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風萬裏

依托李白故居的詩歌小鎮。

聶作平攝

　　■編者按

　　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童年，都背誦過“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幾乎每個中國學生，都在課本裏讀到過“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它們的作者李白，唐代著名詩人，千百年來在中國家喻戶曉。李白的一生，或因前途，或因遊歷，或因流放，自24歲離開家鄉四川，就一直處于奔波遷徙中，足跡遍布大半個中國。草地周刊將分上中下三部分，推出長稿《長風萬裏》，作者走訪了1000多年前李白停留過的那些地方，從文學和地理的角度，將李白的一生娓娓道來。

　　聶作平

　　春天即將過去。

　　老去的人從病榻上起來，策杖徐行。他看到陽光下的山坡上，一簇簇紅花明麗如霞。紅花讓他想起家鄉的一種鳥。花和鳥有相同的名字：杜鵑。

　　記憶中，也是這時節，每當日暮，杜鵑鳥就會站在村居旁最高的樹梢上，一聲接一聲地叫，一直要叫到次日淩晨天色朦朧。淒苦的叫聲如泣如訴，人們稱為杜鵑啼血。

　　老去的人由杜鵑花想起杜鵑鳥，又由杜鵑鳥想起故鄉。在這個業已60歲的老人心中，故鄉杳遠而模糊——自從24歲那年揮手自茲去，他再也沒有返回過。30多年前的故鄉，雖然還點點滴滴地留在記憶深處，然而歲月消磨，已然慢慢又不可阻擋地淡了，遠了，如同暮春時那些破舊了的春風。

　　惟有杜鵑鳥的哀鳴，依舊那樣清晰，清晰得驚心動魄。

　　從杜鵑花到杜鵑鳥，是一個人長長的一生：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

　　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老去的人叫李白——在中國，這是一個婦孺皆知的名字。他不僅是一個詩人，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生態度和一種人格精神的代表與象徵。

　　其時，李白已進入人生的最後時光。一年之後，他將在長江之濱的一座小城孤獨死去。

　　臨終前，他寫下絕筆《臨路歌》。詩裏，他又一次用扶搖而上九萬裏的大鵬自比。他悲哀且不甘地承認，由于時運不濟，大鵬從中天隕落了。他自信，像他這樣的天才，將“餘風激兮萬世”，只是，人世茫茫，後代還有誰能像孔子識別不世出的麒麟那樣，為他這只大鵬而哀傷追懷呢？

　　李白的擔心是多余的。在他逝去後的一千多年裏，他的名字從未被人遺忘，他的詩文被一代代讀者傳誦，他讚嘆過的山川，後人一次次登臨並臨風懷想。重訪李白之路，庶幾，我們可以辨識出一個更真實更生動的李白。

故鄉：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

　　三月的大地被幾場細雨喚醒，成都平原春深似海。

　　灰白的高速公路筆直伸向遠方，陽光下，發出質地堅硬的白光，像一柄長劍，把無邊無際的油菜花一剖為二，而連綿的花香和忙碌的蜜蜂，又試圖把它再次縫為一體。

　　為了李白，我又一次從成都前往江油。江油是四川盆地北部一座安寧的小城，視野盡頭俱是青黛的山，倣佛要向所有到達這裏的人暗示：成都平原和川西高原在此過渡。涪江和昌明河為城市帶來了生機，一年四季，綿綿流水總是不慌不忙地從城中流過。當油菜花從眼前消失，接踵而來的是碧綠的楊柳，它們在春風中蘇醒。

　　新世紀之初，當我第一次來到江油時，它的寧靜和古老讓我驚訝：早上走出賓館，從楊柳夾岸的街道那頭，竟然傳來一陣清脆的馬蹄聲，抬頭看，是一匹吃苦耐勞的矮種川馬，在一個農夫的驅趕下，拉著一車水靈靈的蔬菜往農貿市場而去。如果不是賓館高大的樓房，你會以為時光重新回到了唐朝，一個叫李白的少年很可能就從馬車背後飄然而過。

　　在江油，幾乎所有我熟悉的人——至少30個——都眾口一辭地説：李白就是江油人。江油出生，江油成長，直到24歲才離開。

　　與之相應的，是不少學者的另一種意見：李白是5歲那年隨父來到昌明的——昌明是唐代的一個縣，後改稱彰明，再後來合到江油。李白的出生地，不在江油，甚至不在今天的中國，而是在遙遠的中亞碎葉，即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

　　即使李白真的不是出生在江油，而是中亞古城碎葉；即使他真的5歲才隨父遷居昌明，到24歲永別家山，他在江油仍然長達20年，江油仍然是他一生中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20年裏，李白在故鄉讀書——偶爾也到附近州縣走一走，順便修道、學劍——一流的詩人外，他還是二流的劍客和三流的道士。

　　青蓮是江油以南的一座小鎮，唐時，名為青廉，地處綿陽到江油之間。零亂的街道散漫地分布在涪江衝積成的小平原上，大多是兩三層的小樓，在中國的鄉鎮乃至一些縣城隨處可見，似乎出自同一個想像力貧乏的建築師之手。

