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人們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舉行抗議示威活動，聲援巴勒斯坦民眾

　　中東社會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傾向，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的重要性。

田文林 張旖桐

　　突如其來的巴以激烈衝突暫時告一段落，但並不意味著和平可期。與未來相關，這場衝突折射出的若幹深層次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其中，阿拉伯世界社會政治思潮的轉向，成為觀察問題的一大重要切口。

政治思潮趨向保守

　　面對此輪衝突中的巴方主角哈馬斯，阿拉伯國家圍觀者眾，鮮有國家出手相救。表面上看，這是因為很多人認為是哈馬斯主動挑起戰端，且哈馬斯在2011年中東劇變中誤判形勢，導致自身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透過現象看本質，當前以色列敢于針對哈馬斯和巴勒斯坦平民肆意欺淩，表明當前中東政治思潮保守化和政治碎片化加劇，導致阿拉伯世界面對重大挑戰難以形成合力。

　　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裏，以納賽爾主義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思潮曾風靡中東，這些國家奉行的世俗共和政體也成為各國效倣的對象。然而，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失敗，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因此遭遇重挫，主張“各掃門前雪”的國家民族主義日趨抬頭。1977年埃及單方面與以色列媾和，首次導致阿拉伯世界公開分裂，埃及遭到整個阿拉伯世界孤立，阿盟總部還一度從埃及的開羅遷至突尼西亞；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這一“兄弟”相殘的舉動，導致阿拉伯世界再次陷入分裂。

　　尤其在2011年中東劇變後，阿拉伯國家頻頻上演“兄弟鬩于墻”的場景，內部分裂愈發嚴重。那些“骨頭比較硬”的所謂“激進國家”日益受到西方大國的外交孤立、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葉門、敘利亞等世俗共和制國家紛紛陷入動蕩。反而是那些海灣君主國，因“福利換穩定”以及美國悉心“呵護”，安然渡“關”，進而成為阿拉伯世界的主導型力量。沙特取代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新的“領頭羊”。

　　相比埃及等世俗共和制國家，海灣國家對自身安全利益的關注，遠遠超過對以“反以”為標誌的泛阿拉伯主義的關注。近年來，以沙特為代表的海灣國家將伊朗視為最大威脅。為遏制伊朗，除了繼續依靠美國，還將以色列視為抗衡伊朗的重要借重力量，部分海灣國家甚至期待以色列為海灣國家提供安全保護，以彌補美國撤離中東引發的安全擔憂。在海灣國家看來，抵制以色列的舊模式未能幫助這些國家應對國內挑戰，或幫助巴勒斯坦人完成任何期待的目標。

內耗、分裂加劇政治碎片化

　　中東社會政治思潮的保守化傾向，體現在對外政策上，就是低估阿拉伯世界團結聯合的重要性，也由此加劇了阿拉伯世界整體衰落趨勢。

　　諸多跡象表明，沙特作為阿拉伯世界新“領頭羊”，常常從教派、民族等原生性因素乃至自身感情好惡出發，來界定自身利益、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最終影響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團結。阿拉伯有識之士曾經感嘆：“如果阿盟為巴勒斯坦所做的，能達到它為敘利亞的民主化所做的十分之一，巴勒斯坦可能早就立國了。”與此同時，部分海灣國家從維護自身安全出發，開始與以色列秘密接觸。2020年，阿拉伯世界出現了“扎推”與以色列建交的罕見場景。

　　在一些觀察家看來，阿拉伯國家指望通過強化與以色列關係來遏制伊朗，不過是緣木求魚。原因並不復雜，以色列長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敵對包圍中，始終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在以色列諸多政客眼中，確保以色列安全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設法顛覆和重構阿拉伯世界的地緣版圖，使阿拉伯國家日趨分裂、內耗，從而無暇、無力對付以色列。

　　簡單説，中東其他國家越弱，以色列就越安全，其他國家越強，以色列就越不安全。就此而言，以色列的戰略目標與阿拉伯國家謀求繁榮強大的基本目標水火不容。

難改巴勒斯坦問題被邊緣化

　　某種程度上，阿以問題是衡量阿拉伯世界團結程度和行動能力的風向標。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阿以矛盾就是中東地區牽涉面最廣、對抗性最強的地區矛盾。歷史反覆證明，阿拉伯世界內部越團結、實力越強大，阿以矛盾的強度和烈度便越高，巴勒斯坦問題地位就越重要。反之亦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高舉團結統一大旗，在國際和地區重大事務中“用一個聲音説話”。在這一主旋律下，巴勒斯坦解放事業被視為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共同事業，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曾自豪地宣稱，巴解遊擊隊在阿拉伯國家“如海中之魚”。

　　然而，在當前社會政治思潮保守化趨勢下，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和自相殘殺，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昔日的阿拉伯強國，從地緣政治棋手變成地緣棋子甚至棋盤，導致阿拉伯世界“潰瘍面”日趨擴大。阿拉伯世界內部分裂使各阿拉伯國家很難擰成一股繩，更加無力抗阻地區非阿拉伯國家和外部大國的霸權威脅。

　　阿拉伯世界內部不團結，以色列是最大受益者。近幾十年來，阿拉伯世界內部四分五裂，在與以色列的對抗中步步後退，日漸處于下風。

　　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後，阿拉伯國家領導人在蘇丹首都喀土穆開會，提出了著名的對以“三不政策”（不和平、不談判、不承認）。在此之後，隨著阿拉伯世界內部分化加劇，阿拉伯世界對以立場出現明顯松動。2002年當時的沙特王儲阿卜杜拉（後任國王）在阿盟峰會上提出沙特版“阿拉伯和平倡議”（API），主張以色列從1967年以來佔領的阿拉伯領土全面撤軍，換取所有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並在“公正”和“一致同意”基礎上解決巴勒斯坦難民問題。該和平倡議基本體現了阿拉伯世界對以政策松動，但以色列並未接招。

　　再到後來，沙特甚至以停止經濟援助相威脅，逼迫巴勒斯坦接受美國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所謂“世紀協議”。此“協議”嚴重損害巴勒斯坦合法權益，但阿拉伯世界總體反應平淡。

　　隨著阿拉伯世界立場松動，巴勒斯坦問題日趨邊緣化，阿以衝突的規模和烈度也不斷縮小。它從最初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的對抗，降格為“前線國家”與以色列的對抗，再降格為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對抗，最後變成哈馬斯與以色列的對抗。外部制衡的減弱，使以色列在地區事務中的行為日趨肆無忌憚。

　　2006年，以色列因真主黨綁架幾名以色列士兵，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5000多人傷亡；2009年底至2010年初，以色列又借口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對加沙地帶發動“鑄鉛行動”，造成數千人傷亡；2014年，以色列因3名以色列少年遇害，對加沙和哈馬斯大打出手……這次，以色列借口哈馬斯發射火箭彈，向加沙地帶發起大規模空襲。

　　面對一再重演的加沙慘劇，阿拉伯國家反擊乏力，其表現甚至不如非阿拉伯民族的伊朗和土耳其。中長期看，阿拉伯世界如果不能加強內部團結，未來繼續遭受以色列的羞辱性軍事行動的日子，還會很長。

　　（田文林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旖桐係英國愛丁堡大學碩士生）

來源：2021年6月2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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