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戰爭期間，一架美軍運輸直升機頂著肆虐的沙塵暴將一輛叉車運至伊拉克南部

    美軍在海灣戰爭中展示了工業時代機械化部隊的高峰。但冷戰結束後軍費資源削減，令美軍無法繼續維持冷戰時期的軍力規模，不得不朝著小型、精幹、多能、聯合的方向精簡部隊。世界各國軍隊也相繼沿著同一路徑轉型。

呂濤

　　海灣戰爭後，美軍總結反思認為：雖然獲勝結果説明前期軍改有效，但在作戰中也暴露出很多除舊不全、立新不牢的問題，不能因為戰爭勝利就按下改革的暫停鍵甚至中止鍵，必須以海灣戰爭為新起點持續深化改革。此後，除了軍事理論和武器裝備，美軍還十分重視革新國防體係架構和組織管理模式，以便貫徹改革意圖、推動改革落地、固化改革成果。美軍在海灣戰爭後改革國防和軍隊體制編制的係列做法，對世界各國軍隊産生了長遠影響。

改進國防體制

　　作為1986年國防部改組後美軍經歷的一次大考，海灣戰爭初步驗證了體制改革的成效，但一些問題仍然存在。美軍抓住各類體制矛盾不放，持續發力破除體制改革的阻力障礙。

　　通過復盤海灣戰爭過程，美國國防領導當局係統總結戰時體制內各方表現，全面審查體制設置上的漏點、中斷點和淤堵點，並在隨後逐步加以修正。

　　如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規模，從老布希時期的40人增加到奧巴馬時期的近400人，職能也從戰略咨詢延伸觸及戰役戰術層面。

　　又如將參謀長聯席會議（簡稱“參聯會”）主席、副主席的最高連續任職年限由6年延長為8年，以保證特定情況下政策的連續性、繼承性。

　　國防部更是經歷了數輪改革，如精簡機構和工作流程、剝離無關基礎設施、裁撤冗員等。2005年，國防部增設統管軍事情報機構的副防長，成立國防部和業務局直屬的資訊戰機構。近年，國防部又將負責採辦、技術和後勤的副防長“拆分”為負責採購、維持的副防長和負責研究、工程的副防長，並設立獨立的首席管理官，以提升技術創新活力和國防管理效益。

　　盡管海灣戰爭展現了“總統—防長—戰區司令”這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優勢，美軍在戰後仍不斷進行局部修補和完善。雖然參聯會主席不處于作戰指揮鏈中，但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無論上移還是下放，都繞不開參聯會主席的起承銜接，未來在指揮協調牽涉陸、海、空、天、電、網的全域聯合作戰時，更加需要參聯會主席跨軍種協調。因此，美國國會近年通過法案賦予參聯會主席“全球軍事整合”的新職能，使其擔負起整合美軍跨地區、跨職能、跨領域作戰行動的職責，國防部長還可授權參聯會主席指導美軍作戰行動並調配力量和資源。某種程度上，美軍作戰指揮體制從“弱勢參聯會主席模式”轉向“強勢參聯會主席模式”的趨勢有所加強。此外，美軍還在地理型司令部下常設聯合部隊司令部，戰時則可改編為聯合特遣部隊司令部。

　　海灣戰爭中，美軍中央司令部從各軍種收權，有效解決了作戰指揮權“統”的問題。此後，美軍根據未來戰爭要求不斷調整聯合作戰司令部設置，以便權力歸口、均衡職能。1992年，撤銷戰略空軍司令部，成立戰略司令部，統一管理海空軍戰略核力量。1993年，擴編大西洋司令部，使得以單一軍種為主的作戰司令部退出歷史舞臺。1999年，美軍又撤銷大西洋司令部，成立兼具戰區和職能性質的聯合部隊司令部。

　　21世紀以來，美軍繼續根據戰略需求調整聯合作戰司令部的數量和布局。2002年，組建北方司令部以強化本土防禦；將聯合部隊司令部改為純職能型司令部，集中負責軍隊改革工作；把航太司令部並入戰略司令部，負責管理戰略核力量及實施太空戰、資訊戰、網絡戰。2011年，由于全軍上下已經深刻認同聯合文化，聯合部隊司令部被裁撤。2018年和2019年，美軍又先後升級網絡空間司令部、組建太空司令部，調整為目前的11個聯合作戰司令部。

優化軍隊編制

　　美軍在海灣戰爭中展示了工業時代機械化部隊的高峰。但冷戰結束後軍費資源削減，令美軍無法繼續維持冷戰時期的軍力規模，不得不朝著小型、精幹、多能、聯合的方向精簡部隊，以更好適應後冷戰時期的安全威脅。世界各國軍隊也相繼沿著同一路徑轉型。

　　蘇聯解體後，美軍首要任務從冷戰時期的核常威懾轉變為戰略預防，客觀需要用一支規模較小但更加靈活的部隊取代“以力量對力量”的傳統軍隊，建設方向也從“基于威脅”轉為“基于能力”。1992年，時任參聯會主席鮑威爾以《基礎力量發展》報告為基礎主持修訂《國家軍事戰略》，推動美軍瘦身。至2000年，美軍現役兵力從213萬縮至136萬，裁減比例達36%，預備役人數縮減29%，但軍種規模比例相較于冷戰時期變化不大。進入新世紀，美軍仍然注重控制部隊規模、優化兵力結構、提升部隊品質，但同時強調保持部隊結構要素均衡，重點裁減“尾巴”（支援部隊），適度裁減“牙齒”（作戰部隊），聚焦提升部隊指揮效率和行動效率。

