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左）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耶路撒冷舉行新聞發布會

　　此輪巴以衝突的興起、過程及停火仍然是“熟悉的配方”。衝突背後，牽扯了太多的復雜因素，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這一“熟悉的配方”也呈現出新鮮的面目。

鈕松

　　巴以停火協議達成後硝煙還未散盡，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5月25日開始了他的中東之行。布林肯當天會見了以色列領導人，承諾將為幫助加沙地帶重建而“爭取國際社會支援”，同時強調不會讓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從重建援助中受益。路透社解讀，哈馬斯實際控制加沙地帶，美國撇開哈馬斯談重建的設想難以實現。

　　顯然，本輪巴以衝突的影響仍在持續。事實證明，這一輪巴以衝突的興起、過程及停火仍然是“熟悉的配方”。衝突背後，牽扯了太多的復雜因素，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這一“熟悉的配方”也呈現出新鮮的面目。

兩國三邊新事態

　　5月初，巴以在耶路撒冷的零星衝突驟然升級，最終釀成2014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大規模衝突，並一度愈演愈烈。衝突爆發之初，國際社會眾説紛紜，巴以雙方各執一詞，而美國等一些國家則是選擇性“失明”，美國護以心切甚至行“拉偏架”之實。只見立場、不見事實，仍是一些大國評析巴以衝突的常態化操作。

　　有鑒于此，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于5月16日通過視頻方式主持召開聯合國安理會巴以衝突問題緊急公開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巴勒斯坦外長馬勒基、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埃爾丹及美、英、俄等國代表應邀出席。巴以雙方將衝突與戰火延伸至此次公開會，將會場作為唇槍舌劍的舞臺，表明巴以間積怨已深且積重難返，中東和平進程仍遙遙無期。

　　自2005年時任以色列總理沙龍單方面宣布從加沙撤軍，特別是2007年哈馬斯獨自控制加沙以來，巴以關係實際上已經演變為以色列、加沙（哈馬斯）與西岸（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即法塔赫）之間的“兩國三邊”特殊關係。近年的巴以衝突實際上已主要演變為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的衝突（哈以衝突）了，此次雙方之間的大規模衝突與之前一樣，保持了一種默契的有限戰爭模式。就本輪衝突而言，甚至可以説是一場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與哈馬斯都期望的大規模衝突，以期為各自在自身內部政治博弈特別是選舉政治中謀取優勢地位。

　　以色列2019年4月、2019年9月和2020年3月接連舉行3次議會選舉，選舉結果都出現了利庫德集團領導人內塔尼亞胡與藍白黨候選人甘茨勢均力敵的局面。2019年的兩次選舉中內塔尼亞胡均組閣失敗，2020年3月選舉後基于前兩次組閣均失敗的前車之鑒，內塔尼亞胡與甘茨在組閣問題上勉強達成妥協，但僅維持數月便“分手”，以色列不得不迎來2021年3月的第四次選舉，至今組閣僵局仍持續。

　　在內塔尼亞胡再度組閣失敗後，以色列總統于5月5日正式授權中左翼“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組閣。內塔尼亞胡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執政危機，再加上他的涉腐案指控仍在跟進，選擇以強硬手段在耶路撒冷問題上鋌而走險並不難理解。

　　哈馬斯獨踞加沙，與約旦河西岸的法塔赫分庭抗禮。今年1月，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簽署總統令確定全面大選的時間表，但4月30日以“沒有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全面參與，就不能舉行選舉”為由宣布推遲全面大選，哈馬斯對此強烈反對，認為這不過是法塔赫的“一場政變”。于是，利用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問題上的挑釁之機作出激烈反擊，成了哈馬斯的選項。

　　由于巴以衝突或者説哈馬斯與以色列的衝突近年已成“拉鋸戰”，再加上雙方軍事實力的極度不對稱，兩方維持武裝衝突為有限戰爭模式形成了不言自明的默契，升級版的巴以衝突不會改變哈馬斯控制加沙的現狀。在以色列看來，一個從地緣到政治上均處于分裂狀態的巴勒斯坦對己有利。相較于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水火不容，主導巴勒斯坦政府的法塔赫在面對以色列與哈馬斯的衝突時，顯示出無所適從的尷尬，並日益成為巴以衝突的“配角”。

一隅謀一域

　　雖然以色列與哈馬斯是此輪巴以衝突當仁不讓的“主角”，但從數十年的巴以衝突及中東和平進程的歷史來看，衝突背後有著清晰的大國介入因素。具體地講，衝突的升級與有限戰爭實現停火，都離不開美國、伊朗和埃及等世界與地區大國在其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盡管拜登政府相較特朗普政府在巴以問題上不甚積極，但美國仍是巴以衝突背後那只有形或無形的“操盤手”。本輪巴以衝突持續擴大之時，特別是加沙經歷了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後，拜登政府仍老調重彈，以支援所謂“兩國方案”為説辭，並對巴以雙方“各打五十大板”。

