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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醫改目前進展比較順利,在醫保和醫療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已經進入攻堅階段,因此,更加需要“三醫”齊頭並進,形成合力,深入推進“三醫聯動”助力實現全民健康覆蓋。
精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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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萬年
醫改進入攻堅階段 “三醫聯動”是關鍵
醫改進入攻堅階段 “三醫聯動”是關鍵
梁萬年介紹,所謂的“三醫”是指醫保、醫療和醫藥,醫保是基礎、醫療是核心、醫藥是關鍵。因此醫改越到“深水區”,越需要醫保、醫療、醫藥之間的聯動改革。“如果單獨改醫療,不改醫保和醫藥,那麼它的一些運作機制和保障機制就很難做到科學合理;但如果醫療不動,單改醫保或者醫藥,也不太可能有好的效果。”梁萬年説。
梁萬年表示,深化醫改目前進展比較順利,在醫保和醫療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我們醫保的籌資水準每年都有所增加,覆蓋面也在進一步擴大,這幾年一直是穩定在95%以上,可以説是做到了實現全民醫保。”梁萬年説,“同時針對特殊人群、重大疾病我們也採取了一係列的措施。比如建立了大病保險制度,還有醫療救助和疾病應急救治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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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萬年
深化醫改如何落實?改善醫療服務是重點
深化醫改如何落實?改善醫療服務是重點
在談到今年深化醫改工作的具體目標時,梁萬年和方來英均表示,改善醫療服務將是重點。梁萬年介紹,2017年要在堅持健康中國建設的主線下,在五項制度建設方面有所突破。“五項制度建設分別是分級診療制度、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全民醫保制度、藥品供應保障制度和綜合監管制度。”梁萬年説,“此外,今年的工作目標還有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在就醫環境、流程等方面讓老百姓更加舒心。”
而作為北京市衛生計生委主任,方來英表示將向社會發布北京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將推動深化醫改、醫療服務體係重構等目標落實到工作當中,“比如醫療付費未來能不能不再排隊,而是通過電子支付手段去完成,還有對殘疾人來説,輪椅服務是不是可以更便捷一些。”方來英説,“我們要從一點一滴的小事做起,讓大家切切實實地感到變化,這樣才能對我們的醫改充滿希望,對我們的未來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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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英來
北京醫改改善居民就醫感受
北京醫改改善居民就醫感受
談到一直被困擾的挂號難問題,方來英認為,曾經幾萬人在同一時間段裏進入挂號大廳的現象,通過近幾年實行的預約挂號的方法,已經得到很大改善。“北京全市現在超過70%的醫院,已經實現了復診預約。從首次看病到第二次看病,醫生會幫病人約好,初診醫院從全市來看大約佔到56%,市屬醫院比例更高一點,大概達到了80%。”方來英説,“除了網絡挂號,市民還可以通過114、APP和手機微信終端等方式實現預約挂號,如此多樣化的挂號方式可以減少市民淩晨到醫院門口卻排不上號的現象,進而改善大家的就醫感受。”
分級診療和轉診也是國家明確的醫改重點任務。“在過去一年,北京已經創建了53個醫聯體,超過6000萬的患者在基層社區做了首診,在基層完成診療後,通過醫聯體實行各種轉診。”方來英表示,“在北京的任何一個醫院我們也在做轉診的事情,這叫做層級診療,從低年資醫生到知名專家也有一個過程。我們在全市組成了36個專家醫療團隊,每個專家醫療團隊的領頭羊都是這個領域的頭號教授,在團隊中先完成病人的初步診斷和治療,再轉到知名專家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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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萬年
分級診療制度的核心是雙向流動
分級診療制度的核心是雙向流動
分級診療制度建設是深化醫改的一項重要制度,核心就是要構建起醫療衛生服務係統,真正做到雙向轉診、雙向流動。 梁萬年表示,老百姓看病首先應該是基層首診,基層看不了的通過轉診到大醫院,康復階段或者要到基層進一步治療的再轉回來,“最終要做到急慢分治,真正的急性病、急診這塊到大醫院,真正的慢性疾病管理還是要到基層醫療機構。”梁萬年説。
按照這種思路推進分級診療,梁萬年稱最核心的是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是怎麼讓老百姓信任基層,願意去基層;第二是如何調動基層現有醫務人員的積極性,把基本醫療、基本公共衛生做好;第三是大醫院要形成一種動力機制,真正回歸到只看疑難病症,同時做科學研究、做人才培養。”梁萬年説,“總結起來就是大醫院願意放、基層願意接、老百姓願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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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來英
控制慢性病要構造健康知識傳播的網絡
控制慢性病要構造健康知識傳播的網絡
方來英表示,很多慢性病都是由于生活方式問題引起的,控制慢性病要從傳播科學的健康知識、構建支援健康的政策環境等方面做起。
方來英認為,在全國范圍內,研究構造一個健康知識傳播的網絡,使廣大網友得到更科學準確的健康知識,對控制慢性病來説是非常有必要的。“知識傳播是很大的事情,衛生計生行政部門、社會各界要傳播科學的健康知識,要為幹預生活方式創造環境,因為很多慢性病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問題引起的。”方來英説。
而為促使人們對病情的早期發現、早期幹預,獲得更好的幹預效果,方來英認為技術支撐也非常關鍵。“我們有許多高新技術,但我更關注的是適宜技術,居民能夠承受、專業部門能夠普遍提供、我們基層醫生、基層衛生人員能夠掌握的這些技術。”方來英説,“此外,如何構築一個支援健康的政策環境、慢性病管控的政策環境,這也是我十分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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