憶。

　　“從老房子到新房子，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龍紹文説。還有一些易地搬遷戶，住進了鎮裏的集中安置房，木房子成為歷史，在新的空間有新的獲得感。

　　下河摸魚，田野撒歡，進山挖筍……關于鄉村的記憶，大多跟泥土有關，如今房子敞亮，硬化公路通組到戶，物流通暢，泥土成為滯留唇齒鼻尖的一種芬芳。

　　對于記者來説，想找的牧童耕牛，已成奢望。

　　牧童大抵是適齡學童，村小教學樓早已給他們安排明白，走過的村子，村民教育孩子説，要好好讀書，走出大山。路一通，車輛能自由穿行，農用車就開到村口，于是，“鐵牛”下田，黃牛上市。

　　在永順縣團結村的養牛大棚裏，扶貧工作隊給我們介紹説，村集體經濟的産業之一是黃牛養殖，2020年出欄肉牛51頭，所得利潤由貧困戶、村集體和合作社按比例分紅。

　　在山野間尋訪的老農，講述也只是關于耕牛的記憶，以及現時對于機械化便利、高效的歡迎。

　　田土仍是那方田土，小河依舊靜靜流淌，過了好多年，山仍在那裏。我們在尋訪中意識到，留下的人守住那青山綠水，就守住了那一份鄉村記憶，未來如何變化，守住了同樣會有一片閃亮星辰。

“致富經”這樣煉就

本報記者周勉

　　對于個體的農民而言，從脫貧攻堅邁向鄉村振興，除了持續飽滿的幹勁，更重要的是與時俱進的技能。記者近期在基層蹲點了解到，不光政府、企業為農民提供了各種各樣優質的培訓條件，農民學技術的熱情也非常高漲，這是鄉村振興最好的序章。

　　在湖南省懷化市麻陽苗族自治縣岩門鎮玳瑁坡村，漫山遍野的冰糖橙被村民們麻利地從樹上摘下送到車間。記者看到，這邊是男人們負責將橙子倒入流水線清洗分揀，那邊是女人們忙著篩選包裝。幾個年輕人架起手機、打開燈具，把整個過程直播給網友觀看。

　　村支書邢香金説，以前村民們只曉得靠經驗種橙子，種出來不懂加工更不懂銷售。前兩年開始，縣裏的農業專家、帶貨的直播團隊每年來村裏“辦學”好幾場，效果立竿見影。大家不僅學到了種橙子的技術，還知道怎麼把橙子賣得更好。

　　在這裏，每年參加10多場各類培訓、手機裏有10多個培訓群的農民不在少數。他們欣喜地告訴記者，自己可以隨時向老師和同學請教，各種農業教學App裏面的線上答疑、視頻示范讓人幾乎每天都會捧著手機學上幾個小時。一位種植水稻的村民説，以前是敢想不敢做，這兩年經過培訓積累了大量知識，也更新了很多觀念，自己準備打造自己的大米品牌。

　　種田、養殖的農民，不僅對傳統農技知識“門兒清”，農用無人機、養殖溫控室、市場行銷、品牌建設這些“黑科技”“時髦詞”都早已成為日常。搞旅遊辦産業的農民，用濃重口音跟人説起電子商務、法律基礎、經濟管理方面的知識來，也毫無“違和感”。

　　不少曾經就是“能人”的農民思維也更上一層樓。湖南懷化一位從事特種養殖的致富帶頭人曾經只顧“自己埋著頭掙錢”，因為不斷學習和接觸全新的理念，主動帶領本村和周邊21戶貧困戶一起脫貧。他自己有兩句話讓記者印象深刻：一是“為人民服務不僅是一句口號”。為鄉親們服務，得到的不光有好口碑，還能促進自己的事業。二是“錢是越分越多”。一個人幹不如帶著大家一起幹，有分工、有合作、有創意、有實踐，錢自然就越掙越多。

　　這些可喜變化的背後，是大家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要把日子越過越好的盼頭，也凝聚著政府、科技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努力。

　　湖南省懷化市通過“村-鄉鎮-縣-市四級聯動”的大數據係統收集全市農民的就業培訓需求，整合各方培訓資源為農民提供豐富多元、緊跟實際的培訓機會。湖南省農業農村廳不僅組織各地農民定期開展異地交流，還啟動“千名優秀農民境外培訓計劃”。2014年，湖南省將教育部已實施十年的“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升級為“農民大學生培養計劃”，截至2020年，共招收學生超15萬人、畢業學生覆蓋全省所有行政村。