　　李白生活了大約20年的故居隴西院，就在青蓮鎮外的一座小山腳下。如今，由于發展旅遊，山上建了一座高大的倣古建築，名曰太白樓。樓下，是一方方題刻著李白詩作的石碑。寬闊的遊客中心和人跡稀少的停車場，把記憶裏原本曲徑通幽的隴西院襯托得很微型。

　　就像許多名人故居其實都是後人通過追思與懷念新建的一樣，李白故居也不可能是唐代的初版——李白離家數十年後，隴西院淪為寺廟。宋代，首次重建。明清鼎故之際，四川遭逢千古未有之變局，幾乎所有老建築都毀于兵火。今天，我看到的隴西院是清朝乾隆年間所建。

　　總體上説，李白並不是一個有多麼厚重鄉土觀念的人，他甚至很少懷念故鄉，他生命中的那份豪爽與灑脫，決定了他是一個唐代的暴走族，他的根在遠方，詩在遠方，夢想也在遠方。只是，如同任何一條波瀾壯闊的大河都有涓涓細流的源頭一樣，李白這條大河的源頭就在江油。

　　得天地英才而育之，這是江油的幸運。

　　隴西院是一座川西民居風格的三合院，院子裏，有一間李白書房──當然也是後人想像的産物。書桌上，陳列著筆墨紙硯，一把硬木椅子放在桌前，灰塵讓它有一種歷盡滄桑的錯覺。這些文人書房裏最普通的必需品指向了一個博大精深的時代。當它們各自散落時，它們是普通的，也是廉價的，但當人們把它們和一個叫李白的詩人聯繫在一起，它們又是華貴的，特殊的。面對歷史的忘川，後人的確需要用許多模擬之物，去假想天才和一個時代的緊張與松弛，光榮和夢想。

　　站在小小的書房前，春天的午後有一種令人眩暈的寂寞與感傷：恍然之間，你會以為那個叫李白的少年才剛剛出門，或許在溪邊看桃花李花的風景，或許在山上放一只扎了彩帶的風箏。總之，你沒感到歲月已經流逝了1300多年，你也沒感到那個叫大唐的時代早就杳如黃鶴。

　　“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許多年後，當李白因永王之亂被流放夜郎時，客居成都的杜甫又一次懷念他畢生敬重的老友，並為他的命運擔憂。他希望，漂泊天涯的李白，能夠在暮年重歸故裏，重歸昔年讀書的匡山。

　　查《江油縣志》可知，江油市區西北面的匡山，因“山石方隅，皆如筐形”，故名筐山；又因筐與匡同音，再稱匡山。此外，它還有另一個名字：戴天山。從青蓮到匡山，有一條古老的青石板路，據説李白就是沿著這條曲折如蛇的小路，往來于隴西院和匡山書院。一來一往的時間長達十年，小徑經行的村落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人，都見證了那個稚嫩的少年，如何一天天成長為風華正茂的青年。

　　今天，通往匡山的路依舊崎嶇。山不算高，林不算茂，風景卻有殊勝之處。三月的微風暖如熨鬥，吹得人心裏發癢。遠遠的農舍隱在大山的皺紋裏，偶爾傳出一兩聲溫柔的雞鳴狗吠，旋即又淹沒于無邊的寧靜中。

　　李白的讀書處在一座寺廟內，唐時稱為大明寺。清光緒十四年（西元1888年），龍安知府蔣德鈞感于李白匡山讀書舊事，發起鄉紳捐款，重建匡山書院。匡山書院最好的模范當然是李白，因此原有的李祠、太白樓、雙杜堂和中和殿也聯為一片，成為當地最具人文氣質的地方。然而，蔣知府的善舉沒能長久地維持，時過境遷，高大的建築早就淪為殘垣斷壁。

　　我前往匡山走的是公路。由江油市區西出，沿302省道行駛幾公里後北折，不遠處那些聳立的黝黑山峰就是匡山，父老口耳相傳的李白讀書臺，便在其中一座山頂的平曠處。

　　李白出川前的詩作只留下不多的幾首，其中一首寫他去拜訪山中道士不遇：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峰。

　　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我眼前的匡山依舊森林密布，山道崎嶇，雖然沒有野鹿蹤跡，但帶露的桃花，飛挂的山泉，雲中的翠竹卻比比皆是。

　　這首詩也暴露了李白的秘密：從少年時起，他就對修道十分感興趣。培養了李白這種興趣的，固然有李唐推崇道教的時代背景，也和江油境內的一座道教名山不無關係。

　　道教名山即竇團山。

　　與匡山相比，竇團山名氣大得多。雖然只有區區幾平方公里，卻因奇險聞名。遠遠望去，三座山峰筆直衝向藍天，除了其中一座有小路可蜿蜒而上外，另外兩座均無路可通。三座山峰之間，架設著沉重的鐵索橋。方志表明，早在李白的時代，鐵索橋就有了。然後，每隔一段時間就得更換新的鐵索。最近一次更換是清雍正五年（西元1727年）。近三百載光陰後，今人已經不知道祖先是如何在又高又陡的懸崖上架設鐵索的了。

　　竇團山原名團山。唐代之前，山上就有不少道觀，旺盛的香火和虔誠的香客，使這一脈既不算高、也不算大的山遠近聞名。唐初，彰明縣主簿竇子明棄官隱居山上。據説他苦心修煉，後來得道成仙。為了紀念竇神仙，團山更名竇團山。

