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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貨狙擊戰升級
2017-03-20 18:43:17 來源: 新華社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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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假售假者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手段越來越“高明”,方式也越來越隱蔽,假貨狙擊戰也隨之升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王輝輝/北京報道

  2016年3月15日,蘭州市城關區,銷毀假冒偽劣商品現場

  下午5點多,李偉匆匆登上了從杭州去往南京的高鐵,他要到南京落實一個制假售假案的線索。

  他是杭州老板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老板電器)法務部專門負責品牌維護的工作人員。從2012年開始,他便開始進入這種接到舉報就即刻出發的生活節奏,盡管他並非相關部門的執法人員。

  “我們每年都會發現二三十起案值比較大的假冒銷售老板電器産品的案子。”李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2012年入行以來,他明顯地感覺到制假售假者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手段越來越“高明”,方式也越來越隱蔽,而他們的假貨狙擊戰也隨之升級。

  每天發現上千家售假店鋪

  接受本刊採訪時,李偉向記者出示了一組外包數據公司對國內幾家電商平臺的檢索結果,這些數據顯示,其中幾家店鋪形跡可疑,“從店鋪名稱上看,應該屬于一個人,而且其産品銷售價格明顯比老板電器的正品低很多,産品圖片也顯得不太正常。我們懷疑可能又是個冒牌貨。”

  接到這類信息,李偉和同事們通常會馬上對這些線索進行跟進核實,開始一場“惡戰”。

  2015年之後,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天都會在李偉的工作中出現。

  近年來,他清楚地感受到,線下的售假行為明顯減少,線上的售假者卻開始變得猖獗起來,“線下門店售假的風險比較高,一般接到舉報,我們過去就能逮個正著,而線上售假方式則要隱蔽得多。”

  于是,打假“主戰場”也從線下實體門店逐漸轉移到互聯網。

  “目前,數據分析、網絡檢索就成了我們發現制假售假線索的重要方式。”李偉説,老板電器甚至為此委托了專業的數據公司。

  南京聖迪奧時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聖迪奧)打假負責人孫亮對此同樣感受深刻。

  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同以往主要依靠消費者投訴,經銷商、專賣店舉報發現售假線索不同,現在他們每天都要在各個電商平臺輸入“聖迪奧、S·DEER”等品牌關鍵詞進行檢索,然後對授權店之外的所有店鋪進行一一甄別,主要是通過銷售價格、圖片質量、售後評價等信息初步判斷真假。

  “一般假貨的價格都會明顯低于正品,比如聖迪奧一款售價在600元左右的女裝,假貨的價格可能只有200~300元,甚至更低。”孫亮説。

  通過這種初步鑒定,孫亮和同事每天都能甄別出大量涉嫌售假店鋪。

  “比如説在某電商平臺上,事實上只有3家旗艦店是經過聖迪奧公司授權的。但是我們每天的搜索結果都有幾千家店鋪,這裏面有一些可能是非授權銷售,但仍然有超過1000家店鋪是在銷售假冒的聖迪奧産品。”對此,孫亮感到有些無奈。

  超過5萬就深挖

  發現售假線索之後,品牌方的打假團隊就要順藤摸瓜。

  通常,品牌方會首先確認售假店鋪是否有關聯店鋪。

  2016年年初,安踏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安踏)的品牌維護負責人鄧志勇的團隊,就在某電商平臺上發現了7家均帶有“斐樂”二字的售假店鋪,通過其他線索比對,認定這7家店鋪為一人所有。

  “這些店鋪除了名稱上有重復的字樣之外,一般在裝修風格、産品種類、産品標價等方面也會露出蛛絲馬跡。”鄧志勇説。

  發現了7家售假店鋪之後,安踏根據各個店鋪的銷售數據,初步估計銷售額可能高達100萬元,遠遠超過了制假售假刑事立案的涉案標準。于是決定繼續深挖。

  “如果初步估計售假店鋪的銷售額比較少,達不到5萬元的刑事立案標準,我們就會把線索移交給電商平臺,讓他們處理。”鄧志勇説。

  下一步行動的關鍵是取證和定位。

  于是鄧志勇和同事們兵分兩路,一路以普通消費者的名義,從前述7家售假店鋪分別購買了假貨樣品,並交由公司的鑒定部門鑒別真偽。

  “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坐實對方的侵權銷售行為,為下一步向公安機關報案提供支持;同時,也是為了保存證據。”鄧志勇解釋道。