　　湖南省農科院茶葉研究所副所長王潤龍，從2008年開始就以科技特派員等形式在基層一線服務。2011年到2013年挂職湖南省保靖縣副縣長期間，他和所裏同事一起將“保靖黃金茶”從無到有打造成如今規模7億元的産業。

　　記者在基層實實在在看到，經過脫貧攻堅的錘打與鍛煉，很多普通人都變成了更棒的自己。他們揣著美好的希望、帶著滿身技能，自信又篤定地向明天前行。

村規民約無須“挂墻”

本報記者周楠、崔俊傑、陳振海

　　源田村位于湘東山區，距離安仁縣城65余公里，過去因為環境衛生差、土地拋荒多等問題，多次被全縣通報批評，是全縣有名的“差等生”。不過，近幾年來，這個村卻先後被評為湖南省文明村、湖南省衛生村、湖南省美麗鄉村建設示范村、湖南省脫貧攻堅示范村、湖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前後反差如此之大，記者抱著懷疑的態度，決定去看看。沿著鄉村公路進村，映入眼簾的是鱗次櫛比的民房、整齊劃一的綠化帶、幹凈整潔的村道。遠處的菜地裏，10多名村民正在忙碌，自動噴灌係統噴射的水珠，在陽光照耀下折射出七彩光環，韭菜花長勢蔥蘢，一片生機勃勃的景象。

　　“以前是發展的問題，導致人心渙散，脫貧完成後，群眾對村裏事務積極性還是不夠高，我們就想辦法，村規民約雖然有，但容易挂在墻上、寫在紙上，執行起來被動乏力。”金紫仙鎮黨委委員、武裝部長、源田村原村支書段華告訴記者。

　　在廣泛徵求村民意見後，源田村創新實行村規民約“駕照式積分制”，參照駕照積分管理模式，每個村民每年設定12分，將村規民約劃分為思想政治建設、遵紀守法、公益事業、鄰里關係、移風易俗、化解矛盾、依規建房、森林防火、尊師重教、擁軍優屬、環境衛生、愛護公共財産等14類32項，明確處罰1分、2分、3分、6分、12分標準和范圍，定期評出“村規民約”積分管理遵規守約示范戶並予以表彰。

　　源田村黨總支書記、村委會主任譚根女介紹説，村裏組建一個積分管理考評小組，從村幹部、村民代表、村民理事會成員中選出5位原則性強、工作認真負責的同志，對村規民約的執行情況隨時隨地進行檢查考評。

　　據了解，得分情況每個月會張榜公示，有相應的獎罰措施。段華告訴記者：“一個年度內扣分未超過12分的，可享受村級産業分紅；扣分超過12分的，要組織集中學習村規民約；扣分超過24分或情節特別嚴重的，取消村級産業分紅；加分項目超過12分的，可享受雙份村級産業分紅。”

　　去年，村民段輝鳳為村裏面的發展建言獻策，加了3分，段軍平的兒子考取湖南中醫藥大學，村民段賤珠的孫女考取湘潭大學，分別都加了3分。到年底了，他們都作為村規民約“駕照式積分制”的示范戶被公開表彰。

　　當過多年村幹部的段輝鳳有感而發：“過去村規民約，規定相對寬泛，獎罰也不夠具體，很難執行，現在這種參照駕照積分管理的辦法，增強村規民約的嚴肅性、權威性，也能讓村民更主動自覺地遵守村規民約。”

　　“有了具體標準，獎罰分明，村裏風氣越來越好了。”段華告訴記者。前段時間，湖南省委改革辦正式對外公布“湖南基層改革探索100例”入選案例名單。其中，郴州市安仁縣《以積分制兌現“村規民約”——安仁縣源田村積極探索駕照式積分制管理模式》案例入選。

村裏“人情風”因何而散？

本報記者周勉

　　在湖南省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雙江鎮羅武村蹲點一周的時間裏，記者遇到了兩戶村民的大喜事兒：喪偶多年的陳堯領再遇姻緣，新房修了7年的楊年平終于“上梁”竣工。讓人耳目一新的是，大操大辦的場景並未出現。

