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軼

民法總則的順利起草和通過，意味著在民法典的編纂工作中邁出了重要一步，對整部民法典以及各分編所起到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説，民法總則起著 “定乾坤”的作用，它所表明的立法目的、確立的調整范圍、認可的基本原則、規定的一般規則，對于整個民法典的基調，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另外，在民法總則中所使用的一些術語也將會在各分編中得以堅持和沿用。在某種意義上，民法總則內容的確定其實就確定了民法典的立法體例和編排體例。由此可見，這個“第一步”不僅是整個編纂工作的開始，更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個環節。

首先，民法總則所確立的法律條文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它自始至終都堅持著一項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抽象地來説就是——只有出于對公共利益進行確認、保障和維護的需要，才能夠動用國家公權力，去干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場交易、剝奪和限制私人合法財産。這一點對每個國民來講都是至關重要的，它在某種意義上也劃定了國家公權力可以動用的條件。
相對于現行民事法律的規定，民法總則在某些具體的法律規則上，進行了修改、補充、完善和發展，這些變動都會在我們的生活、工作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産生更為具體和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一定是綜合的、體係化的。

一部不能回應時代需求的民法典一定不是合格的民法典，更談不上是一部優秀的民法典。此次民法總則中有若幹條文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它回應的是這個時代人們所提出的社會需求。
例如，如何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的年齡下限標準進行調整、怎樣的調整方案更加合適？這樣的問題在民法總則起草過程中都存在意見分歧，這些分歧不會隨著民法總則審議的通過而消失，但有一點大家都有共識，那就是必須把自然人作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標準，從民法通則中的10周歲進行下調。因為現在的孩子已經跟三十年前的孩子，無論在發育狀況、還是在眼界、能力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變；
再比如，30多年前人們根本不會想到會收到騷擾資訊、騷擾電話。今天，幾乎人人都有手機，甚至不止有一部手機，這讓信息安全問題成為這個時代必須關注的話題。因此，在民法總則中將個人資訊權作為獨立類型的人格權進行確認和保障，這是對信息化時代的新需求做出的回應。

民法總則的很多條文都體現了對人的終極關懷，它表現在對一個人的關注是從“搖籃”到“墳墓”，並且在“進入搖籃”之前、“進入墳墓”之後，還會受到民法總則的關注。例如，在民法總則中，關于胎兒利益的保護，相對于現行民事法律上所確立的規則，有擴張和深化的趨勢。在現行民事法律中，僅僅在繼承遺産的場合要求給胎兒特留份，但在民法總則中，只要胎兒出生時是活體，則被更為廣泛地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被當做人來看待。這樣胎兒除了繼承遺産，在接受贈與等方面也受到保護。另外，民法總則還重視對死者的關懷。例如侵害其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可以説，這是對自然人離開人世之後的關注。

關于“民法總則在起草過程中是如何徵集民意的”的問題，王軼回答到，民法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與每個人的一生，包括出生以前、去世以後都有緊密的聯繫。一部不能反映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分享共識的民法典，不會是一部得到人們尊重和信仰的民法典；一部不能反映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分享共識的民法總則，不會是一部得到人們尊重和信仰的民法總則。因此可以説，徵求民眾的意見是伴隨著整個民法總則的起草過程的。

關于“後續工作如何推進”的問題，王軼表示，整個民法典的編纂是一項係統工程。究竟編纂一部什麼樣的民法典，是對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分享共識程度的體現，也是對國家軟實力的展現，更是對立法機關立法技術水準的一次檢驗。有關部門包括牽頭單位和參與單位，已經啟動了民法典各分編的相關工作。2017年2月底，中國法學會已經將中國法學會成立的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婚姻家庭法、繼承法五個課題組在現有單行民事立法的基礎上修訂完成的民法典相關各分編專家建議稿統一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供作下一步民法典各分編編纂的重要參考。民法典的各分編將來具體還會包含哪些分編內容，還要進行具體討論，進一步凝聚共識。比如，將來是否要有一個單獨的人格權編，這還在進一步討論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