  另外,他們還與電商平臺取得聯係,盡量爭取平臺的幫助,以便搜集更多售假者的身份信息,並對其活動軌跡和售假窩點進行定位。

  “在沒有平臺方幫助的情況下,我們自己主要是通過各種渠道查知賣家的退貨地址和其他有用的信息。”李偉説。

  如果沒有更多的賣家信息,拿到退貨地址、退貨收件人信息之後,他們就必須花費大量時間進行實地走訪和“偵查”,以便獲取更多、更有“破案”價值的線索。

  2015年夏天,孫亮的團隊經過前期摸排,發現一個線上假冒銷售聖迪奧産品的賣家在江蘇省高郵市,當即就和幾個同事一起去摸底。

  在一周的“蹲點”過程中,他們注意到一個老年男子頻繁出現。此人每天都會騎一輛三輪車,拉一個裝滿物品的麻袋到售假者的店裏,而當他卸貨的時候該店鋪總會關門。後來證實此人是售假店主的父親。之後,通過跟蹤此人,孫亮他們發現了制假的窩點。

  2017年1月18日,湖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對假冒偽劣藥品進行集中處置

  數據定位

  電商平臺的參與,則可使品牌方打假團隊獲得更多的店鋪注冊信息,提高打假效率。平臺方甚至可以結合後臺的銷售數據,經過大數據分析,描繪出售假者的活動軌跡,從而進行更準確的定位。

  比如,阿裏巴巴的打假特戰隊在接到鄧志勇的舉報線索之後,通過大數據分析,鎖定售假者活動區域為北京市順義區楊鎮的一個社區內。

  根據這個定位,鄧志勇帶著人開始進行實地定位。經過前期摸查,並沒有在該小區發現倉庫和制假窩點,該小區可能僅僅是一個售假窩點。于是,鄧志勇決定暫時按兵不動,繼續跟蹤調查。

  “現在這些人非常謹慎,一般會把制假地、倉庫和售假窩點分開,而且銷售的窩點不會存太多貨。如果我們沒有查清楚倉庫的具體地點就貿然報警,警方的抓捕行動很可能就會驚動控制倉庫和制假的人,給其逃脫的機會。售假者最終也可能會因為售假金額不足5萬元而罰款了事。”鄧志勇介紹。

  通過調查,鄧志勇發現,這一售假團夥非常狡猾,並沒有按照常規,就近設倉庫,而是將之放在了離售假窩點十幾公裏之外的順義城區,“這樣他們來回拉貨送貨的時候,如果有車跟蹤,十幾公裏的路,很容易就會被發現。”

  此外,鄧志勇發現,每次大批量出貨的時候,制假售假團夥都會有反跟蹤的措施,“他們一般會專門安排車輛遠遠地跟在拉貨車後面,如果有可疑車輛跟蹤,他們很快就能發現。”

  李偉認為,有了平臺方的參與,依靠其大數據分析,定位會更加準確,一般到了現場就能發現售假者的蹤跡。

  2015年年底,李偉發現了一起涉案金額在200萬~300萬元的售假線索之後,在阿裏巴巴技術團隊的幫助下,精準地確定了售假者的地址信息和活動范圍,在廣東省順德市的一個小區。

  但到順德市實地定位時,李偉和同事們在定位的小區裏蹲守了一周,卻沒有發現售假者的任何蹤跡。

  “去的時候我們還是蠻有信心的,認為一定能查到他們,結果連人影都沒見到。”提及這次失敗的行動經歷,李偉的語氣中仍然流露出失望。

  因此,李偉一行只能聯係阿裏巴巴重新進行數據分析。結合售假者一周內的物流數據,發現其活動地址和軌跡都變了,但還在順德市。

  帶著新的地址信息,李偉和同事們再一次撲向順德,最終在新地址順利地發現了售假者的蹤跡,“原來他們剛好在一周前搬了家,到了另外一個高檔點的小區。”