　　楊年平家的慶祝方式簡單又溫馨，全家圍坐在一起吃了頓豐盛的午餐。陳堯領擺了酒，但規模和人情禮金都在村規民約的規定之內，而且還是扶貧工作隊和村裏鼓勵他辦的。

　　這個年過五旬的漢子不容易。原本不是貧困戶的他，多年前因發妻的意外離世深感消極，染上賭博和酗酒的惡習，並最終陷入貧困的泥沼。是工作隊和村幹部幫他走出陰霾，如今，再獲新生的他忙著搞種植、跑運輸，生活早已重回正軌。

　　楊年平的外孫女之前患有地中海貧血，是國家的醫保政策、脫貧的幫扶措施讓楊年平一家免于絕望。現在，孩子的病情穩定了，一家人又能把精力放到好好過日子上。

　　修個廁所要擺酒席、夏天生日春節辦……過去，為了盡量“多搞錢”，整酒擺席的理由套路五花八門。羅武村支書陳維卯説得好：因為脫貧攻堅讓大家的生活好了、鄉村振興讓大家的希望大了，才讓滋生于舊時土壤的“人情”陋習徹底斷了根，否則即使強制規定不許大操大辦，也無法讓村民從心裏接受。

　　蹲點期間記者最大的感受，也是村民們都把心思用到了正道上。

　　最近幾年來，扶貧車間、中藥材産業園、荷花文化園、土特産銷售等産業都辦起來了，不僅讓羅武村實現了集體經濟“零的突破”，也讓每一位村民深度參與其間。“2020年，全村三個扶貧電商銷售平臺的銷售總額超過70萬元，中藥材産業園給村民帶來勞務收入20萬元。”羅武村扶貧工作隊隊長周志強告訴記者，過去村裏的“懶漢”“賴貧戶”精神面貌完全改變了，工作隊從他們家中統一收購的土雞、蜂蜜、菜油等“土貨”品質越來越好，客戶評價越來越高。

　　2019年6月，村裏打造的鄉村旅遊項目“羅武荷花園”開園，到目前為止已吸引了一萬多名遊客來村裏賞花。一直在外務工的村民陳維烘以前一年回一次鄉，但從荷花園開園之後，就已經回來了四次。“以前回家少，除了忙著打工，也是想避開‘人情’，現在看到村裏發展得越來越好，想著能不能幹點什麼，就經常回來‘考察’一下。”陳維烘説，短短一年多時間，敢想敢幹的村民們就已經開起了8家民宿和10多家農家樂。

　　整酒擺席曾被認為是維係村民關係的手段，現在被越來越豐富的業余生活取代。除了一年一屆的“村晚”“村運會”，不少村民還自發組織成立廣場舞隊和志願者協會，不僅經常一起切磋舞藝，還負責村裏衛生、治安、傳統文化和生態環境保護。“把過去用在擺酒席上的精力和消費拿來辦這些事，我覺得更有意義！”陳維卯説。

“夜談會”裏謀“村業”

本報記者周勉

　　記者春節前在基層蹲點時，曾參與過湖南省懷化市溆浦縣大江口鎮虎皮溪村駐村工作隊的一次“夜談會”。虎皮溪村地處沅江畔，距離溆浦縣城近一個小時車程，海拔600多米，是個産業底子薄、外出人口多的小山村。這次觀點針鋒相對的會議主題，是“村裏該怎樣發展産業？”可以説，在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後，這是開啟鄉村振興大幕的關鍵一問。

　　虎皮溪村“夜談會”的兩個不同觀點，主要來自“60後”隊長吳實和“90後”隊員劉亞威。吳實主張依靠村裏優美的自然風景和300多米的海拔落差來發展旅遊，而劉亞威則建議將村裏種植柑橘的傳統充分挖掘，打造現代化農業産業。兩人的爭論截至“夜談會”時，其實已持續了數月。

　　吳實認為，小劉的方案有些見效過慢，尤其不能吸引年輕人回鄉，即使自己的方案達不到預期效果，硬體投入也可以為村民提供休閒娛樂的場所。而劉亞威則認為，吳實的方案缺乏獨特的資源支撐，對于脫貧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的虎皮溪村而言“步子邁得太大”，踏踏實實把第一産業做起來，才能為鄉村振興打下堅實基礎。