　　李白從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但他畢生好道，求仙得道曾是他念念不忘的追求。

　　道教聖地近在咫尺，李白與竇團山相遇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令人驚訝的是，與描繪讀書十年的匡山不同，李白給竇團山留下的詩作只有短短十個字，甚至不能稱為完整的作品，更像一個突如其來的片斷：

　　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

　　相較入世的儒家和出世的佛教，産生于我國本土的道教追求的是修煉成仙，白日飛升。普天之下，得道升天的事誰見過呢？不過，對李白這種渾身長滿浪漫主義骨頭的詩人而言，道教的追求卻天然地契合了他生命中的浪漫元素。

　　那位居住于戴天山的李白訪之不遇的道士不詳其人，另一個道士卻對青少年時的李白産生過重要影響。他就是鹽亭趙蕤。

　　趙蕤長李白42歲，二人的年齡相當于祖孫的差距。幾十年裏，盡管朝廷多次徵召，趙蕤俱不應。他隱居蜀中，潛心道術、帝王學和縱橫術。作為他最得意的弟子，李白悉數繼承了趙蕤的衣缽——不僅思想，還包括人生觀和處世態度。是故古人把師徒並稱為蜀中二傑，所謂“趙蕤術數，李白文章”。

　　李白初訪趙蕤時，令他感到非常神奇的是，趙蕤養了上千只不同種類的鳥兒，他一呼喚，鳥兒就會飛到他身上——不久，李白也能像老師一樣和鳥兒打成一片了。

　　中亞富商的家庭出身，漢夷雜處的生活環境，長途遷徙的童年漂泊，熟讀儒家經典的少年時代，學道擊劍的青年時期……諸種落差巨大的生活，造就了李白復雜甚至對立的性格：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好文又尚武，既醉心山水又熱愛紅塵，既好高騖遠又腳踏實地，既樂觀豪邁又憂鬱敏感……總之，他是唐代詩人中罕見的異數。其他詩人太像詩人，如杜甫、王維、孟浩然，而他更像一個闖入詩壇的俠客、醉漢、浪蕩子和道士，同時還是一個滿懷政治熱情的治國空想家。

　　終其一生，李白一直在儒與道之間搖擺。當人生出現順境和希望時，他立即豪情萬丈，仰天大笑出門去，相信或者説幻想他能“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能“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爾後功成身退，像范蠡那樣浪跡煙波五湖。然而，一旦現實不順，挫折當頭，他馬上回到了道家，修仙煉丹，寄情山水，“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飄飄然如方外之士。

　　已故文學評論家李長之認為，李白“的確想當一當宰相，把天下治得太平，功成身退，就學范蠡和張良。這是在他一生的詩文裏都一貫地這樣表示著的。可是他也有學道的心，想當神仙，那也是同樣很誠意的。在他政治的熱心上升時，他就放棄了學道；在他政治上失敗時，他就又想學仙；自然，他最後是兩無所成，那就只有吃酒了。我們現在要指出的是，他的從政，的確有種抱負，那就是要治國平天下，所以做官要做大的，同時也不只是功名富貴的個人享受就滿足。這一種比較成熟的政治願望，是他在壯年時形成的。這一種學仙與從政的根本矛盾，此後支配他一生。”

　　我以為，李先生的論述相當精準。李白大約屬于○型血，激情四射而又容易感到倦怠，熱情似火而又無法持久。他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真實得有些任性的人。

　　不過，在江油時，李白才20出頭，還沒遭受過任何人生挫折，不可能像老師趙蕤一樣隱居山林，以野鳥琴書為伴。他要出山，要建立一番不世的功業。

　　自唐以降，學而優則仕，讀書人想釋褐做官，似乎只有科考一途。但唐代科舉成型未久，雖最為重要，但尚有其他道路可走。比如舉薦，比如獻賦。

　　京師重臣或封疆大吏一旦向朝廷舉薦，常常事半功倍。至于獻賦，那是漢代以來的慣例。如杜甫屢試不第，先後兩次獻賦，終因《三大禮賦》而授京兆府兵曹參軍。

　　不僅舉薦和獻賦可得官，甚至隱居有名也可得官，如稱讚李白仙風道骨的司馬承禎，他隱居天臺山，名氣甚大，從武後起，朝廷就屢次徵召，死後還追贈銀青光祿大夫。

　　要想獲得舉薦，就必須幹謁。在唐代，為了獲得達官貴人舉薦，讀書人——尤其是以詩文擅長的詩人，幾乎都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幹謁。

　　幹謁的字面意思是有所企圖而求見顯達者。具體到唐人幹謁，就是為了在科場勝出或是直接入仕而拜訪顯達者，希望通過向他們展示才華，贏得好感，得到舉薦。為此，甚至産生了一種稱為幹謁體的詩歌品種——説白了，這些文辭典雅的詩作，類似于當代的自薦信。如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朱慶餘的《近試上張水部》皆如是。

