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7月12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防衛省大門

文/王瑟

編輯/黃紅華

　　近日，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與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辛格在老撾參加東盟防長擴大會議（ADMM+）期間舉行會晤，同意兩國深化在後勤補給、聯演聯訓等領域的交流合作。此外，雙方還特別強調要加強防務技術合作，共同促進軍事裝備的聯合研發生産。

　　此次會晤，雖然表面上反映出日印防務合作不斷加深的趨勢，折射出兩國在所謂印太框架下不斷強化戰略合作的意願。但是在這一系列熱鬧表象的背後，日印防務合作要取得實質性進展依然存在難以突破的“天花板”。

防務合作趨勢加強

　　長期以來，日本和印度雖然關係融洽，但雙邊合作多集中於經貿領域，防務合作一直處於相對空白狀態。這一方面是受限於日本的“和平憲法”和“武器出口三原則”，另一方面也由於印度此前長期堅持“不結盟”外交政策，不願與美國盟友在軍事安全領域交往過多。然而近年來，隨着國際環境和地緣形勢的持續變化，兩國防務合作趨勢加強。

　　一是推動機制建設，合作框架基本形成。在領導人層面，兩國充分利用年度首腦峰會機制，引導雙邊防務合作。在2022年度首腦峰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兩國領導人提出要繼續擴大聯演聯訓規模，明確在軍事裝備領域的具體合作範圍。

　　在實操層面值得關注的是，兩國近年來相繼建立外長、防長“2+2”對話機制，防長對話機制，副部長級“國防政策對話”機制以及國防參謀長對話機制，各軍種首長間亦相繼完成互訪，各層級溝通渠道已基本打通。此外，還圍繞軍事領域特定議題搭建多個針對性對話機制，例如網絡對話、太空對話、海洋事務對話等。目前，兩國還在商定修改2008年簽署的《日印安全合作聯合宣言》，藉以反映雙邊防務合作近年來出現的“新變化”。

　　二是聯演頻率大幅提升，“互操作性”顯著增強。2020年9月，日印簽署《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ACSA），允許雙方在共同演習、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進行人道主義救援及其他雙方商定的活動期間互相提供食品、燃料等後勤物資及通信、醫療、儲存等服務項目，為開展聯合演習和共同訓練創造便利條件。

　　此後，日印聯演聯訓範圍不斷擴大、頻率顯著提升，創造多個“首次”。2023年1月，兩國首次舉行代號“英雄衛士”的聯合戰鬥機演習，雙方分別派遣蘇-30MKI、F-2等主力戰機參演，並進行空中機動、攔截等演習科目；2月，日本陸上自衛隊與印度陸軍間的“達摩衛士”年度演習自創立以來首度在日本舉行；7月，日印海上力量在孟加拉灣舉行“JIMEX”年度演習，標誌着日印首次在一年之內完成陸海空三棲覆蓋的聯合演習。

　　三是軍貿互動漸次開展，軍技交流逐步啟動。2014年，日本以“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則”後，積極尋求向印出售軍事裝備，並於次年與印簽署《防衛裝備品和技術轉移協定》。不過，受限於價格和技術轉移等問題，長期以來兩國在軍貿領域未有任何突破性進展。

　　2024年11月，日印最終簽署“統一複合無線電天線”（UNICORN）技術轉讓協議。該裝備係應用於海軍艦艇之上的新型複合通信天線系統，最大特點是將多種天線和數據鏈設備集成在一個系統之上，並用外殼覆蓋整個系統，從而減少雷達截面，增強艦艇的隱身性能。如協議實施，將是日本繼向菲律賓出口空中監視雷達後第二次向他國出口成品軍事裝備。

背後多重考慮

　　日本和印度之間鮮有歷史問題包袱，也無現實地緣衝突，因而時常被兩國官員形容為“天然盟友”。但從另一角度看，兩國對對方亦無過多戰略關注，更無過多利益交集，因此在歷史上雙邊關係雖然和睦融洽，但一直不溫不火。然而近年來，兩國卻不斷打破歷史慣性，推動雙邊關係不斷升溫，並在最為敏感、關乎國家主權與安全的防務合作領域取得諸多突破，個中緣由值得深入探究。

　　從本質上講，日印防務合作加速發展的深層動因在於戰略契合。對日本而言，無論是過去提出的所謂“民主安全菱形”“自由與繁榮之弧”，還是現在鼓吹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印度均為其中的核心環節。2023年3月，時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訪印期間宣布“印太構想新計劃”，其中多次重申印度是日本實踐所謂印太戰略“不可或缺的夥伴”，希望與印合作，實現印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繁榮”。

