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一名國民警衛隊隊員走過美國華盛頓的國會大廈

    通過對美沙關係的微調，擺脫“石油換安全”的舊模式，從而建立一種基于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更為平衡和理性的合作夥伴關係，才是拜登政府的真實意圖。

修蕊

　　“我們聚焦（沙特）今後的舉動。這是我們為什麼不尋求（兩國關係）破裂而是重新校準的原因之一。”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賴斯3月1日説，美方“重新建立”對美沙關係的期待，“想讓這一持續大約80年的關係更具可持續性”。

　　這一表態的主要背景，是拜登政府最近對沙特採取的強硬立場——凍結特朗普政府批準的對沙特和阿聯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售，並宣布結束對沙特主導的多國聯軍在葉門作戰的支援；公布沙特記者賈邁勒·卡舒吉2018年在沙特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遇害事件的調查報告，認定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批準“俘獲或殺害”卡舒吉的行動。美方同時對沙特施加制裁，對象包括沙特情報總局前副局長艾哈邁德·阿西裏和沙特“快速幹預部隊”，並禁止76名沙特公民入境。

　　沙特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長期盟友，拜登政府對沙特的態度轉變，引發對美沙關係未來走向的多方猜測。

避實就虛，避重逐輕

　　拜登政府上臺後針對沙特的一係列舉動，均是其重新校準美沙關係政策的體現。拜登一改特朗普的拉攏政策，重拾強硬立場，此舉看似意欲與沙特劃清界限，實則是避實就虛、避重逐輕之舉。

　　在葉門問題上，拜登政府雖然降低了對沙特進攻性行動的支援，但誓言幫助沙特抵禦對其領土的攻擊。在公布卡舒吉案報告一事上，雖然劍指沙特王儲，但並未披露王儲批準謀殺行動的關鍵性證據，隨後的制裁行動也沒有波及王儲本人，反而借機強調兩國的盟友關係。

　　顯然，美國並無意動搖與沙特的“盟友根基”，美沙關係的再校準，並不意味著破裂，正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所言，“拜登政府的政策並非為了結束與沙特的聯盟或夥伴關係。”其大張旗鼓公開發布卡舒吉案報告，實際上是為重返伊核協議鋪路，並將美沙關係回調至理性軌道。

　　一是向沙特施壓，為攻堅伊朗問題排除幹擾。拜登政府重提卡舒吉案的時間點耐人尋味，即正值美伊就重返伊核協議陷入僵局之際。拜登上臺後，在中東最緊迫的優先事項當屬重返伊核協議，卻在此時遭遇“雙面夾擊”。

　　一方面，伊朗“坐地起價”，不斷觸碰伊核協議紅線，加速發展核計劃和彈道導彈計劃，以此倒逼美國取消對伊經濟制裁並放棄在重返伊核協議上的加碼；另一方面，美伊關係的緩和勢必觸怒中東地區以以色列、沙特、阿聯酋等國為首的反伊陣營，不僅無益于糾偏特朗普“一邊倒”的中東政策，實現中東力量再平衡，反而會強化中東兩大陣營的對峙。一旦重返伊核協議事態失控，將有可能引發地區的核競賽，並對全球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二是踐行選舉承諾，凸顯“人權外交”理念。拜登曾在卡舒吉遇害周年紀念日發表聲明，宣稱將重新評估與沙特的關係。其當下的舉動，無疑是履行他重新審視兩國關係的承諾。此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在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觀之間尋求平衡，凸顯民主黨政府一貫的“人權外交”色彩。

　　美國歷屆政府在處理美沙關係上，均施行以利益為導向的“安全換石油”政策。拜登上臺後，渴望在國際舞臺上重塑美國聲望，外交政策帶有鮮明的人權色彩。因此，拜登不排除以葉門危機和追責卡舒吉案為籌碼，要求地區盟友沙特進一步改善國內人權狀況，為雙方日後的合作排除國內和國際質疑。

“交鋒”中各自調整

　　美國和沙特的同盟關係根深蒂固，可以追溯到1945年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與沙特國王伊本·沙特在“昆西”號巡洋艦上的歷史性會晤。自此，美沙關係一直建立在“石油換安全”的契約基礎上，並在打擊恐怖主義和遏制伊朗等問題上建立了愈發緊密的同盟關係。

　　近年來，隨著美國不斷推進能源革命及在中東戰略收縮態勢日益明顯，沙特作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盟友的地位被動搖，但因為沙特的石油資源和地緣政治重要性，以及美國為維持其在中東的核心利益，兩國仍被緊密“捆綁”，不可能在短期內“脫鉤”。

　　首先，穩定石油市場符合美沙雙方利益。縱使當下美國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度逐漸下降，國際能源市場仍然是一個全球性市場。2020年沙特和俄羅斯的“石油戰”不僅使沙特經濟陷入困境，還導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效益降低，給美國的油氣行業帶來毀滅性打擊。

　　美國能源結構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過渡，需要一個穩定和可預測的石油價格，從而使風能、太陽能和氫能在成本方面具有競爭力。沙美關係的破裂勢必影響沙特的石油供應，繼而導致全球能源價格大幅波動，最終使美沙兩敗俱傷。

　　其次，沙特是美國在中東遏制伊朗的重要戰略夥伴。沙特與伊朗的長期對峙源于雙方根深蒂固的教派衝突，以及在地緣政治上謀求地區話語權的博弈。在沙特看來，伊朗作為中東什葉派的主陣地，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長期向外輸出“伊斯蘭革命”思想，對沙特的君主制政權造成嚴重威脅。

　　伊拉克戰爭後，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勢力，與遜尼派大國沙特就地區的主導地位展開激烈爭奪。雙方利用所謂“阿拉伯之春”後的地區動蕩局勢，在敘利亞和葉門等地發起代理人戰爭，進一步加劇了兩國矛盾。沙伊之間這種根深蒂固且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好為拜登的離岸平衡政策所用，以重塑中東各陣營間的平衡。

　　第三，沙特是美國促進阿以關係正常化的關鍵一環。在美國的“撮合”下，以色列2020年陸續與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若沒有沙特的默許，阿以關係的正常化之路不會如此順暢，而沙特與以色列多年的“暗道”外交早已是公開的秘密。2020年，沙特對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往來的航班開放領空，並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進行了秘密會晤。

　　沙以一係列潛在合作與對話強烈暗示了雙方建交的可能性，但事實卻遲遲沒有發生，為何？不難理解，沙特有以此為籌碼，在拜登時代的美沙關係中給自己留下轉圜余地的考量。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重要地位，使得其諸多舉動都具有阿以關係走向風向標的意義，拜登政府若想在阿以問題上“乘勝追擊”，必須慎重審視美沙關係。

　　鑒于沙特對美國中東戰略布局的重要性，人權問題不足以構成美沙“脫鉤”的轉折點。通過對美沙關係的微調，擺脫“石油換安全”的舊模式，從而建立一種基于共同利益和價值觀的，更為平衡和理性的合作夥伴關係，才是拜登政府的真實意圖。

　　（作者係浙江外國語學院環地中海研究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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