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右）和美國時任總統小布希在克裏姆林宮簽署

俄美關于削減和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和俄美新戰略關係宣言

　　信任是國際社會有序生活的必備要素，它的産生既有理性的計算，也受到其他“非理性”要素的制約，“國際信任指數”是衡量國家間關係好壞的重要標準。

尹繼武 林晨希

　　不顧周邊國家和地區、環保團體、本國漁業人士警告和反對，日本政府終究還是決定將上百萬噸核污染水排入太平洋。這一決定引發全球輿論軒然大波。

　　有分析認為，除了考慮核污染水處理的技術問題，國際社會對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的廣泛質疑和不信任，以及背後的國際倫理才是輿論發酵的根本原因。“如果日本連本國民眾都説服不了，讓外國信服就更難了。”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專門研究地方治理問題的教授福島廣彥説。

　　核污染水事件只是諸多類似現象中的一例。從古至今，“信任”都是國際關係、國際社會的關鍵詞之一。當前，國際關係領域的“信任指數”如何？主要症結何在？面對問題，又該如何綜合應對？

國際信任測評三要素

　　信任是影響國家間關係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較高的信任程度能夠促進國家的友好交往，而信任缺乏不利于各國展開合作，並牽涉到一國的決策在多大程度上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信任是國際社會有序生活的必備要素，它的産生既有理性的計算，也受到其他“非理性”要素的制約，“國際信任指數”是衡量國家間關係好壞的重要標準。

　　一是成本和利益計算。正如銀行會將企業的過往信譽記錄作為是否給予貸款的參考，當一國想要評估另一國是否值得信任時，也會優先考慮對方過往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信譽。又如，在結成同盟的時候，為了讓對方不背叛，一國就需要保證對方也因結盟而得到足夠利益，並盡量提高背叛的成本。所以松散同盟中的國家互信程度會低于緊密同盟，比如歐洲煤鋼共同體階段的歐洲國家間合作和互信程度，或許要低于當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和互信水準。

　　二是意圖的認知。當一個國家難以揣摩他國的意圖，對他國存在誤解或偏見時，信任程度就會下降。制度的設立可以産生或加強信任，比如簽訂軍控協議能夠緩解國家間的緊張關係，原因是協議讓兩國對對方未來的武器數量及種類變化有了一個基本的預期，從而能夠提升雙方的互信程度。

　　三是文化差異。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相似度越高的國家之間越容易産生信任，也越容易進行合作或結成同盟。以土耳其為例，土耳其迄今未能如願加入歐盟，部分原因在于其文化背景與西歐各國差距過大。自奧斯曼帝國時期直到現在，土耳其長期被歐洲視為不同于自己的“他者”，被排除在歐洲文化圈之外。雖然土耳其也曾嘗試過歐洲化的改革，但其國內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文化傳統阻礙著歐盟對它的信任和接納。

不信任的根源

　　冷戰結束後東西方陣營對立消解，全球化進程使不同文化背景、政治體制的國家在經貿、氣候、能源、衛生等議題上緊密相連。命運休戚相關，使得國家間的信任成為了影響上述領域重要事件走向的因素。盡管如此，國家間信任的建立和強化仍然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大挑戰是國家間的文化與認同隔閡。文化差異與認同對國家間建立信任的影響顯而易見，這些文化因素不僅包括國家的歷史背景，還包括各國採取的不同政治制度。比如在美俄關係中，美國總是對俄羅斯抱有極大的警惕，今年4月中旬，美國宣布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白宮在發表的聲明中稱，俄羅斯一直在“試圖破壞美國和盟國自由、公正、民主的選舉的進行”。雖然兩國關係早已不再如半個世紀前那般劍拔弩張，但美蘇曾經迥異的政治制度和長期對立的歷史，以及美國對普京時代俄羅斯政治的批判，仍在美國和俄羅斯之間布下一道隔膜，因此，信任對于美俄而言格外不易。

　　第二大挑戰是一國在他國眼中的形象及信譽。一個行為體的過往行為表現，是其他行為體決定是否信任它的重要參考因素，“黑歷史”不利于相互取得信任，而形象的改變又往往滯後于具體行為的變化。

