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翻越薄的歷史——海南最後５名“慰安婦”採訪實錄

    新華社海口８月１４日電題：越翻越薄的歷史——海南最後５名“慰安婦”採訪實錄

    新華社記者李金紅、卜多門、陳思武

    黃有良老人終究沒有等來她大半生都希望得到的道歉和正義。

    一間小瓦房，成為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黃有良人生旅途中的終點。飽受屈辱與滄桑的這位老人，１２日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乙堆村的家中離世，終年９０歲。

    黃有良的離世在當地並未掀起波瀾。

    在８月１４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當天，她的葬禮在乙堆村舉行。

    靈堂設在小兒子胡仁富家的客廳裏，一個大約兩米長的木質靈柩擺放在地上。五名親屬圍繞著黃有良的靈柩哭泣，靈柩前的桌子上擺放了五個小碗和當地産的地瓜酒。

    屋外院子裏擺放了一排花圈，其中有來自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和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的代表獻上的花圈。

    除了親屬，還有同村三四十位鄉親、上述機構的五名志願者、幾名記者及一名當地新聞官員出席了她的葬禮。

    下午兩點半，老人被土葬在離家二百多米遠的一處空地上。

    隨著黃有良老人離世，中國大陸所有“慰安婦”原告均已逝世。自１９９５年起，中國大陸２４位“慰安婦”幸存者作為原告、在４個起訴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敗訴。

    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統計，目前登記在冊的中國大陸“慰安婦”幸存者僅剩１４人。其中，４人生活在海南。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２０萬以上的中國婦女被迫淪為日軍的性奴隸。

    越翻越薄的歷史

    在黃有良離世前的一星期，新華社記者探訪了老人，見證了她在人世的最後時光。

    黃有良患有嚴重風濕，體重不足４０公斤，生前已經不能下床，只能蜷縮在一張漆色脫落的木床上。屋內物品、家具並不多，一張木桌上零散放著三個塑膠盆和碗筷等生活用品，墻上一根細繩上挂著幾件老人的衣服，拐角處一部輪椅已落滿灰塵。屋裏唯一有點生機和亮色的，是鄰居送來的一只３個月大的小貓，在老人身邊竄來竄去。

    一天中大多時候，黃有良都在呆坐中度過。“我老了，在等死，沒有什麼辦法。”黃有良説。

    離黃有良家約５０公里遠的另一位受害者、本號鎮宿風村的卓天妹情況也不容樂觀，今年９２歲的她已臥病不起。

    １２天前，傍晚時分，當看到記者的鏡頭，卓天妹試圖坐起來説些什麼，但她的喉嚨裏總有一口痰卡著，喃喃自語了幾句黎族方言後，便沒有了力氣，很快躺下。兒媳陳玉瓊説，幾天前老人氣喘加重。

    “這是越翻越薄的歷史。”從事“慰安婦”調查２０余年的志願者陳厚志嘆息，海南僅存的４名“慰安婦”幸存者均已過９０歲。

    這是她們在人世的最後時光。

    令人髮指的罪行

    從１９９３年起，原海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巡視員符和積開始實地調研並記錄日軍侵瓊暴行，“慰安婦”幸存者也開始走進他的視野。

    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婦”幸存者們回憶的禁區。

    符和積調查記錄黃有良的“慰安婦”經歷時，黃有良一直緘默不語，只在徵得丈夫同意後，她才鼓起勇氣，道出往事。傷疤被撕開後，黃有良痛哭流涕，數夜難眠。直到那時，兒子才第一次知曉，原來自己的母親就是曾在電影中看到的“慰安婦”。

    據符和積耗時三年撰寫的《鐵蹄下的腥風血雨——日軍侵瓊暴行實錄》一書記載，１９４１年，日軍入侵了黃有良的家鄉。當年１０月，１５歲的黃有良在收割水稻時被日軍攆至家中並遭到性侵。之後日軍夜夜到府，她只好躲進了鄰居家。找不著人的日軍就對黃有良的父母拳打腳踢，黃有良只能放棄躲藏和反抗。轉過年，日軍將她抓進了“慰安所”，年輕的黃有良在那裏受盡欺淩。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殺。

    暗無天日的生活過了兩年，一位村民壯著膽子向日軍謊稱黃父去世，央求放黃有良回家奔喪，她這才逃離了“慰安所”。之後，家人在村裏起了兩個墳堆，假裝是自殺的黃有良和其父的墳墓。隨後，一家人連夜逃往１００多公里外的保亭縣。直到日軍戰敗，她才敢回到家鄉，後來嫁給了患有麻風病的丈夫。

    卓天妹的情況更為悲慘。在四年時間裏，卓天妹除被迫充當“慰安婦”外，還要給日軍挑水、洗衣、煮飯。在強暴、毆打、勞累、饑餓的多重打擊之下，卓天妹的身體終于被擊垮。直到日本戰敗，她才回到家。彼時，她的父母都已離世。

    據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統計，二戰期間，全球至少有４０萬婦女被日軍強徵為“慰安婦”。其中，中國就佔了２０萬以上。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指出，“慰安婦”制度是日本使用國家力量、採取強制手段、針對外國女性的性奴隸制度，這樣的國家犯罪在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令人髮指。

    不該忘卻的記憶

    ９１歲的李美金和９２歲的王志鳳都住在澄邁縣中興鎮土龍村。由于媒體採訪和外界關于“慰安婦”的調查，她們的“慰安婦”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曉。

    １９４０年，王志鳳在澄邁縣山口村家中被日軍強擄，關押在附近的大雲墟據點。一年後，李美金在澄邁縣茅圓村被擄，關押在日軍設在隔壁臨高縣加來機場的據點。

    日軍投降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兩位女孩再也沒有提過自己的這段經歷，都選擇偷偷嫁人，恰巧都遠嫁到了土龍村。

    為了守住秘密，王志鳳前後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時也不知道她此前的痛苦經歷。王志鳳夜裏仍會做噩夢，這幾年睡眠也越來越差。

    家住萬寧市大茂鎮進坑村、９１歲的陳連村身體狀況略好一點。雖然她還能做家務，但單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天黑之前，她都要回到自己的房間。兒子將老人臥室裏的電視機搬走了，因為母親看到電視劇中的日本人依然感到害怕。

    得知母親的遭遇後，王志鳳的小兒子鐘天祥有了參軍的衝動。

    “看電視劇時都想打日本鬼子。”他坦言，自己很少買日貨，除了經濟原因，更多的是因為對侵略者的恨。

    王志鳳老人偶爾會喃喃自語。老人説，假若還能見到曾經傷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會問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我現在上哪找他們去？”

    記者問她，是否會接受這些日本人後代的道歉。“我會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訴他們，你的爸爸、爺爺曾經做過什麼。”她説。

    當年最早一批開展海南“慰安婦”調查的符和積已經６８歲了。他不知道今年五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訴的“慰安婦”幸存者陳亞扁已經逝世。

    “還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歲已高，記憶模糊了。這是不該忘卻的記憶。”他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