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中左）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在美國華盛頓展示共同簽署的經濟救助計劃

    新一輪刺激計劃將再為美國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但也將帶來諸多副作用，加劇美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而且，政策的“溢出效應”將對全球經濟復蘇構成新挑戰。

孫立鵬

　　歷經半個多月的府會博弈和兩黨爭吵，總額1.9萬億美元的《2021年美國救援計劃法案》終于在美國國會“闖關”成功，並由總統拜登簽署成為法律。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已于2020年3月6日、3月13日、3月27日、4月24日、12月29日分別推出了價值83億、500億、2.2萬億、4840億、9000億美元的救助措施，苦苦“托底”陷入衰退的美國經濟。加上當前的第6輪刺激計劃，美國兩屆政府累計動用了史無前例的5.54萬億美元財政資金，應對這場由疫情引發的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

　　分析認為，新一輪刺激計劃將再為美國經濟注入一劑“強心針”，但也將帶來諸多“副作用”，加劇美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而且，政策的“溢出效應”將對全球經濟復蘇構成新挑戰。

利好美經濟短期復蘇

　　從積極角度看，拜登經濟團隊以“大踏步前進”為主要理念，推進新一輪援助計劃，可與之前的數輪刺激措施形成“疊加效應”，助力美國經濟短期復蘇。與特朗普時期相比，拜登政府經濟刺激計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是理念不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無論是稅改還是後續的係列救助措施，雖然口口聲聲喊著“藍領獲益”，但主要獲益者卻是富人和大公司，疫情期間維護股市等資本市場繁榮的措施也更進一步加劇了貧富分化。拜登的新刺激措施秉持“自下而上”的理念，更加注重加大對中低收入者、失業工人、有孩子撫養負擔的家庭、中小企業等的救援力度，把錢投向需求更緊迫的地方，使刺激措施更具效率。

　　二是抓手不同。特朗普的措施缺乏對疫情的係統應對，投入直接抗疫的資金相對有限，反而在形勢最嚴峻的2020年4月發布行政令，強行重啟處于“大封鎖”的美國經濟，導致疫情加劇，經濟惡化。拜登的1.9萬億美元刺激計劃中，有超過4000億美元投向病毒測試、疫苗分發、接觸者追蹤等領域，將控制疫情作為挽救危機的根本“抓手”，“對症下藥”的做法有助美國從經濟“大封鎖”中逐步復蘇。

　　三是環境不同。由于特朗普政府控制疫情不力，美經濟活動始終無法恢復常態，導致數輪刺激措施效果大打折扣。美國會預算辦公室（CBO）報告顯示，2020年二季度特朗普推出的價值2.2萬億美元“英雄法案”，在失業保險、個人現金救助、州和地方政府援助等領域，因疫情導致的經濟封鎖影響，刺激措施的“財政乘數”僅為0.38?0.54，遠低于正常水準。相反，拜登較為有條不紊地應對疫情，伴隨美疫苗接種率不斷提升，經濟活動正在回歸正常，消費者邊際消費傾向上升，“財政乘數”將會更高，刺激措施會帶來較好效果。

　　由此，在極度寬鬆貨幣政策支撐、疫情控制逐步向好的情況下，新一輪財政強刺激，有助于美經濟短期加速復蘇。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稱，新一輪刺激措施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將使總需求增加約2.19萬億美元。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預測，1.9萬億美元的刺激措施將拉動美國經濟額外增長0.6%，2021年二季度美國GDP將恢復至危機前水準。

代價高昂

　　也要看到，美國憑借美元霸權地位放松財政約束，毫無顧忌地進行奢侈“救助”，從更長遠看，必然導致諸多副作用，且代價高昂。

　　第一，透支推進後續經濟政策的政治資源。

　　雖然本輪刺激措施在國會涉險過關，但拜登及民主黨在緊急救助計劃中夾帶有關“兒童的稅收抵免”“藍州援助”等“私貨”，已引發共和黨強烈不滿。

　　此外，為確保救助計劃在參議院以簡單多數獲批，執政的民主黨動用了在預算和債務問題上每年使用一次的“快速調節程式”。這意味著，拜登若要在不久的將來推出下一輪刺激經濟長期增長的綠色基建計劃，將會遇到國會巨大的政治和程式阻力。政治紛爭或導致拜登後續長期經濟布局計劃被迫推遲或“難産”，危機之後美國或再次面臨潛在經濟增長率走低，陷入新一輪“平庸增長”。

　　第二，加重美國聯邦債務負擔。

　　美國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8日，美國聯邦債務規模已高達27.96萬億美元，佔GDP的130.1%。雖然拜登經濟團隊主張當前經濟刺激可以加快經濟復蘇與增長，進而增加財政收入，並最終彌補前期刺激性的支出，但事實將會是債務負擔一路走高。