　　發展怎樣的産業，每個村莊都有自己的路徑，也都有自己的方法。其實老吳和小劉的爭論，在其他村莊都能找到支撐各自觀點的例子。比如湖南省益陽市南縣羅文村，曾連續在2017年、2018年“無中生有”地舉行了兩屆涂鴉藝術節，這個在洞庭湖區十分普通的小村莊因此“一炮而紅”，並因此破天荒地接待了幾十批港臺投資商。但在舉辦第二屆涂鴉節時，當地其實已經感到有些創意匱乏，後勁不足。隨後，縣裏主打綠色生態的“蝦稻米”獲得國家地理標誌保護産品稱號，讓羅文村找到一個實實在在的産業支撐。

　　而位于大山深處的湖南省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大樹坳村，為了發展産業，選擇通過“控産提質”來擺脫“豐産不豐收”的尷尬。

　　“以前我們的高山刺葡萄，價格最好時也不過每斤1元，還得求著人來收。”村主任胡祖國説，現在每斤2.5元，大家反倒搶著買。胡祖國告訴記者，過去畝産8000多斤時，單串兒重量不到3兩，長得稀稀拉拉很不好看。為此，大樹坳村不僅到外地學習先進經驗，引入“無雨栽培”模式，還從湖南農業大學請來專家為村民現場教學。現在畝産控制在5000斤左右，單串兒重量增加到5兩，外觀飽滿圓潤，含糖度也提高了4個百分點。這一減一提，畝均純利潤至少增加了800元。全村700戶中的153家貧困戶全部因此脫貧。

　　當然，還有些地方在不斷試錯摸索。有的項目已經啟動五六年時間，還未能實現盈利；有的因資金不足、規劃不接地氣、專業人才缺乏，導致進展緩慢，鄉村面貌不僅沒有向好發展，反而變得不倫不類；有的所謂項目號稱“一二三産融合”，實際上一産利潤微薄，二産附加值低，三産甚至“只聽吆喝不見其形”。

　　鄉村振興呼喚鄉村産業，産業興旺才能走向振興，不管是沿襲傳統將其“做實做精”，還是依靠創意、資金“另起爐灶”，首先都要允許不同觀點像虎皮溪村的“夜談會”那樣充分交流碰撞才能尋得一個最優路徑。其次，不管什麼項目，都必須讓村民深刻參與其中，讓大家有獲得感、成就感和尊嚴感，從而發自內心為鄉村振興貢獻自己的力量。第三，鄉村産業必須要能促進社會治理，讓産業和村級自治相結合，幫助鄉村完善契約精神、法治觀念、議事規則和精神面貌轉變等。

紅色旅遊“破壁出圈”

本報記者周楠、崔俊傑、陳澤國

　　牛年春節期間，因為進村遊客太多，沙洲村村支書、村主任朱向群幾乎每天都要忙到下午兩點多鐘才吃午飯。他説：“我初三晚上7點多才擠出時間，開車去丈母娘家拜年，9點多又趕回村裏，和村幹部們為第二天接待遊客做準備。”

　　據了解，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春節期間沙洲村每天的遊客近1萬人次。為了讓遊客有更好的旅遊體驗，沙洲村5名村幹部全部上崗。還安排了20名村民，負責安保、環衛、交通疏導。

　　沙洲村多年來寂寂無聞。2016年紀念紅軍長徵勝利80周年大會上，感人至深的“半條被子”故事令沙洲村聲名鵲起。朱向群説，4年多來，250多萬名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來村參觀，前些年，參加黨性教育培訓的黨員幹部居多，但這兩年來，以遊玩為目的的普通遊客越來越多。

　　“基礎設施的改善，為旅遊發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村裏的老支書朱分永説，與許多位置偏僻的紅色旅遊景點不同，沙洲村的區位優勢明顯，交通便捷，有廈蓉高速、省道353線。村旁就是橫跨深谷、長近2公里的廈蓉高速文明特大橋。

　　“要讓紅色深入人心，我們也非常注重如何貼近普通人的心理感受，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沙洲村黨支部副書記陳娟娟告訴記者，比如以“半條被子”故事為主線，深入挖掘了紅軍長徵途中在汝城發生的“一張借據”“一塊山楂片”等歷史故事，通過雕塑、書畫、遺物、影像等形式，供遊客緬懷瞻仰。

