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在日本東京，一名男子從日本央行總部前走過

    美國的戰略，也可以理解為“養癰治癰”，即放縱日元潛在危機，等到風險足夠大、時機成熟之際，再果斷出手。屆時，不僅日元大跌，日本股市、日本國債都將同步暴跌。

金柏松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之下，日本經濟三大風險再次高企。日本政府以往的經濟政策還能持續多久？危機又將何時來臨？恐怕不是日本一家説了算。

三大風險高企

　　從一係列數據可以看出，日本國債、央行政策、股市三大風險幾乎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狀態。

　　國債方面，2019年底，日本國債負擔率大約在200%，已連續多年居發達國家之首。因受到疫情衝擊，日本政府和央行密切配合，大規模救市。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口徑，截至2020年12月，日本國債余額達到1246.5萬億日元（1日元約合0.06元人民幣）；至2020財年結束（截至2021年3月），包括日本政府第三次補充預算，將增加到1326.5萬億日元。

　　比較2020年日本539.3萬億日元的名義GDP，國債負擔率大幅增加至231%，預計2020財年將達到約246%。日本國債負擔率其實早已超越所有經濟規則的安全標準，如今在高風險區再攀高峰。

　　央行政策方面，日本央行從2000開始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逐步購進日本政府國債，隨後逐漸加量，特別是從2013年起，配合安倍政府的經濟政策，大量購買國債，年度購買上限從40萬億日元不斷上漲到50萬億日元、60萬億日元、80萬億日元，2020年4月決定取消上限，堪稱瘋狂。

　　日本央行還有意壓低國債債息為負，如今可謂已幫助日本政府擺脫了償債付息的負擔。

　　從購買規模和頻度分析，日本央行所謂量化寬鬆政策已經不是救助經濟的臨時之舉，而是常態化、長期化之舉，相當于與政府一起公開、嚴重違背經濟安全規則，扭曲市場經濟制度。可以説，日本央行已經與日本政府陷入同樣的風險陷阱難以自拔。

　　同時，日本民間部門，主要是金融機構，如各大財團銀行也在大規模購買、持有日本國債，表現出官民協調一致的特色。但不知從何時起，民間金融機構對購買國債已經變得越來越慎重，卻從未拋售。

　　此外，日本家庭金融資産約2000萬億日元，其特點主要是持有現金，且老人持有比重高。這些人大多生活節儉，不太會大規模消費、“擠兌”銀行，也不太會使資産外流、對抗政府。這些人儲存于日本金融機構的巨額資金，只是在作出“沉默的貢獻”。換句話説，這相當于在縱容日本央行、民間金融機構以及政府的繼往做法，讓全社會積累更多風險。

　　股市方面，據日本生命基礎研究所的研究，日本央行從2010年起一直在購買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和REIT（不動産投資信托基金），並在2020年11月成為日本股票最大持有者，持有日本股票的總價值攀升至45.1萬億日元。同時，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持日本股票的價值為44.8萬億日元，位列第二。日本央行和養老基金合計購買股票價值佔總市值620萬億日元的14.5%。

　　由于市場認定日本央行托市，並且認為日本養老基金資金實力雄厚，兩者齊發力大量購買股票，具有多倍放大的影響力。這導致日本股市不斷高漲，日經指數連續多日超過3萬點大關。

　　遺憾的是，央行常態化、大規模投入，加上養老基金投入，已經釀成日本股市諸多後患：一是金融市場被扭曲，市場優勝劣汰的調節機制遭到嚴重破環，正在僵屍化；二是兩者佔總市值比太高，退出容易觸發敏感神經，引起暴跌；三是假如央行接盤，掩護養老基金退出，將進一步威脅日元匯率的穩定性；四是央行購買股票基金已經積累較大泡沫。

　　當前美國多數研究機構均認為，美國股市存在泡沫。而對比2020年日美股市市盈率及經濟增長水準，日本股市泡沫更為嚴重。

日元“堅挺”的秘密

　　2013年4月日本央行啟動大規模寬鬆貨幣政策以來，其資産負債表迅速擴大，2018年持有國債甚至超過日本GDP，2020年底達到698萬億日元，是2020年日本GDP的129.4%。

　　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判斷，日本央行大規模發行貨幣，大規模、常態化購買國債，早已威脅到日元匯率。加之日本央行還在大量、長期、常態化購買股市基金，違反市場經濟規則，也會威脅到日元匯率。

　　同時，日本央行以印刷的貨幣每日大量購買有價證券，意味著日本有價證券的價值每日都在稀釋，日本所有的資産、財富都在貶值。

　　值得分析的是，日元為何卻能夠在匯率市場保持長期穩定，甚至有時還在升值？

　　首先從基本面來看，日本貨物貿易出口競爭力還在，貿易順差年份多，逆差年份少，可支撐日元匯率；前幾年旅遊收支的大幅順差對日元匯率有較大支撐；包括利息、紅利在內的對外投資收益依然是日本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來源，對日元匯率也有較大支撐。

　　其次從日本國內來看，日本政府、央行、民間機構早已意識到一旦這些高風險引發危機，結局將不可收拾，日本全國官民協調一致保證日元穩定，不去誘發危機。這在日本價值觀裏不難找到依據。

　　最後從國際市場來看，日本的基本國策就是追隨美國，重大決策往往會事先徵得美國支援。

　　例如，2013年，安倍實施“三支箭政策”，以誘導日元貶值、抬高日本通脹預期為目標。該政策因事前已取得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同意，才在當年的G20峰會上得以過關。

　　事實上，美國當時正集中精力應對歐債危機，無暇顧及日本。所以美國力排眾議，認為日本央行的政策在于誘導國內通脹、擺脫通縮，不在于日元貶值，不屬于“競爭性貨幣貶值”。在美國“保護”之下，日元得以保持匯率穩定。

　　如今，美國拜登政府上臺，財長耶倫主張按照市場供需調節美元強弱。而美元市場運作恰好進入貶值的長期運作周期，未來全球匯率市場將出現美元持續貶值、日元持續升值的趨勢。

　　日元升值不利于日本擴大出口及制造業復蘇，未來日本經濟或將再次進入強日元、弱復蘇的格局，甚至陷入停滯。

　　最主要的是，美元指數長期下跌過程中一旦超預期，不排除美國轉變立場“丟卒保車”，拋出“日元危機論”。屆時美國三大評級機構就會給出各種理由，誘導市場拋出日元轉移視線，從而保住美元。

　　美國這一戰略，也可以理解為“養癰治癰”，即放縱日元潛在危機，等到風險足夠大、時機成熟之際，再果斷出手。屆時，不僅日元大跌，日本股市、日本國債都將同步暴跌。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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