　　海灣戰爭中，由于美海軍和空軍的資訊係統不通聯，駐扎在波斯灣的海軍不得不每天派飛機從沙特利雅得取回當天空戰任務的命令，再復印分發給駐扎于波斯灣、紅海的航母艦載機中隊。戰後，美軍加緊向信息化部隊轉型，以實現“一體化聯合”。1994年，美軍提出打造“21世紀部隊”的目標，並于1996年頒布《2010年聯合構想》，憑借資訊的互聯互通重塑傳統部隊樣貌。1997年，美軍建成第一個數字化旅，又在2001年將第4機步師改造為首個數字化師。在海灣戰爭伊始的“沙漠風暴”行動中，美軍空地作戰只有10%實現了協同一體，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自由”行動中躍升為90%，充分反映了部隊轉型成果。

　　2004年，美陸軍啟動模組化部隊建設，將以師為基本作戰單位的部隊結構轉變為以重型、中型和輕型旅為基本作戰單位的模組化編制，旨在打造更輕型、更具機動性和能夠執行多樣化任務的旅級部隊，憑借“全頻譜行動”優勢應對多元威脅。

　　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開始把資訊作戰視為未來部隊的核心能力之一，參聯會在1998年首次制定《聯合資訊作戰條令》。21世紀以來，美軍把網絡空間作戰和太空作戰列為新質作戰力量的發展重點。2005年版《國防戰略報告》把網絡空間定義為同陸、海、空、天並列的第五空間，各軍種先後設立負責網絡空間作戰的機構。2009年，時任國防部長蓋茨命令組建隸屬于戰略司令部的網絡空間司令部，並抽調各軍種人員擴充司令部直屬力量，至2013年共組建133個分隊，其中13個國家網絡任務分隊主要參與國家網絡空間防禦，也可以執行進攻性作戰任務，還有27個網絡戰鬥任務分隊對口支援各聯合作戰司令部。

　　此外，美空軍1998年提出“太空作戰”理論，參聯會于2002年頒布《太空作戰聯合條令》，係統闡述了聯合太空行動的原則。作為美軍的年輕軍種，太空軍于2020年成立作戰司令部，並將“聯隊—大隊—中隊”三級編制結構調整為“太空三角洲部隊”和“衛戍部隊”兩類，以實現扁平化指揮。

完善管理模式

　　周全高效的管理運作模式是推動改革舉措立規生效的重要一環。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不斷通過完善管理模式革除國防體係運作中的積弊，重視運用剛性制度規范各項工作的流程標準，以實現自我校正、自我約束、自我糾偏的良性迴圈。世界各國軍隊也普遍把建章立制作為軍事轉型的重要內容。

　　為更穩妥地拋出改革動議、支撐改革決策，美軍逐步形成了戰略防務評估模式。1993年，美國國防部發布《自下而上的防務評估》報告，引出後來的“靈活與選擇性參與”軍事戰略。1996年，國會通過《國家軍隊結構評估法案》，要求國防部每4年進行一次防務評估。1997年，首份《四年防務評估報告》發布，確定以塑造、反應、準備作為軍事戰略目標。此後，依據《美國法典》和歷年《國防授權法案》中的條款要求，國防部和各軍種都會定期或不定期提交各類評估報告，成為牽引部隊改革發展的先導手段。

　　海灣戰爭後，美軍發起以聯合訓練為重心的“第二次訓練革命”，來支撐聯合作戰指揮體制。1999年聯合部隊司令部成立，成為聯合訓練的主要實施機構，通過規范訓練內容、革新訓練手段聚焦聯合。進入新世紀，美軍又掀起新一輪以“聯合能力”為核心的訓練轉型，先後頒布《訓練轉型戰略計劃》《訓練轉型實施計劃》，大力加強聯合訓練、聯軍訓練、跨機構訓練和互通性訓練，形成一體化的實兵、虛擬和推演相結合的訓練環境，既利用作戰理論指導訓練，又通過訓練和演習檢驗戰法，最終形成成熟能力用于實戰。

　　另外，隨著美國國防預算的銳減，國防基礎工業受到很大衝擊，迫使國防部轉向依賴民用企業的研發和生産能力。國會專門通過《聯邦採辦合理化法案》，解決了國防部推行社會化採辦的法律問題。進入新世紀後，美軍繼續以靈活和商業化為原則，進一步簡化調整武器裝備的採辦和撥款機制，縮短從技術研發到服役部署的周期。2009年，國會通過《武器係統採辦改革法》，以制度化方式鞏固採辦方式革新，通過加強技術成熟度管理、細化裝備全壽命管理、加強技術風險和成本評估等辦法，不斷提升軍民一體化國防工業模式的效費比。

　　值得一提的是，美軍在海灣戰爭中仍然採取傳統的粗放式後勤保障模式，效率不高且浪費嚴重，戰後迅速啟動“軍事後勤革命”，成立國防財會局管理全軍財務工作，成立國防給養局管理全軍給養採購供應，授權運輸司令部管理國防運輸係統。此外，美軍還制定“基地調整和關閉計劃”壓縮後勤規模，推進“聯合全資産可視性”建設，實行“主動配送型後勤”模式。軍事後勤革命的成果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得到體現，美軍極大提高了保障時效並成倍節約開支，初步實現了“精確後勤”目標。

　　（作者係軍事科學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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