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拍攝的克裏姆林宮塔樓上的紅星，後邊是克裏姆林宮大禮堂

    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莫斯科——這個充滿號召力的紅色革命搖籃，吸引著中國共産黨的先驅們前赴後繼，在血與火中錘鍊意志，在爭鳴中探尋真諦。鄧小平、劉少奇、劉伯承、瞿秋白等人，都有著這樣的經歷和感悟。

《環球》雜志記者/溫馨 張繼業 謝榮 魏良磊

　　《喀秋莎》《三套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些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旋律，串起了中國老中青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近百年前，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莫斯科——這個充滿號召力的紅色革命搖籃，吸引著中國共産黨的先驅們前赴後繼，在血與火中錘鍊意志，在爭鳴中探尋真諦。鄧小平、劉少奇、劉伯承、瞿秋白等人，都有著這樣的經歷和感悟。

　　如今，舊時代的炮火早已遠去，天翻地覆慨而慷。但在先驅們曾經駐留的地方，那些印刻在時光深處的足跡，歷久彌新，熠熠生輝，光照過去，也指引著未來。

冠以孫中山之名的異國學校

　　在波瀾壯闊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影響最大的“洋學府”恐怕要數莫斯科中山大學了。這所冠以孫中山之名的異國學校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國青年精英，從這裏走出的驕子包括鄧小平、董必武、林伯渠等，他們日後成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山大學成立于1925年10月。孫中山先生去世後，蘇聯政府為繼續其援助中國革命的政策，決定在莫斯科興辦以孫中山命名的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莫斯科距克裏姆林宮西南方向步行10多分鐘的地方，就是當年中山大學的舊址——沃爾洪卡街16號。

　　1926年1月7日，鄧小平和傅鐘、李卓然、鄧紹聖等十幾人乘火車離開法國，途經德國、波蘭，于1月中旬到達莫斯科。

　　短暫調整之後，以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為俄文名的鄧小平馬上投入到豐富緊張的學習中。在風景秀美的中山大學，他開始學習俄語、馬克思主義史學、東西方革命運動史、軍事事務等課程，學期設置為2年，每周上6天課，每天8個小時。

　　鄧小平在入學伊始便對接受共産主義教育抱有堅定的信念。他在入學履歷中寫道：“我過去在西歐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必使自己對共産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我來莫斯科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從此以後，我願意絕對地受黨訓練，聽黨指揮，始終為無産階級而奮鬥。”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習過程中，理論學習佔大部分，而學員之間的相互交流對于理論學習起到重要作用。鄧小平在和不同派別、不同思想、不同國家的學員交流時，自身的理論水準得到大幅度提高，同時對未來中國革命的發展充滿信心。

明星閃耀普希金廣場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廣場上，曾經閃耀過一顆明星——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産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它與中國共産黨同年創建，雖在歷史長河中僅存在17年，卻對中國革命産生了重要影響。

　　東方大學師資力量雄厚，集中了當時蘇聯一批經驗豐富的革命理論家和實踐家。1921年春，包括劉少奇在內的20多名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從上海出發遠赴東方大學學習。

　　曾和劉少奇兩度同窗的肖勁光在回憶錄中寫道：劉少奇的好學令人印象深刻。到了東方大學後，少奇同志一心撲在學習和工作上。上午他們一起學俄文，下午又一起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有時在一起刻鋼板，印傳單；有時到工廠聯絡，做些宣傳工作；有時做工；遇有紀念日，就參加遊行。

　　據呂春的《劉少奇在莫斯科的留學生活》描述，劉少奇留學時正是蘇聯經濟嚴重困難的時期，生活環境非常艱苦。同學們與蘇聯紅軍戰士一樣過著緊張的軍事化生活。每天清晨，他們跑步來到廣場列隊操練，然後用冷水洗漱，吃一點黑麵包後，就去上課。晚上則輪流到街上站崗放哨，星期天還要做工。每人每星期只能供給1斤品質很差的黑麵包，有的上面長了綠霉，有的裏面還有碎布、繩頭等雜物，剔除這些雜物，麵包就空了一個大洞。

　　在艱苦生活的考驗面前，劉少奇始終表現得很堅定，從不叫苦，只感到時間不夠用，總希望盡量多學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和俄國革命的新經驗。

　　1921年冬天，中國共産黨的組織延伸到東方大學。已經是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的劉少奇首先轉為黨員，加入東方大學總支部。爾後，劉少奇等幾個黨員一起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産黨在莫斯科的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旅莫支部，劉少奇擔任支部委員和第一任幹事長（即支部書記）。

　　後來，劉少奇在回顧自己“考慮入不入黨的問題”時説：“當時我把《共産黨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幾遍……從這本書中，我了解共産黨是幹什麼的，是怎樣的一個黨，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最後決定參加共産黨，同時也準備獻身黨的事業。”

　　加入中國共産黨，是劉少奇一生中的重要轉折和嶄新起點。他把自己的一生和黨的事業水乳交融般地融為一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裏，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獻給了黨的事業。