　　“‘半條被子’的故事，不僅講述了黨員初心，也講述了人性的溫暖。沙洲村在資料展示和故事講解中都非常用心，讓溫暖打動每一個人。”帶孩子來沙洲參觀的廣東樂昌市黃圃鎮的歐春波感慨説。

　　“紅色旅遊不能單做紅色。要延長産業鏈條，把遊客留下來，進一步感受紅色，也能帶動旅遊發展。”朱向群介紹説，村裏有古民居、古宗祠、古廟、古橋等古建築37處。因此，景區以紅軍長徵為主題，以沙洲瑤族村為核心，整合紅、綠、古三色資源，打造成沙洲核心景區、田園綜合體兩個組團，成為農旅結合典范，獲得“國家4A級景區”“中國美麗休閒鄉村”等殊榮。

　　“不是看一圈就走，村裏配套比較齊全，可以留下來，慢慢看。”遊客歐春波説。為了提供更多旅遊服務，中鐵公司和沙洲扶貧隊組織農家樂廚師培訓班、鄉村旅遊培訓班等“人人有技能”培訓11期，覆蓋全村500人次，發展民宿、農家樂等配套産業32家，在景區就業做保潔員、講解員、保安等30余人，既做到“家家有産業、人人懂技術、戶戶能增收”，也讓遊客來了後能夠安心留下來。

　　在沙洲村遊覽時，來自長沙的大一學生祝和康欣喜地發現村裏還有奶茶店、夜宵店。

　　目前，沙洲村發展民宿、農家樂、土菜館、遊樂場等32家，在村民俗廣場周邊常年擺設農貨攤點80個，開辟了近千米長的“農特産一條街”，成為村民致富的“搖錢樹”。脫貧戶朱利志説：“去年國慶節期間，我家攤位單日毛收入最多時有7000多元。”

“小桃子”中有“乾坤”

本報記者周楠、崔俊傑、陳振海

　　位于湖南羅霄山深處的平樂村，據説是整個炎陵縣每人平均收入最高的村，三分之一的家庭在縣城或其他大城市買了房，95%的家庭買了車，有十多家快遞公司在村裏駐點……

　　一連串令人咋舌的説法，産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越過羅霄山的陡崖深谷，我們來到了平樂村。

　　轉過一座山，豁然開朗，一排排整齊漂亮的樓房映入眼簾。房前屋後，漫山遍野，種滿了黃桃樹。立春已過，村民正忙著剪枝、移栽，老人們坐在門前曬太陽，孩子們在放鞭炮，真是一幅幸福美滿的“世外桃源”畫卷。

　　“短短三十年，換了人間。”中村瑤族鄉黨委副書記、平樂村黨總支書記盤建軍感慨。上世紀90年代初，他還在鄉中學教書，去縣裏參加運動會，要走20多裏山路，才能坐上去縣城的中巴車。當山外的“萬元戶”早已不稀奇時，大多數村民還在吃紅薯飯。

　　交通閉塞、土壤貧瘠、山多地少、山高路陡、氣候高寒，諸多因素疊加在一起，讓貧窮落後的標簽長期釘在平樂村的身上。

　　窮則思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村民外出務工，留守村民嘗試發展蘑菇、木耳、梨子、竹子等産業。“當時抱著‘反正都這麼窮了，還有什麼不敢嘗試的’心態，很多産業都嘗試過。”平樂村黨總支副書記鄺烈平告訴記者。

　　1996年起，少數村民開始嘗試種黃桃，到2008年左右，收益越來越明顯。但資金、技術的短缺，尤其是過去多次産業發展嘗試的失敗，讓村民不敢效倣。

　　2011年，鄧運成當選村支書。“當時黨員幹部和村民都説，我們選你，就是希望你能帶我們脫貧致富。”他説，當選之初，他日夜思索，怎樣才能帶領村民致富。

　　經過反覆比較，鄧運成決定種植黃桃。很多村民表示不敢冒險，鄧運成只好找了幾個敢闖敢幹的村民先行試驗，在村裏流轉土地150畝，成立種植合作社。

　　炎陵縣農業局的農技專家受邀到府指導，發現村裏海拔高、溫差大、土壤疏松，土層深厚，正是黃桃的“宜居地”。“沒想到，過去的劣勢反倒成了優勢。”鄧運成感慨。

　　3年後，黃桃豐收，畝産達1800公斤。黃桃價格最高的時候，有棵黃桃樹帶來的毛收入就近萬元。看到效果後，村民們紛紛開始種植黃桃。

　　鄧運成趁熱打鐵，採用“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運作模式，統一種植管理、統一銷售，使用二維碼，給黃桃貼上“身份證”，建設水果冷庫及收購場所，提供一條龍服務。