　　李白的幹謁生涯自19歲開始。那是開元八年，即西元720年春天。當匡山上的草木又一次吐出亮晶晶的新芽時，他前往彰明以南的成都。在成都，他拜訪了益州長史蘇颋。蘇曾官至宰相，是一個溫厚的長者。按李白後來的説法，蘇很賞識他，指著李白對手下官員説，“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令人疑惑的是，即便如此，蘇颋卻沒有舉薦他。不知蘇颋是出于客氣才待李白以布衣之禮，還是多年後李白的追述有所修飾？

　　拜訪蘇颋沒結果，李白又沿著成渝古道去了渝州（重慶）。在渝州，他拜訪了刺史李邕。李邕之父李善乃《文選》的注釋者，此書是包括李白在內的年輕學子使用的教材，李邕本人則是知名書法家。但是，李邕對這個侃侃而談的年輕人禮貌而拒絕——他令手下一個復姓宇文的官員把李白打發走。

　　成渝幹謁，李白唯一的收獲就來自宇文——他送了滿臉失望的李白一只桃竹制成的書筒。

　　冬時，李白重又回到家鄉，回到匡山，並在詩作裏流露出歸隱林泉、終老青山的念頭。其實，李白才20多歲，所謂歸隱，所謂林泉，俱不可能落到實處。就像幾百年後侯方域下第，煞有介事地寫文章表示從此杜絕儒士，閉門隱居一樣，皆不過是有口無心地發發牢騷而已。

遠方：仍憐故鄉水，萬裏送行舟

　　天文學上有個詞叫紅移，意指光源遠離觀測者時，觀測者接收到的光波頻率比其固有頻率更低，即向紅端偏移，故稱紅移。天文學家告訴我們，整個宇宙中的其他星體都在紅移。也就是説，從浩瀚的空間看，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變得越來越孤獨，因為所有星體都在遠離我們。

　　如果把紅移這個詞借給歷史，歷史上的人和事也同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紅移。祖先離我們越來越遠，他們的呼吸和歡笑早已在風露中凝固。他們曾經的苦難與歡樂，以及難以逾越的艱難苦恨，到如今，都不過是舊籍裏了無生意的文字。

　　幸好，依憑文字，我們也許還能想像並還原他們的生活。關于李白，我們也只能依憑他留下的幾百篇詩文以及同時代和稍晚者的記述，而我一直相信，對這些先賢人生軌跡的重訪，盡管由于時過境遷，很多地方不僅名字變了，甚至連地貌也發生了變化，但仍有可能讓我們在想像並還原他們的生活時，更多一些真實與妥貼。

　　開元十三年（西元725年），李白24歲。春天，他買舟東下，寫下了平生第一首民歌風的作品：

　　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飛。

　　十月三千裏，郎行幾歲歸？

　　按古人説法，人生的機緣與遭遇是前定的，于詩人，就有詩讖一説——詩人靈感所至寫下的詩句，完全可能在日後兌現，成為他們對命運的自我預言。李白這首《巴女詞》似乎就有詩讖的意味：十月三千裏，郎行幾歲歸？是啊，遠去的巴蜀兒郎，你幾時才會回來？終其一生，除了流放夜郎時溯江而至巫山外，李白漂泊的腳步如同暗夜遠去的燈盞，再也沒照亮過沉寂的故鄉。

　　檢閱李白留下的全部詩文，回憶故鄉的篇什並不多，與同時代或不同時代那些憶起故鄉就涕泗縱橫的詩人相比，李白對故鄉似乎缺少更多的眷愛。我曾經奇怪于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在交通極不發達的古代，我們的祖先卻更有勇氣踏上漫漫徵途。他們壯歲的遊歷，動輒三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山川阻隔，故鄉和親人杳如黃鶴，他們卻義無反顧地匆匆上路了。長亭與短亭之間，名山和大川之間，古人意氣風發的樣子令人嫉妒。

　　反觀今日，古人一年半載才能走完的路，飛機幾個小時就可安然抵達，但多少現代人有過詩意的遠行呢？兩千年前的司馬遷自述“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今人雖交通便利，可幾人能重復太史公的足跡？對古人來説，渺不可知的遠方不僅是一種誘惑，更是一種激情燃燒的生活方式。

　　李白的輕舟在開元十三年春天駛出了故鄉巴蜀，東去的浪花頂托起那葉小小的木船。江流浩蕩，春暖花開，眼前的景象令第一次出遠門的李白心曠神怡，他的內心深處是否天真地認為：從此，人生之路也將順水行舟一樣寫意而美滿？

　　出川後經停的第一站是江陵。在江陵，李白認識了道教大師司馬承禎。司馬承禎對李白很有好感，稱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李白還年輕，既沒名氣也沒影響，除了夢想和才華一無所有。司馬的稱讚對李白便很重要，好比我們對一個孩子的表揚往往會改變他的人生一樣，司馬的表揚也令李白激動。為此，他寫下了《大鵬遇希有鳥賦》，把自己比喻為大鵬，把司馬比喻為希有鳥。那只李白想像中“一鼓一舞，煙朦沙昏。五岳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的大鵬，從此成為李白堅定不移的精神自況——終其一生，他是如此渴望像大鵬那樣搏擊雲天，扶搖萬裏。

　　黃鶴樓向來被看作武漢的地標，它與湖南岳陽樓、江西滕王閣和山西鸛雀樓並稱中國四大名樓。初次漫遊的青年李白由江陵來到江夏（武昌），聳立于長江之濱的黃鶴樓，自然不會忽略。