蘇聯軍校的讀書聲

　　1927年末，莫斯科市區東部的列弗爾托沃區，蘇聯高等步兵學校。外面天寒地凍，房間卻溫暖如春。這裏是蘇聯紅軍培養陸軍營、團、旅、師等中上級軍官的著名軍事學府。為了歡迎參加南昌起義的中國學員，該校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這批中國學員，包括劉伯承等10人。這10人，又是同期赴莫斯科學習的30余名中共幹部隊伍中的一部分。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派他們到蘇聯學習。在劉伯承等10人踏進蘇聯高等步兵學校門檻時，葉劍英、吳玉章等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還有人被安排到炮兵學校。

　　在蘇聯高等步兵學校，為了便于交流，每個中國學員都取了俄文名字。大家稱呼劉伯承為“阿法納西耶夫”，他被編在了第16班，這個班的30多人都是中國學員。劉伯承生于1892年，當時已經35歲的他為了能夠盡快聽懂蘇聯教官的授課、看懂俄文書籍，必須要盡快掌握俄文的33個字母。

　　在俄語中，顫音“P”的發音很難拿捏，中國學生將其戲稱為“打嘟嚕”。在剛開始學字母發音時，劉伯承有好幾天，從早到晚，一有時間就練習“打嘟嚕”。那個時代的莫斯科，冬季的早晨氣溫大都在零下15攝氏度左右，但當時，劉伯承每天早上都冒著嚴寒，到操場上朗讀俄語。課余時間他也不浪費，即使在上廁所的時候，也要抓緊時間背單詞。

　　1916年3月20日，劉伯承曾在與北洋軍的戰鬥中失去右眼，隨後手術換了假眼球。留蘇學習過程中，由于看書時間很長，右眼中的假眼球難免會把眼眶磨疼。每當這時，劉伯承並沒有閉上眼睛休息，而是把假眼球摘下，用左眼繼續學習。

　　在蘇聯高等步兵學校，劉伯承還學習了一係列軍事課程，如戰略學、戰術學、地形學、射擊學等。1928年暑期，劉伯承以各科優異成績完成了在蘇聯高等步兵學校的全部學業，旋即被選送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深造。

　　伏龍芝軍事學院創建于“十月革命”後的1918年，其前身為有80多年歷史的沙皇俄國軍隊總參謀部軍事學院。這裏是蘇聯繫統培養高級軍事指戰員和軍事理論人才的重要高等軍事學府。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前期，伏龍芝軍事學院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距離紅場不遠處。來到這裏，劉伯承首先被一條大標語所吸引：“一切戰術要適合一定的歷史時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現了，則軍隊的組織形式與指揮也要隨之改變。”據中共早期留學教育史研究學者張澤宇介紹，在此，劉伯承除了學習戰略學、戰術學、軍事學術、軍制學、社會經濟學等5門主課，還自學了《戰爭哲學》《現代戰術》等軍事名著。

　　回國後，在革命鬥爭中，無論是在紅軍根據地時期，還是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時期，雖然長期負責軍隊指揮工作，條件艱苦、任務繁重，但劉伯承一直努力翻譯介紹蘇軍軍事理論方面的著作，為中國軍隊的軍事理論建設和軍隊正規化作出巨大貢獻。

莫斯科郊外的紅色記憶

　　在莫斯科紅場西南方約40公里的五一村，有一座中共六大常設展覽館。展覽館是一座漂亮的三層樓房，外墻黃白相間。設計施工精細考究的樓房穹頂、不同房間內色彩各異的墻面、天花板上精雕細琢的石膏雕飾以及俄式吊燈、帶有俄語按鍵的舊打字機——這些具有濃鬱俄羅斯特色的裝飾元素讓展覽館充滿歷史韻味，將參觀者帶回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召開。當時，國內白色恐怖嚴重，中國革命到了最艱難的關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在共産國際的支援下，來自中國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冒著生命危險，衝破重重險阻，會聚在莫斯科。這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革命發展具有特殊歷史意義。

　　走進展覽館，一樓展廳陳列著周恩來年輕時期英姿勃發的照片。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上先後作了組織報告、軍事問題報告。瞿秋白等代表的照片也陳列在側。展廳裏，中共六大的珍貴資料，包括通過的政治決議以及關于軍事、組織、蘇維埃政權、農民等問題的決議等，第一次在其召開地點被集中展示。此外，展廳還展示了中共前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址資料。三樓的閣樓層則恢復了中共六大代表曾居住的兩間臥室。

　　展覽館裏，一份份手寫或列印的材料，包括重要的決議、報告記錄、代表資料以及美國、法國等國家共産黨發來的賀辭，見證了當年一個個歷史瞬間。一幅幅珍貴的歷史照片，一件件當年家具擺設的倣制品，倣佛讓人們又看到，在那20多個日日夜夜裏，一群優秀的中國共産黨人在這裏縱論國家命運，思考革命前途……

來源：2021年6月16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2期

《環球》雜志授權使用，其他媒體如需轉載，請與本刊聯繫

本期更多文章敬請關注《環球》雜志微博、微信客戶端：“環球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