  不是每個案子都能摸清整個鏈條

  “我們每調查一起案子,就要從源頭切斷一個制假售假鏈條。”孫亮説。

  因此,在落實線索的過程中,他們要與制假售假者鬥智鬥勇,抽絲剝繭,從細微處發現端倪,摸清制假售假鏈條。

  經過長期“戰鬥”,孫亮已經掌握了服裝行業制假售假的規律。相比于其他行業,服裝行業的制假售假利潤微薄。比如一件普通女裝的造假成本一般為69元,如果是制售分開,售假者要花費100元左右才能拿到假貨,然後200~300元放在網上賣出去。

  “如果再刨除售假環節的人工成本,利潤率並不高。”孫亮坦言。

  因此,服裝行業整個制假售假過程一般是由一個人、一家人或者幾個相熟的人控制。

  制假環節採用小作坊式生産。制假者大多是在新産品上市後,立即購買樣品,然後根據樣品打板、制板,完成倣冒。商標和包裝材料則從附近的小作坊定制。

  比如高郵案中,最終警方根據孫亮提供的線索,在前述老者經常取貨的制假窩點查獲了整整一卡車的侵權商品,包括一批原料、商標和半成品。

  但身處家電行業的李偉則要面臨無法從源頭打假的苦惱。

  與服裝行業不同的是,目前家電類産品的生産和售假已經實現了完全分離。比如在廣東佛山、順德等倣冒老板電器産品的“重災區”,有一些家電制造企業專門生産不帶任何標示的“白機”,然後售假者買進“白機”,在倉庫完成貼商標、包裝等工序,並上線銷售。

  “所以警方每次行動都只能查到倉庫環節,即便是知道這些産品是在哪裏生産的,也束手無策。因為生産廠家沒有貼商標,因此也就不屬于違法行為。”李偉對此深感無奈。

  每起打假案要投入10萬元

  至此,品牌方的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而此時距離首次發現線索的時間,大多數情況下都已經過去了半年。

  這半年時間裏,孫亮們還要小心翼翼地躲避制假售假者的打擊報復。

  “經常會收到一些威脅電話和短信,警告我們要小心。有時甚至半夜打電話威脅説,要卸掉我們一條胳膊或者一條腿。”孫亮告訴本刊記者。

  所以,在實地落實線索時,孫亮和同事們總是格外小心。每次出外勤,孫亮都不會開公司的車,而是要在當地租車,而且每次至少租3輛,三個人輪流遵守,避免一個人長時間停留在一個地點。

  “他們對陌生人非常警惕。有一次我們有一輛車在盯梢時,停留的時間稍微長了一點,差點被發現。”孫良對那次經歷仍然心有余悸。

  而李偉出差則從不在落實線索的城市過夜,“辦完事就走,然後在附近的大城市住宿。”

  這些都會給品牌方的打假行動增加成本。

  “所有的人工費用,加上支付給數據公司的費用和警方的辦案經費,整個案件跟下來,經濟上的投入基本上要超過10萬元。”孫亮向本刊記者透露。

  李偉也告訴本刊記者,老板電器每年在品牌維護方面要花費300萬元,基本上也是每起案子花費10萬元左右。

  但讓品牌方欣慰的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打假成效顯著,侵權假冒行為明顯減少。

  2015年和2016年,老板電器加強了與平臺方阿裏巴巴的合作,聯手加大線上的打假力度。

  “進入2017年之後,可以明顯地感受到平臺上銷售假冒老板電器産品的店鋪少了很多。”李偉説。

  而鄧志勇向《瞭望東方周刊》提供的數據顯示:2013年時,安踏協助警方打擊侵權假冒案件300起;到了2016年,這一數字下降到了80起,降幅超過73%。

  鄧志勇還透露稱,2013年以前,安踏每年在打擊侵權假冒方面的投入是250萬元,2013年之後就下降到了每年150萬元,“各方打擊力度大了之後,案件少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在鄧志勇看來,打假活動能取得良好效果,最重要的是2011年以來,公安部加大打假力度,持續開展打擊侵犯知識産權和制售偽劣商品犯罪的“亮劍”行動。

  “各地的售假者也有一個小圈子,一個人被抓走,其他人很快就知道了,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鄧志勇説。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李偉、孫亮、鄧志勇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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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徐宙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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