　　今天的黃鶴樓是一座鋼筋水泥的高大建築，盡管竭力修飾出古意，但粗糙與倣冒感依然撲面而來。李白登臨的黃鶴樓自然不是如今的樣子，甚至也不在如今的位置，而是更靠長江——20世紀修建大橋，黃鶴樓樓址作了移動。我曾看過日本人常盤大定拍攝于一個世紀前的黃鶴樓。它矗立在一大堆高高低低的民居中，雖然最高，卻不像現在這樣鶴立雞群。當然，常盤大定拍攝的黃鶴樓也不是李白登臨的黃鶴樓。這座始建于三國時期的名樓命運多舛，多次被毀，又多次重建。災難就像它的名聲一樣鮮有出其右者。1884年，黃鶴樓毀于大火，此後一百余年，黃鶴樓只是一個令人追思的遺址。我們現在見到的黃鶴樓重建于1985年。三樓一座大廳，墻上繪有眾多登臨黃鶴樓的名人，李白當然是必不可少的一位。

　　登臨送目，必然有詩。李白讀了壁上所題的崔顥的七律後，竟然沒動筆，感嘆説：“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這個故事説明兩點，其一，崔顥的詩的確好，至少這首黃鶴樓，令詩仙也扼腕稱讚；其二，後人認為李白一生自負，幾乎到了目中無人的地步。以他對崔顥作品的表現觀之，並非如此。

　　自從有了遙感技術，人類就得以從渺遠的高空俯瞰自己的大地。對這些從太空發回的照片，我有一種莫名的敬畏：原本遼闊的山河被濃縮到一張小小的照片上。雖然地圖也能縮地千裏，卻沒有遙感照片的真實具體。

　　在一千公里高空，當衛星對著中國大地拍攝時，我看到了一片赭黃中夾雜著一些淡藍，淡藍中的一個小分部，靜靜地淌在湖南北部。當衛星更靠近，這片淡藍的小分部變大了，略似于一只扭曲的葫蘆。這就是洞庭湖。

　　古人雲：“四瀆長江為長，五湖洞庭為宗。”意思是説長江、黃河、淮河、濟水四水，數長江最長；洞庭、鄱陽、太湖、巢湖、洪澤五大淡水湖，以洞庭為首。這不僅就洞庭湖當時面積最大而言，也與洞庭湖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關。這片浩蕩的湖水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劉禹錫、韓愈、李商隱、孟浩然、范仲淹等光輝的名字連在一起。作為中國第二大淡水湖，即便在湖區不斷縮減的今天，面積依然超過兩千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縣轄地。

　　李白漫遊的腳步數次抵達洞庭湖，他的目光幾度注視八百裏洞庭浩渺的煙波。

　　第一次是他出蜀後的壯遊。在荊楚期間，他遇到了同樣來自蜀中的友人吳指南，于是結伴而行，同遊瀟湘。

　　愉快的旅程很快因吳指南的暴死戛然而止。撫摸著同伴的遺體，李白大放悲聲，他第一次感覺到生死如影隨形。擦幹眼淚後，他把吳指南暫葬于湖邊，爾後東下。三年後，李白再次前往洞庭湖，把吳指南的遺體取出來，骨肉還沒分離，他就親手用刀把骨頭剔下來，背著它徒步走了幾百裏，安葬在武昌附近。

　　很多年過去了，當李白不再年輕，他龍鐘的腳步還將重合青春的腳步。那是他被流放夜郎遇赦後，他還會來到洞庭湖邊，登臨那座古老的樓。

　　就像黃鶴樓業已走進豐沛的中國文學史一樣，岳陽樓的光輝也筆直地燭照千秋。自從開元初年張説在洞庭湖畔築樓起，一千多年間，它多次遭受重創倒下，又多次倔強地重新站立。

　　時至今日，幾度興廢的岳陽樓依舊屹立于洞庭湖邊。登樓遠眺，眼前還是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描繪過的景象：“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崖，朝暉夕陰，氣象萬千。”

　　當李白初次登樓時，那種帶著驚訝的喜悅在他詩裏觸手可及。是的，那時他還年輕，年輕得沒有經歷過任何挫折，年輕得有些目中無人。然而，命運始終是一個不講遊戲規則的對手，它最擅長的就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多年以後，當年的翩翩少年須發如雪，洞庭湖仍舊水光接天。在與時間的比賽中，除了大自然，沒有人能獲勝。李白如此，我們亦然。

　　同為大詩人的杜甫一直是李白身後的小兄弟，這位命運比李白還要乖張的詩人，青壯年時代的顛沛流離沒有換來晚歲的安寧與幸福。相反，他的晚歲生涯甚至比青壯年時代還要淒涼。

　　大歷三年（西元768年），李白已去世六年，杜甫也是風燭殘年，要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亦將終結。那一年，杜甫登上了李白數次登臨的岳陽樓，寫下了那首著名的五律：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君山是洞庭湖無數島嶼中最知名的一個，從岳陽樓望過去，它像是在水天交接處浮動。雖然海拔不過幾十米，面積也不足一平方公里，卻是整個洞庭湖人文風光和自然風光最引人入勝者。