　　美國實質上仍是“小罵大幫忙”式地偏袒以色列，只是程度與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罷了。正是因為美國，安理會難以就巴以局勢形成聯合聲明。拜登政府甚至對以色列炸毀加沙有美聯社入駐的媒體大樓“輕描淡寫”，對以色列的反噬行為充滿“難言之隱”，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美國在巴以衝突問題上已“被綁架”。總的來説，美以在共同遏制哈馬斯並在加沙“畫地為牢”將其徹底困住上，存在著立場與觀點的高度一致。

　　以色列方面，狠狠打擊哈馬斯也有趁機“攪局”美伊（朗）關係之意。以色列期望通過展示其能掌控戰爭主導權來“硬核”震懾對手的同時，順勢施壓美國，給拜登政府正謀篇布局“對以降溫、對伊升溫”的中東平衡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有關伊核協議的新談判“潑冷水”。

　　伊朗作為哈馬斯的重要支援者，自然不會對巴以衝突無動于衷，如伊朗外長扎裏夫取消了訪問維也納的計劃，起因是奧地利總理府大樓在巴以衝突期間高調升起以色列國旗表達挺以態度，這被伊朗視為挑釁。由此可見，本輪巴以衝突確如以色列所願，給伊核協議的重啟添了堵，即衝突已對在歐洲推進的伊核協議談判産生聯動性影響，延緩了美伊關係和伊朗國際處境改善的步伐，也為6月即將開始的伊朗總統大選增添新的變數。

　　埃及在調停巴以衝突、促成並監督雙方停火上扮演了獨一無二的特殊角色。事實上，在巴以衝突的利益攸關方中，埃及並非是一個耀眼的存在。相較于美國和其他地區大國，埃及能夠為以色列與哈馬斯提供一個“下臺階”的機會，得益于其與巴以“兩國三邊”均有著直接對話的渠道，及其國土在地緣上與以色列和加沙地帶毗鄰。

　　具體而言，第一，埃及是首個與以色列實現單獨媾和且建交的阿拉伯國家，再加上其傳統上的阿拉伯大國地位，以色列方面重視其調停意見。埃及還與法塔赫、哈馬斯保持著基本的互動。換言之，埃及是唯一一個能夠同時跟以色列、法塔赫、哈馬斯“説得上話”的阿拉伯大國，它同時向特拉維夫與加沙派出安全代表團監督停火，便順理成章了。

　　第二，埃及與以色列在地理上對加沙地帶呈現合圍之勢，以塞西政府為代表的具有濃烈軍方背景的埃及世俗政權，利用地勢之便，在與以色列共同嚴密封鎖哈馬斯掌控的加沙地帶這一問題上，存在著利益的一致性。在此情形下，“地道經濟”受制于埃及的哈馬斯也只能“見好就收”。

“巴勒斯坦不是我的事業”

　　與2020年以色列與幾個阿拉伯國家關係高歌猛進、巴勒斯坦問題持續被邊緣化相比，此次巴以關係突然惡化及衝突白熱化頗給人“劇情”反轉之感。然而，盡管衝突使得巴勒斯坦問題持續邊緣化的態勢有所減緩，仍難以從根本上導向“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核心”這個人們曾長期堅持的基本判斷。

　　相較于伊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國家針對以色列的“火力全開”，去年以來與以色列實現關係全面正常化和實現建交的阿拉伯國家，在本輪巴以衝突中不同程度上回避譴責以色列。比如，阿聯酋的報紙幾乎沒有報道此次巴以衝突，甚至沙特與巴林這兩個暫未與以色列實現關係全面突破的阿拉伯國家，對事件也保持了沉默。

　　阿聯酋等國的表現，實際上進一步打破了長久以來阿拉伯世界內部的某種“政治正確”，反映了在“以支援巴勒斯坦事業來維護阿拉伯世界整體利益”與維護各自切實的國家利益之間，這些阿拉伯國家日益偏向後者。對于阿聯酋政府而言，防范伊朗、土耳其和穆兄會的威脅，遠比操心巴以衝突更有現實意義。

　　目前看來，這些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民意實際上也並非鐵板一塊，很多人秉持傳統的“反以挺巴”基本立場，也有不少人在社交媒體公開發聲——“巴勒斯坦不是我的事業”，反映出兩種政治社會思潮在諸多阿拉伯國家內部的激烈碰撞。

　　實際上，就整個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蘭世界內部而言，反以情緒在各國都有著程度不一的民意基礎，這背後有著復雜的政治、宗教和地緣因素。但就阿拉伯國家整體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社會傳統來説，民意對政府的影響力實則相對有限，對此不能熟視無睹，更不宜過于放大，如阿聯酋政府在對國內譴責以色列的民意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時，寄希望于衝突早日告一段落。

　　（作者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中東學會理事）

來源：2021年6月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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