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右）在位于柏林的德國聯邦議會接受問詢

    德國疫情的發展很有可能成為默克爾政治生涯的“滑鐵盧”，相應地，“默克爾體係”也在加速動搖。

胡春春

　　3月的德國政壇最讓人驚訝的事件，莫過于總理默克爾在抗疫政策上的左右失據。3月23日，默克爾與各聯邦州州長在經過長達11小時的徹夜會談後，宣布在4月第一周的復活節假期施行5天“短期關閉”的政策，目的是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尤其是降低英國的變異新冠病毒在德國的傳播速度。然而，在社會各界強烈不滿的抗議聲中，默克爾于政策宣布的兩天後（即3月25日）宣布這項決定是一個“錯誤”，她個人為此承擔全部責任，並且向全體國民道歉。

　　這種“朝令夕改”在德國政壇殊為罕見，觀察者很難將之與以穩健著稱的默克爾的執政風格聯繫起來。默克爾是當今歐洲國家執政時間最長的領導人，德國國內和國際人士早已習慣了她的處變不驚，常看到她用類似“我們行”等平鋪直敘的語言化危機于無形。

　　默克爾因何急于承認抗疫措施的失誤呢？

　　在疫情的挑戰和影響被放大的背景下，曾經保證德國成為歐洲穩定之錨的“默克爾體係”似乎提前進入了瓦解狀態。默克爾正在最大限度地使用執政藝術來挽救處于自由落體狀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但“尾大難掉”的基民盟要麼陷于重重機制和積習難以自拔，要麼似乎更加刻意與正在逐步退出政壇的默克爾保持距離。大疫和大選年的德國政壇，正無可避免地經歷一場劇烈的震蕩。

“請原諒，都是我的錯”

　　無論是在德國國內，還是在國際視野中，默克爾無疑都是最被寄予希望帶領德國走出種種危機的領導人。她的執政經歷就堪稱一部德國和歐盟內外的危機應對史，默克爾本人長期以來都被視為德國和歐洲信心的象徵，還一度被譽為“自由世界的領袖”。

　　然而，從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下的“我們行”，到2021年新冠危機下的“請原諒，都是我的錯”，從面對挑戰時傳播信心到如今束手無策，默克爾向公眾解釋政府政策的話語和心態，無疑都經歷了巨大轉折。對此，一種解釋是，德國的抗疫政策效果不彰，政府和專家令民眾無所適從，社會的不滿情緒接近臨界點。

　　目前全球抗疫局面已經從被動防禦進入主動接種疫苗以建立防疫屏障的階段，德國卻還在艱難應對第三波疫情的衝擊。德國在疫苗研發上曾一度領先，但由于在疫苗的預訂和接種問題上政治決策者投入大量精力進行原則性討論，以至于疫苗接種跟不上疫情發展，而類似2020年的嚴格封鎖措施也很難再繼續實施。

　　由于默克爾將于今年9月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後卸任總理一職，根據常理推測，她在余下的6個月既沒有連任的壓力，也沒有人事安排的顧慮，因而更有可能積極放手抗疫，帶領德國社會為後疫情時期做好準備。但形勢卻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德國疫情的發展很有可能成為默克爾政治生涯的“滑鐵盧”，相應地，“默克爾體係”也在加速動搖。

正在瓦解的“默克爾體係”

　　所謂“默克爾體係”，有兩重含義，首先指的是默克爾的執政風格，其次意味著默克爾曾經領導和塑造的基民盟政黨生態。在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下，德國在過去十幾年經歷社會和經濟轉型的同時，保持了最低程度的共識，社會基本穩定，經濟持續發展，在歐洲和國際上的形象和影響力上升至二戰結束以來的歷史高點。