　　然而在李白看來，舉目風景的君山還是不要為好——把它刬掉的話，湘水就暢行無阻地平鋪遠流了；整個洞庭湖倘若用來盛酒，足以醉殺無邊無際的秋天。

　　奇特的想像不減當年。雖然遭遇了人生的種種苦難與不測，李白依然葆有一顆孩童般的好奇之心。與杜甫的沉鬱悲壯相比，李白把人生的苦難統統過濾掉了，他讓我們只看到了自然的瑰麗與想像的高遠。

　　暫厝了吳指南後，李白獨自上路。種種跡象表明，李白此次壯遊有一個大致的目的地，那就是剡中。當他從湖北境內又一次出發時，他在詩裏寫道：“此行不為鱸魚鲙，自愛名山入剡中。”

　　剡中是哪裏呢？即歷史上的剡縣，也就是今天浙江嵊州及周邊地區。這一帶山海相接，景色清幽，尤其自魏晉以來，高人逸士多匯于此。如李白一生最敬佩的先輩詩人謝靈運，其家族就在這裏有大片莊園。

　　李白並不是直奔目的地而去的。他順江東下，一路走走停停。首先，來到廬山，在感嘆了廬山瀑布乃銀河落九天後，來到金陵，即今天南京。關于金陵，或者説南京，作家葉兆言的説法深合余意。他説，“南京在歷史上不斷地被破壞，被傷害，又不斷地重生和發展，這個城市最適合文化人到訪。它的每一處古跡，均帶有深厚的人文色彩，憑吊任何一個遺址，都意味著與沉重的歷史對話。”

　　一生中，李白多次前往金陵，也多次憑吊不同的江山遺跡。流放夜郎遇赦後，已進入生命倒計時的李白又一次來到金陵，他登上了一座著名的古臺。那就是因他的詩篇而名揚至今的鳳凰臺。

　　鳳凰臺的得名，據説是南朝劉宋時期，有三只鳳凰飛臨城西的小山。為了紀念這一祥瑞，人們修建了一座高臺，稱為鳳凰臺。鳳凰臺所在的小山，稱為鳳凰山——今天南京南部的百家湖邊，有一座圓形高臺，上面樹著三只巨大的紅色鳳凰雕塑，人們把它稱為鳳凰臺。但它並非李白所遊的鳳凰臺。李白的鳳凰臺遺址在夫子廟西側的秦淮河畔——更具體的位置，有人説在一所校園內。那年，李白登罷鳳凰臺，留下了七律：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浮雲蔽日，長安不見，人生的種種不得意讓豁達的詩仙也未免愁悶滋長。當他歷盡滄桑，腳步遍及大半個中國卻一無所獲時，他終于生出了三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的恍惚。

　　不過，第一次到金陵時，李白還年輕，有的是時光，有的是金錢，也有的是豪情和酒興：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

　　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

　　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

　　南京之後是揚州。揚州之後，李白深入剡中。鏡湖、若耶溪、王右軍故宅，到處都留下了他的屐痕。726年晚秋，李白從剡中回到揚州，興盡悲來，陷入了此前很少有過的憂傷中。原來，年輕的他，因家境殷實，帶著大筆盤纏，甚至還有一個書童隨行服侍。一路上，他縱情揮霍，“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這麼一筆巨款，除了自己消費，還仗義疏財：“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沒想到，這麼大手大腳，很快就千金散盡。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雪上加霜的是，錢花得差不多時，人也病了。窘迫中，他突然懷念他的老師趙蕤。然而老師遠在故鄉，根本沒法幫他。

　　最終，幫李白的是一個叫孟榮的朋友。孟榮係江都縣丞，李白尊稱他孟少府。孟少府給了李白一筆錢，並請醫生為他診治。在病中，豪放的李白也變得敏感，那個深秋的夜晚，他獨看天上明月，不由思念故鄉，以及故人的親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著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孟少府不僅解了李白的燃眉之急，還為他指明瞭另一條更長遠的路：他給李白介紹了一門婚事。他覺得，26歲的李白應該結束漫遊成家立業了。

　　李白聽從了孟少府的建議，于727年春天離開揚州。煙花繁茂的江南遠了，他的客船溯江而上，去往一個叫安陸的小地方。

蹉跎：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十多年前，圍繞誰才是名副其實李白故裏，江油和安陸有過一次影響甚大的爭論。我的朋友老蒲是當事人之一，説起此事，至今猶自憤憤不平。在這個江油人眼裏，只有江油，才是貨真價實的李白故裏。當年工商部門卻判定：安陸使用李白故裏不侵權。之後不久，甘肅又提出李白故裏在天水——加上吉爾吉斯坦，李白故裏一下有了四個。其情其景，讓人想起古稀之年自殺的大思想家李贄曾經的感嘆：“嗚呼！一個李白，生時無所容入，死而千百余年，慕而爭者無時而已。余謂李白無時不是其生之年，無處不是其生之地。”

　　美國漢學家比爾·波特則一針見血地説，“李白就像一個大蛋糕，每個人都想分一塊。即使李白現在沒有死，我想他自己也會笑死的。”