　　炎陵縣委縣政府也予以大力支援，硬化了通村通組路，對黃桃規模種植出臺了獎補措施，每年組織召開“桃花節”和“黃桃大會”，邀請外地客商前來，去北京、廣州等地的供銷對接會，把黃桃賣到全國各地。

　　隨著炎陵黃桃聲名遠揚，不少外地遊客慕名前來賞桃花、品黃桃。鄺烈平2018年開起了民宿，節假日常常客滿，“2020年接待遊客300多人次，收入3萬多元，以前一年總收入都沒這麼多。”

　　平樂村成了炎陵黃桃品質、品牌的樣板區，如今全村黃桃種植面積達3200畝，全村95%的村民種植黃桃，産量550萬斤，總産值3300萬元。盤建軍告訴記者，村民對未來信心滿滿，不滿足于現在的成就，要繼續延長産業鏈。

農民“三憂”這樣破解

本報記者席敏

　　新春期間，湘西農村洋溢著辭舊歲迎新年的喜慶氣氛。在脫貧攻堅戰役的勝利中，村裏的貧困戶都脫貧了。盤點一年的收成，不少農戶都發現增收了不少，臉上展露出收獲的笑臉。

　　但記者在蹲點時發現，邁向鄉村振興的道路上，由于基層醫療設施和醫護資源緊缺，高等院校學費較高和建房成本逐年攀升等，怕患病、憂上學、愁買房仍然是農村群眾反映比較突出的三大負擔。

　　今年64歲的村民老宋從兜裏掏出一把小藥瓶，一個個點著説：“治高血壓的、治風濕的、治肺氣腫的……”雖然並沒有很嚴重的疾病，但老宋僅花在吃藥上的費用，一年就要3000多元。

　　身患重大疾病是一個讓普通農村家庭難以承受的負擔。曾幫扶湖南一個深度貧困村的扶貧工作隊做過一項統計，全村建檔立卡戶124戶508人中，因大病陷入貧困有86人，佔比達6.5%。近年來，通過實施健康扶貧等有力舉措，建檔立卡戶求醫問藥的負擔明顯減輕。

　　當前農村存在較多的一種現象是慢性病患者較多，長期治療費用積累下來不是一筆小數。相對于更為便捷的城鎮醫療服務，農村基層一般只有一兩名“半工半農”的村醫。一些村民説，平時的頭疼腦熱，往往忍一忍就過去了，有些身體不適拖到扛不住時，已成了難以治療或花費較高的重大疾病。

　　教育扶貧能發揮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關鍵作用，通過子女就讀大專院校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有望顯著改變一家人的命運。記者曾探訪一個建檔立卡戶，女主人很自豪地講起剛從大學畢業一年的兒子在天津一家企業的工作。這位母親説：“兒子的年薪有20多萬元，自己還做一點電商生意，一家人的生活完全改變了。”

　　對于一些收入偏低的農村家庭來説，子女能夠考上一所大學是一家人改善生活境遇的希望，但從上高中到大專院校畢業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用等開支，仍是一筆較難承受的負擔。

　　村民老秦的大孫子今年上高三，正在緊張地準備迎接高考。為了讓大孫子考上滿意的大學，老秦花費積攢的近4萬元為他報考了一個藝術培訓班，手裏幾乎再無余錢。“不管壓力有多大，都希望能夠將大孫子供養出來，讓他今後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老秦説。

　　村民反映較多的另一個負擔是，隨著農村生活環境的改善，翻修及重建農村住宅是不少農戶的剛性需求，但這也意味著將有一筆大額開支。

　　一名村幹部介紹，每年村裏有兩三戶建房，造價在10萬元至50萬元之間。一些村民為了建房，不得不向親朋好友舉債，甚至通過舉辦宴席的方式來籌集資金。

　　一些村幹部認為，通過發展産業和壯大集體經濟來提高農戶家庭收入是緩解這三大負擔的關鍵途徑，但同時也需要進一步向下延伸公共醫療服務，讓農村慢性病問題得到及早重視和更好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