　　對印度而言，日本是其“東向行動”政策不可或缺的戰略基石。2014年上&後，莫迪政府立即將“向東看”（Look East）政策升級為“東向行動”政策（Act East），謀求戰略東進，並在政治、經貿、防務安全等領域全面加強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而日本更是其中的重點和焦點。在日本提出所謂“印太”概念後，印度與其積極對接，相繼提出印版“印太願景”和“印太海洋倡議”，並宣布要與日本在共同的“印太願景”之下打造“新時代的印日關係”。而作為“印太”戰略對接的重要組成部分，兩國防務合作的提升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值得警惕的是，日印兩國推進防務合作，也有通過相互補位抗衡“中國影響”的明顯動機。例如，在2020年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發生後不久，日印就在距馬六甲海峽不遠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海域舉行海上演練，間接為印“撐場”；次年6月，印“投桃報李”，在東海海域與日舉行海上演練。此外，兩國還着力深化在反潛及海域態勢感知領域的實戰演練。

　　最後，日印防務合作還有一股強大的外力推動，就是美國的支持與鼓勵。美國的意圖是，日本和印度作為其所謂“印太”戰略框架中的東西兩翼，如能深化雙邊防務合作，既可更好分擔其地區安全責任，又可補足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的短板。近年來，美國持續通過“四邊機制”框架推進日印防務合作，謀求以其為骨架建立橫跨“印太”的防務夥伴網絡。例如，擴大三國共同參與的“馬拉巴爾”“海龍”等聯合演習規模，推動三國共享海域態勢感知信息和關鍵情報，鼓動日印與美共同在南海等敏感海域進行巡航等。

相互保留的夥伴關係

　　雖然近年來日印防務合作進展迅速，在某些領域甚至達到“準盟友”級別，但亦有諸多限制性因素橫亙其間，使這兩個國家只能成為各取所需的“合作夥伴”，而非相互托底的“鐵桿盟友”。

11月11日，日本首相石破茂（前排中）在日本東京的首相官邸率閣僚合影

　　在戰略層面，儘管日印在地緣戰略上高度契合，但其更多體現為對所謂“印太”地區秩序的看法一致，而在最為核心的戰略關切上，兩國卻難以相互照應。其根源在於，日印地緣距離過遠，且各自核心利益關切仍局限於周邊。日本的戰略重心在西太平洋，核心關切是東海爭端和朝鮮半島局勢；而印度的戰略重心在中印邊境及周邊地區，同時要維護自身在南亞印度洋的“霸主”地位。

　　這種“戰略錯位”使雙方均懷疑對方能否在自身核心利益受損時不計成本，給予實質性軍事協助。在日方看來，印度尚未在&&、南海等問題上給予明確的“安全承諾”，遑論在東海和朝鮮半島“有事時”向日提供援助。印度戰略界亦普遍認為，日印防務合作難以幫其解決與中國、巴基斯坦等鄰國的邊界爭端。

　　日印在戰略層面打消對對方可靠性疑慮的關鍵是，能否通過正式盟約給予對方硬性安全保證，但這恰恰是兩國的另一分歧所在。印度在歷史上長期堅持“不結盟”外交政策，即便近年來外交理念隨地緣環境變化有所調整，但依然高度重視“戰略自主”，不願因與他國結盟而使自己行動受到任何“羈絆”。而日本長期以美日同盟作為外交和軍事戰略主軸，認為印度的“戰略自主”實為“戰略搖擺”，始終不如軍事盟友固定可靠。此外，印度在俄烏衝突問題上“左右逢源”，未與美、日及西方國家“統一立場”，在日本看來就是印度“不可靠”的一大例證。

　　除了以上因素，日印防務合作在實操層面亦存在一些問題，這突出體現在軍貿領域。日本軍工産業長期面向國內封閉市場，難以發揮規模優勢，導致成本偏高、性價比低。而印度恰恰對價格十分敏感，在軍事招標中經常追求“最低價格”，這使雙方的軍工項目談判經常因價格問題陷入僵局。除非日本像此次簽署的UNICORN天線項目一樣主動讓利、承擔資金，否則兩國軍貿合作難以一帆風順。

　　儘管戰略上的互不托底，為日印防務合作劃定了一條“上限”——可以“結伴”難以“結盟”，但未來兩國在海上安全、聯演聯訓、情報交流等領域合作的繼續推進仍值得關注和警惕。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