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者在美國華盛頓遊行示威，要求制止國安局的行動、加強隱私保護

    情報機構能否依靠AI提升業務效率，取決于其能否滿足不斷增長的數據、演算法和算力需求。

汪曉風

　　2月26日，美國情報機構公開了沙特阿拉伯籍記者賈邁勒·卡舒吉遇害事件調查報告；2月25日，美軍對位于敘利亞東部伊朗支援的民兵組織目標發動空襲，在伊拉克方面情報的幫助下完善了對攻擊目標的選擇；同日，牛津大學在一份聲明中證實，該校一間研究新冠病毒的生物實驗室被駭客攻擊，正與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信總部下屬國家網絡安全中心一道調查……

　　在這些險象環生、疑點重重的新聞事件中，情報機構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數字時代，情報機構對新興科技青睞有加，而當下最前沿、最熱門的科技應用，非人工智慧（AI）莫屬。機器學習引發新一輪AI浪潮，對致力于從海量數據資訊中“尋寶”的情報機構而言，人工智慧在語音和圖像識別、自然語言處理等方面的應用日益成熟，已成為它們用來應對洶涌而來的大數據的利器。

新方向：數據、演算法和算力

　　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情報機構能否依靠AI提升業務效率，取決于其能否滿足不斷增長的數據、演算法和算力需求。

　　數據成為情報機構“甜蜜的煩惱”。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尤其是電子商務、線上業務和社交媒體全面展開，越來越多經濟社會運作實現了數字化，間諜衛星、偵察無人機、監控係統也在源源不斷地提供可用視頻和圖像。情報機構很快就從資訊饑渴轉向了資訊充裕，但與此同時也開始面對新的棘手問題，即如何從大量非結構化的語音、圖形和圖像數據中找到有價值的資訊。情報機構迫切希望AI幫助提升數據處理能力。

　　演算法成為情報機構最硬核的實力。得益于演算法研究的重要突破，近10年來，AI在機器學習方向獲得了巨大發展空間，應用場景不斷擴展。從通用的感知、識別、判斷、決策，到情報規劃、搜集、處理、分析和分發，情報工作的每個環節幾乎都需要進行專門的演算法開發和優化，如對深度學習框架進行加速，提升計算效率，建立更適用于情報分析的卷積神經網絡。

　　算力成為情報機構涉足AI的“準入門檻”。隨著AI應用大幅增長，計算量也呈指數級上升，近10年來全球算力已增長了數十萬倍，仍無法滿足增長更快的計算需求。隨著AI廣泛應用于情報工作，情報機構對于算力匹配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

新模式：造力和借力

　　AI技術和應用需要大量投入，即便是情報機構這種技術和人才含量最高的政府部門，也無法獨自處理情報規劃、搜集、處理和分析所涉及的大量數據業務，情報工作的機密性也限制了數據分享的范圍。另外，情報機構的預算雖然不斷增長，但顯然無法應付AI開發的龐大資金需求，情報機構也必須創造性地應對這些新問題。

　　情報機構紛紛制定AI發展規劃。英國是AI技術領先的國家之一，從AI先驅艾倫·圖靈，到研發了“阿爾法狗”的人工智慧實驗室——“深度思維”（DeepMind），都在AI發展史冊上熠熠生輝。英國情報部門不甘落後，政府通信總部一直強調利用最新技術，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情報能力，並提出要以人工智慧“賦能”。政府通信總部在人工智慧發展規劃中，點明要通過演算法從海量數據中訓練優化模型形成方案，並強調情報分析師必須參與決策全過程，以降低決策者對新技術的疑慮。

　　情報機構積極挖掘內部潛力。情報機構向來是數學、通信、密碼、電腦和認知科學人才的聚集地，如美國國家安全局是世界上單獨雇用數學博士、電腦博士和語言學家最多的機構，利用自身人才優勢發展AI也就成為自然而然的選擇了。2018年，美國國防部提出建立一個“聯合人工智慧中心”，由軍方和17家情報機構共同推進AI項目，統籌規劃建設以軍事領域技術和應用為支點的智能化決策指揮體係，旨在搶佔人AI軍事化應用先機。

　　情報機構也會選擇將開發業務外包。2017年7月，美國國防部推出“馬文計劃”（Project Maven），Maven一詞來自意第緒語（一種日耳曼語），意為“知識的積累”。

　　顯然，美國國防部是想利用AI大幹一番。計劃第一步是定制一個監控引擎，部署在情報無人機上，可以實時追蹤和分析汽車和其他運動物體，並將檢測數據上傳。谷歌以AI優勢競標勝出，美國國防部興奮地公布與科技巨頭合作的消息，並用了一個信心滿滿的標題——“年底前將演算法部署到作戰區域”。

　　情報機構還通過投資方式獲得新技術。各國情報結構普遍支援開發新技術的公司，雖然增加了風險敞口，但科技投資的長期收益相當可觀。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是風險投資老手，最新的投向是研發區塊鏈和AI技術的初創公司。

　　根據協議，公司獲得投資後可專注研發，而摩薩德將擁有投資期內研發技術的智慧財産權。對情報機構而言，與大企業合作並接受各種限制，通過簽署投資合同和非商業性、非排他性的許可證，往往更能有效利用新技術優勢，並且是更合算的。

新挑戰：平衡安全和風險

　　情報機構試水AI的過程絕非一帆風順，一個很大的挑戰是開放業務的風險，以及公眾對AI應用突破人類文明底線的擔憂。

　　兼具“美國頭號公敵”和“世界公民”身份的愛德華·斯諾登，2013年6月向媒體公開了美國情報機構進行通信監控和網絡攻擊的大量絕密文檔，震驚了世界，也將網絡安全推升為國家安全核心議題。斯諾登是情報外包業務的合同工，需要獲得訪問機密資訊許可權，這是情報機構與科技企業合作的一大隱患。面對資金和人力缺口，為推進AI項目選擇公私合作，情報機構是否願意承擔相應風險？這是一個比開發有效演算法更難解決的兩難問題。

　　美國情報機構開始面對來自公眾的抗議。美國國防部的“馬文計劃”執行不到一年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煩。2018年6月，數千名谷歌員工簽署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公司撤銷“馬文計劃”，同時承諾谷歌及其合約商不得開發可用于戰爭的AI技術，並承諾永不發展戰爭科技。迫于壓力，谷歌雲首席執行官宣布國防部2019年合同到期後不再續簽，並承諾谷歌不會開發AI武器，不會從事違反國際規范、國際法和人權原則的任何AI應用。

　　受到靈魂拷問的還有英國情報機構，一些英國人擔憂電影《少數派報告》中“犯罪前逮捕”的場景會出現在現實中。今年2月，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公布了一份報告，詳述其“合乎倫理”地利用人工智慧的各項規則，將AI應用限定在追蹤跨國犯罪、網絡虛假資訊傳播、兒童線上保護、識別網絡攻擊等有限方向上。通信總部開始籌劃針對AI的約束框架，其負責人還表示，在AI應用開發期間，就新技術如何影響社會進行坦誠對話。

　　（作者係網絡安全問題專家、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來源：2021年3月24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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