　　是的，猶如許多在世時不為人重，死後卻被封神的大師一樣，李白亦如此。同樣的例子，梵谷在阿爾發瘋，可憐的他用剃刀割下一只耳朵，作為禮物送給一個妓女。阿爾居民聯名請願，要求將梵谷趕走。而今天，阿爾卻以梵谷而自豪。

　　人類的悲哀就在這裏：必須等到那些懷才不遇的大師已成為天地間的過客後，才會在懷念與傷感中想起未曾把他應得的景仰與尊重給他。凱撒的歸了凱撒，上帝的歸了上帝，大師的卻沒有歸大師。

　　如同江油一樣，安陸也是一座小城。歷史上，安陸忽而稱安州，忽而稱安陸，忽而為州治，忽而為郡治——不論哪一種，大多時候，其行政級別都比今天的縣級市要高。並且，唐宋時，安陸處于繁忙的交通線上，它“北控三關，南通江漢，居襄、樊之左腋，為黃、鄂之上游。水陸流通，山川環峙。”

　　江漢平原邊緣的安陸，其西、北和東北都是隆起的山地。如果從空中鳥瞰，平原與山地交錯，就像一個人攤開的手掌，掌心是平原，指頭是山地。

　　同樣是一個春天的下午，我出了安陸城，向西北而行，不到二十公里，就進入了翠黛的山中。

山名白兆山，但我更喜歡它的另一個名字：碧山。不僅碧山更富詩意，並且，它本身就來自李白在這裏寫下的一首詩：

　　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

　　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如今的碧山，或者説白兆山，建成了李白文化旅遊區——當然，必須的標配是紀念館。紀念館是供人憑吊和緬懷的，而眼前的青山綠水，盡管和唐時相比肯定有了變化，但應該大體相差不多。一千多年前，李白從揚州來到碧山，居于山中。不久，他按之前孟少府的介紹，作了許家的女婿。然後，又回到山中。

　　許氏是李白一生中有據可考的四個女人之一。這四個女人，分別是兩位正室，即許氏和後來的宗氏；另兩位沒有名份，僅為同居關係，一個姓劉，稱劉氏，還有一個姓也沒留下，因是魯郡人，後人稱魯婦。

　　安陸周遭幾百裏，許家都是聲名最顯赫的官宦世家。許氏的祖父許圉師曾官至宰相，許圉師的父親、祖父、曾祖以及兒子，也做到了刺史一級。許圉師的六世孫——算起來，比李白晚三輩——乃晚唐著名詩人許渾，“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就是他的名句。

　　可以説，李白一生都在尋找前途，為他的遠大政治理想尋找前途。按理，唐代科舉已成型，學而優則仕乃社會共識，李白應該像他同時代的王維、崔顥、祖咏、王昌齡等人那樣應科考，在金榜題名後取得入仕機會。奇怪的是，李白從未參加過科考。

　　原因其實很簡單。唐朝規定：“刑家之子，工商殊類”不得參加科考，李白的商人家庭出身，決定了李家雖然有錢，卻沒有社會地位，連科考的資格也不具備——我們實在難以想像，一個家財萬貫的商人，其社會地位反倒不如一個躬耕壟畝的農夫。但重農抑商的時代確乎如此。只有農業才是本，其他都是末。

　　所以，對王維年紀輕輕就高中狀元，李白只有羨慕的份兒。他必須另謀出路，另辟蹊徑——這蹊徑竟然一輩子也沒有辟出來。他一生都在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中迴圈，直到垂垂老去。

　　無論怎麼看，李白的兩次婚姻，都帶著濃厚的功利色彩，正是他試圖另辟的蹊徑之一。

　　許家累代官宦，許氏的祖父更是做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李白一介布衣，出身卑微。這樣的婚姻，顯係高攀。作為對高攀的回應，許家並不讓李白娶走許氏，而是入贅許家。

　　贅的本意指多余之物，入贅就是男子就婚女家，相當于女家的多余之物，稱為贅婿。在我老家四川南部，入贅稱為倒插門，為人鄙夷。絕大多數時代和地方，贅婿地位都很低下。不僅自己要隨女家生活，生下孩子，也要隨女家姓。秦朝時，常把逃亡捕獲者、商人和贅婿抓去服徭役。如《史記·始皇本紀》雲：“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

　　盡管贅婿名聲不好，地位低下，唐代卻很流行——其中很大一部分贅婿都是出身寒微的讀書人，“權貴之家，往往以女招贅士人，而士之末達者，亦多樂于就贅，藉為趨附之梯。”

　　李白也希望通過入贅許家，獲得一張趨附之梯，從而實現他自比管、樂和諸葛的政治理想。

　　入贅許家前，李白去了一趟距安陸不遠的襄陽。襄陽位于漢水中遊的唐白河匯入處，交通極為發達。水路而言，從襄陽出發，既可溯漢水達陜西，也可順漢水進長江，還可逆唐白河上中原。陸路而言，襄陽是南襄隘道和荊襄驛道的連接點。水陸樞紐的便利，為襄陽贏得了南船北馬交集地的美譽。與襄陽城一江之隔的漢水東岸，有一片連綿的低山，望之蔚然而深秀。李白時代，山中住著一個著名隱者，即田園詩人孟浩然。