　　比如，在福島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中，國際社會尤其是周邊各國政府及民眾之所以不信任日本會按承諾標準完成核污染水處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福島第一核電站的運營者東京電力公司向來較低的信譽。2011年核泄漏事故後，東電並沒有完整公開核污染水情況，直到2018年才指出核污染水中還含有大量除氚之外的某些放射性物質。民眾推測東電此次是否會按承諾行事時，自然會考慮它身上欺騙和不守信用的前科。蓄意隱瞞“黑歷史”，成了導致東電信譽崩塌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越是涉及核心利益的事務，一國對他者的信任程度通常也就越低，因為盲目信任的代價過高。在當下的國際關係領域，帶來的風險較大的議題包括領土主權、軍備問題等。

　　以中印邊界衝突問題為例，2017年中印在洞朗地區發生了長達73天的對峙，2020年兩國邊界再次發生對峙，並在加勒萬河谷爆發激烈衝突。兩次衝突的起因都和修路有關。邊界和領土問題對中印兩國來説都是重大敏感問題，意義重大，因此兩國在邊界問題的交涉和來往中，都傾向于高度警惕，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激烈反應。

　　互為競爭對手或敵對關係的國家之間，更加缺乏信任。當兩國在某些領域處于相互競爭甚至相互攻擊關係中時，通常更傾向于認為對方在撒謊或偽裝。這也是為什麼國家間多半會選擇以簽訂協議和條約的方式達到休戰或解決紛爭的目的。

　　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對中國産品加徵懲罰性關稅，中國隨後同樣以加徵關稅的方式予以回擊。2019年5月摩擦一度再升級，後經領導人的會面交流，以及更為激烈的經貿摩擦博弈，到2020年1月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戰略競爭中，領導人面對面的交流有助于防止誤判、建立信任，但無法消除根本的利益衝突與博弈。

國家如何建立信任

　　面對當下信任仍是“珍稀品”、部分國家之間戰略競爭與博弈仍十分激烈的國際社會，一國如何取信于他者，維護自身可靠的良好形象呢？

　　首先，通過政策公開、積極回應質疑、加強國家間交流等方式，讓自身的意圖在他國眼中變得容易理解和預測。比如中美經貿摩擦中，中國通過發布白皮書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場。白皮書的內容是政府的權威聲音，能夠讓國際社會全面了解中方對該問題的基本認知及觀點。

　　在兩國都有意解決爭端、化解矛盾的前提下，公開宣示自己的立場能夠讓對方打消部分疑慮，進而有助于推進交流及磋商。不過，宣示立場和加強交流並不意味著國家在外交中要毫無保留，而在于面對問題時展現坦誠和開放的姿態。

　　其次，面對面交流等形式能夠促進領導人之間的相互了解，進而培育國家間信任。當面交流産生的感覺某些時候會極大地影響對方在自己心中的形象樹立，甚至讓人直接作出對方是否值得信任的判斷。比如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曾在新聞發布會上對俄羅斯總統普京“忘情表白”：“我看著這個男人的眼睛。我發現他非常直率和值得信賴……我能夠感受到他的靈魂。”

　　面對面交流帶來的信任也有助于合作的推進與協議的達成。2018年美國與朝鮮在新加坡舉行的首腦峰會中，特朗普與金正恩在鏡頭前握手、面帶微笑相互寒暄，讓外界看到了罕見的親和場景，發出了一定的信任信號，最終雙方成功簽署了促進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協議。

　　最後，建立制度或簽訂協議可以促進國家間的相互信任，因為規則和契約能夠讓各國的行為變得相對確定。各國在商討協議條款的過程中也能夠相互試探底線，增進對彼此的認知，從而建立互信基礎。

　　對遵守同一套規則或制度的共識，也能夠促進國家間的信任。比如歐盟成員國在長期的盟友關係中增進了相互認知，加上相似的文化背景，近些年雖然受到了內外較多的挑戰，在一些問題上出現分歧，但是盟友間的共識和互信程度始終高于成員國與聯盟外國家的互信程度。

　　（尹繼武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林晨希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2021年5月19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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