　　從執政風格看，默克爾顯然不屬于“克裏斯馬”（人格魅力）型領袖人物，但她擅長在決斷之前讓各方包括意見相左的不同派別充分表達觀點，而且密切關注民調走向，最後擇優勝和主流意見而從之，保證了她在黨內和執政聯盟內的穩固地位。就是説，默克爾更多充當了集體決策“主持人”的角色。這種風格，稱讚者謂之老道穩健，批評者譏之機會主義和見風使舵。

　　以引發默克爾道歉的聯邦總理和聯邦州州長會議為例，會議當然是聯邦制的要求，但馬拉松式的徹夜會議、陷入法規細節的種種爭論，也暴露了默克爾主持但不主導的缺陷，結果是一種“有秩序的混亂”。在社會發展順風順水的時期，這種執政風格被視為廣開言路、協商民主；在重大危機關頭，這種風格就有相互推諉、無人擔責的嫌疑。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一方面，默克爾作為聯邦總理的威望大增，這符合危機關頭的民眾心理；但另一方面，她很少就抗疫措施一錘定音，總是在不斷協調不同的決策機制以迎合民眾不斷變化的心理，曾經是強項的領導力變成了短板。

　　從基民盟生態看，默克爾在黨內地位牢固之後，把基民盟從保守主義底色、呼應中右色彩選民訴求的大眾黨，改造成了能夠容納各種政治光譜色彩的實用主義政黨。同時，默克爾盡可能地容納更多黨內派別，比如把曾經屬于黨內新生代批評派的延斯·施潘招入內閣，也沒有阻止旗幟鮮明要推翻她政治遺産的弗裏德裏希·默茨競選黨主席。

　　然而，在連續執政近16年之後，由基民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還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臃腫拖沓、裙帶關係乃至腐敗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不是基民盟所獨有，但公眾和選民對此的容忍度存在一定的經濟景氣前提——一旦經濟和社會發展處于危機時刻，這些缺陷會立即被公眾置于顯微鏡下。

　　恰恰在疫情逐步惡化的關頭，基民盟和基社盟被爆出“口罩門”醜聞，數名政治家在疫情高峰期間借為政府購買口罩收取高額回扣，發“危機財”和“國難財”，甚至衛生部購買的口罩也是由與部長親屬有關聯的企業供貨，難避瓜田李下之嫌。

　　醜聞使基民盟支援率驟降。3月14日，巴符州與萊法州舉行州議會選舉，拉開了德國“超級選舉年”大幕。初步結果顯示，已連續執政超過15年的基民盟在兩州均遭受重挫，得票率創歷史低點。

　　與此同時，德國的疫苗採購和接種進展緩慢，第三波疫情全面來襲，德國突然從2020年的國際抗疫“模范生”退步為2021年的“後進生”。口罩醜聞的發生和發酵，倣佛在重復1999年和2000年的政黨捐款醜聞——那一場醜聞讓曾經輝煌地實現德國統一大業的時任德國總理科爾顏面掃地，也為默克爾提前打開了大門。

最後一根稻草？

　　在這種形勢下，復活節封鎖政策引發的爭論很有可能成為壓垮“默克爾體係”的最後一根稻草：任何不利于默克爾和聯邦政府的輿論，都會使基民盟新任黨首、北威州州長阿明·拉舍特和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澤德——兩人目前是最有希望的聯盟黨總理候選人——的形象進一步黯淡，進而使聯盟黨在9月的聯邦議院選舉中處于更為不利的位置。

　　為阻止基民盟支援率進一步下滑，同時也是保護自己的政治遺産，默克爾令人驚訝地果斷收回決策，直接向民眾承認錯誤，把決策失誤的全部責任攬在自己身上，但這種解釋顯然有違事實，因為復活節封鎖政策是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聯合決定。然而，收回成命之舉勢必意味著德國無法有效控制人員接觸和流動，將大概率加速其進入疫情第三波高峰。

　　默克爾的這次轉折，令觀察人士想起當年她在沒有解決方案的情況下就突然宣布退出核電以及向難民開放邊境等決定，德國社會可能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消化這些決定的後果。

　　（作者係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2021年4月7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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