　　根據CBO模型，美國經濟每增長0.1%，年度赤字僅減少300億美元。這意味著，未來10年或更長時間內，美國經濟增長都無法抵消刺激計劃的成本。賓夕法尼亞大學預測，1.9萬億美元的刺激措施會導致美國政府存在長期的額外債務。2022年公共債務上漲會導致經濟增長損失0.2%，直到2040年還損失GDP的0.3%。

　　CBO預測，2030年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將達33.33萬億美元，其中僅利息支付一項就超過6950億美元。財政“擠出效應”，將會影響聯邦政府重要項目支出，大幅壓縮應對下一輪危機的財政政策空間。

　　第三，增加美國經濟出現“二次危機”的風險。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埃金表示，當前美國産出缺口略高于6500億美元，拜登政府以2倍于産出缺口來設計經濟刺激規模，需要投入1.3萬億美元左右的財政資源。

　　但現實中，2020年12月特朗普政府已通過9000億美元刺激措施，再加上當前的1.9萬億美元計劃，實際規模遠高于刺激經濟所需的資金。這將使美國經濟實際增長率遠高于潛在增長率，導致未來經濟過熱。

　　伴隨疫情向好，美國總需求較短時期內將大幅釋放，會導致需求推動性通脹。一旦美聯儲被動應對，不得不提升利率，可能刺破美國資本市場前期累積的金融泡沫，從而加重債務負擔，加劇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

　　第四，引發勞動力市場的“疤痕效應”。

　　疫情導致企業積極自救，即使最困難時期也在加大對自動化設備的大幅投資，以增加自身經濟免疫性。但這會導致離開工作崗位一段時間的工人因很難適應而被解雇，由此帶來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性矛盾，將增加永久性失業人數。

　　拜登的刺激計劃與特朗普以往的措施類似，注重對失業者生存的“托底”，但缺乏對勞動者技能培訓和知識更新的及時、大量投資，如果不能解決類似上述結構性失業問題，難以避免在復蘇階段給勞動力市場造成“永久疤痕”。

須防三重“溢出效應”

　　需清醒看到，拜登政府的新一輪刺激措施，是美國無視國際責任和財政約束的自私性經濟復蘇政策的延續，目的只是想將經濟刺激效果留在國內，同時讓其他國家分攤美國挽救危機的成本。由此産生三重“溢出效應”，將加劇全球經濟金融風險。

　　一是引發流動性泛濫的風險。

　　為應對本次危機，美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大幅刺激措施導致美聯儲資産負債表飆升。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4日，美聯儲資産負債表規模從4.2萬億美元飆升至7.6萬億美元，其中，基礎貨幣從3.44萬億美元膨脹至5.24萬億美元。美國超發貨幣十分嚴重。

　　一旦經濟形勢向好，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效應放大數倍進入經濟迴圈，將引發世界流動性過剩，催生全球資産價格泡沫，加大新興市場熱錢流入和輸入性通脹壓力，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作為全球“錨幣”的美元更易波動，加劇全球主要貨幣間的匯率風險。

　　二是債務貨幣化損害全球投資者利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推出首輪量化寬鬆，目標是為了壓低中長期利率，挽救美國抵押貸款和房地産市場，火速“救市”、應對危機，當時美聯儲持有的美國國債僅佔其全部資産的1/3。

　　但此次疫情期間，美聯儲再次開啟大規模資産購買計劃，主要目的不再是針對抵押貸款市場，而是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壓低國債中長期利率，減緩債務利息成本，進行實質性的債務貨幣化操作，已逐步背離了貨幣政策的初衷。

　　據美聯儲統計，截至2021年3月4日，美聯儲已持有美國國債4.87萬億美元，佔其全部資産規模的65%。目前，外國政府和私人投資者仍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美國債務貨幣化、變相“印鈔”的做法，損害了全球投資者的債權，同時也在動搖各國對美元的信心。

　　三是加劇全球貿易保護風險。

　　美國此輪救助措施難以在短期內改善勞動力市場近1000萬人失業的窘境，也難以根本性調和“主街”和“華爾街”之間的矛盾，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拜登出臺後續結構性經濟改革政策的時效性和效力。

　　這意味著，拜登要推行“以中産階級為中心”的經濟政策，必將更多地轉向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與多邊自由貿易主義漸行漸遠，以確保美國競爭性和自私性經濟獲益。此舉若引發他國紛紛效倣，“破窗效應”或在危機之後催生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粹主義再次抬頭，國際經濟關係和地區經貿格局也將再次經歷深刻調整。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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