　　李白由安陸到襄陽，就是為了拜訪孟浩然。其時，比李白年長十二歲的孟浩然已是成名大詩人，作品風靡天下，驕傲如李白，也毫不掩飾對他的敬仰：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查李白全集可知，他一共為孟浩然寫了五首詩。孟浩然集中，卻找不到回贈李白的。不過，這並不妨礙孟浩然在李白心中的崇高地位——因為，隱逸的孟浩然，其實代表了李白人生目標的另一半——一半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一半是功成身退，弄舟江湖。孟浩然，正是後一半的代表。

　　見過孟浩然後，李白回到安陸與許氏成婚。這一年，李白二十七歲了，算是標準的晚婚青年。

　　李白對許氏的顏值很滿意。他帶著新婚妻子到安陸南邊的應城泡溫泉，並稱讚許氏“氣浮蘭芳滿，色漲桃花然”。但是，新婚燕爾的李白似乎並不快活。不快活的主要原因是許氏的堂兄對他充滿敵意，不斷詆毀他，算計他。李白只好説服許氏，從城中的許氏大宅搬到白兆山。

　　李白希望借助許家人脈進入仕途的夢想，最終看來，也只是夢想罷了。唐代以安陸為中心，既設置過安州，又設置過更重要的安州都督府。按李白後來的自述，首任安州都督馬公很欣賞他，“一見盡禮，許為奇才”，並對手下長史李京之説，“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而“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句句動人”。

　　李白的自述有誇大嫌疑。首先，馬都督乃一介武夫，盡管好文，未必真的發自內心推崇李白。且馬公身寄封疆，原本有權向朝廷推薦李白，而這也是李白幹謁他的目的，馬公卻沒有這樣做。不久，馬公調離。按李白的説法，馬公的長史李京之，曾聽到過馬公對他的稱道，但李京之對李白卻沒什麼好感——甚至，李白還曾為一點小事得罪他，令李長史耿耿于懷。

　　李白畢生好酒，幾乎是飲者的代名詞。在安陸時，一天晚上，李白與友人喝醉了酒，午夜才回家。路上，他看到李長史的車駕，冒失地衝上去想打個招呼，不想，馬受了驚，差點把李長史丟翻在地。李白的冒失行為，不僅衝撞長官，而且違反宵禁。當然，由于許家的聲望和李白本人的名氣，他沒有受皮肉之苦，卻不得不寫了一篇低三下四的書信向李長史認罪。這就是收錄在李白全集中的《上安州李長史書》。

　　大多數人固有印象裏，李白不畏權貴，狂放不羈，用杜甫的説法是“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如果讀了他給李長史的信，這種印象將為之顛覆——你甚至懷疑，這些誠惶誠恐的文字，真的出自李白之手嗎？他在信中自貶妄人，“南徙莫從，北遊失路”，偶然遇到老朋友喝高了，不小心衝撞了長史車駕，只有“敢昧負荊，請罪門下”。如果李長史原諒他的“愚蒙”，“免以訓責”，那他將不惜性命回報，以此“謝君侯之德”。

　　卑辭曲意的信使李白免受了李長史的訓責，但也使李白在後人印象中大大減分。幸好，此事不久，李長史調離了，裴長史來了。李白趕緊又給裴長史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向朝廷舉薦自己。

　　給裴長史的信中，李白回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並不無誇大地自我表揚了一番。然後是對裴長史的吹捧，這些吹捧今天讀來仍感肉麻：“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也。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

　　吹捧是全方位不留死角的。但即便從李白帶有褒義的描寫看，裴長史也非善類：“月費千金，日宴群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差不多就是一個不理政事，天天狂喝濫飲，左擁右抱的酒色之徒。到了李白的筆下，他不僅“貴而且賢”，更有甚者，李白還編造民謠把吹捧進一步深化：“賓朋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頗像他後來吹捧韓朝宗時編造的另一句民謠：“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無須為尊者諱。海子詩雲：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淚水，來澆灌家園。古今中外，概同此理。我猜李白寫這些比等因奉此的公文更無聊的作品時，心情多半是惡劣的──公文至少不用肉麻地放棄尊嚴吹捧長官。但李白必須寫，他企圖用這種方式給自己的人生帶來轉機。

　　轉機卻沒到來。裴長史毫無反應，李白又一次失望了。

　　李白留下的作品中，有一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散文，卻最能體現他的人生態度。那就是《春夜宴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咏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申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那是一個美麗的春天，在桃李芬芳的園子裏飲酒賦詩，興盡悲來，叫人想起人生的短暫和世界的偶然，最後，只有勸君更進一杯酒。情緒的起承轉合，意境的大起大落，于李白的一生，都能找到佐證。

　　這座美麗的桃李園就在安陸，這裏見證了他的快樂和憂愁。這時的李白已經快到而立之年了，古人壽命不比今天，而立之年不再年輕。然而功業未建，只能寫些不能安邦濟世的詩文，這于從小就渴望出將入相的李白而言，桃李花開的春夜未必盡是歡樂。或者説，歡樂的盡頭是莫名的憂鬱。

　　安陸這個小地方看不到希望，那就只有去首都長安了。就像在給裴長史的信中説的那樣：“西入秦海，一觀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