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人們經過聯合國氣候變化巴庫大會的會場

文/《環球》雜誌記者 郭爽（發自巴庫）

編輯/胡艷芬

　　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九次峰會於巴西裏約熱內盧舉辦期間，另一個重要國際會議也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進行中，那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COP29還被稱為“氣候融資大會”，重點關注氣候資金缺口問題。

　　但顯然，事關真金白銀的付出，以及實實在在的責任分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仍然未能避免。

　　就在COP29接近尾聲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從G20峰會返回COP29現場——“不可逆轉的臨界點越來越近，可能會産生毀滅性的影響。”

　　“這不是一場零和游戲，氣候資金不是施捨，這是一項投資，旨在防止不受控制的氣候混亂給我們所有人帶來的破壞。這是為地球上每個國家更安全、更繁榮的未來而支付的首付。”

　　“我直接呼籲部長和談判人員：軟化強硬路線，在分歧中尋找出路，着眼於大局，永遠不要忘記利害攸關的事。”

　　“失敗不是一個選項。”……古特雷斯一遍又一遍地重申此次“要達成一致目標”的決心。

　　大會主席國11月22日發布的新案文“呼籲”，到2035年實現每年1.3萬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目標，相比此前的1000億美元有大幅提升。

從關鍵爭議點看氣候融資難點

　　為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提供資金支持，既是發達國家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更是其在《公約》及其《巴黎協定》下必須履行的國際法義務。COP29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給國際社會信心和希望，證明國際社會具備實施手段和支持藍圖，能夠團結合作推動轉型。只有這樣，氣候雄心才不會淪為空談和實現其他目的的工具。

　　然而，此次COP29不僅受到多個緊張因素干擾，還在一些關鍵談判事項上遭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爭議的掣肘。

　　一方面，美國大選結果、阿根廷決定退出談判、發達國家未能實現適應基金的目標、阿塞拜疆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係……COP29第一週就出現多個緊張因素，一度讓各方對COP29能否成功實現其核心目標——達成一項新的氣候融資協議，並落實第一次全球盤點——感到悲觀。

　　但另一方面，目前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領導人都在講話中傳達了積極信號。中方指出，應堅定堅持《公約》及其《巴黎協定》，多邊主義是全球行動的基本遵循和根本出路。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民在大會期間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氣候資金談判達成共識的關鍵是發達國家按照《巴黎協定》第九條要求，作出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的承諾，並達到相應承諾數額。劉振民強調，各國應逐步認識到包括資金等問題在內的關鍵議題在COP29達成協定，不僅影響到本屆大會的成敗，還影響到《巴黎協定》下多邊合作進程的方向。

　　為支持發展中國家向氣候適應型未來轉型，COP29就NCQG進行談判，制定全球2025年後的氣候資金目標及相關安排，以取代2009年在COP15上設定的“發達國家每年捐資1000億美元”目標。

　　根據大會主席國11月22日就多項關鍵議題發布的修改版一攬子建議案文，在各方最關心的關鍵核心議題NCQG上，新案文“呼籲”到2035年實現每年1.3萬億美元的融資目標。

　　分歧貫穿了關於NCQG問題談判的幾乎全程。

　　在資金結構方面，發展中國家強調發達國家提供和動員的氣候資金，應該是以贈款或同等形式；應該是新的、可負擔的、可預測的、非債務性的資金；應該明確兩個資金目標——提供的資金和動員的資金，其總額應達到萬億級美元。簡言之，發展中國家強調發達國家應該直接給錢（贈款），並對提供和動員資金的目標予以明確。

　　而發達國家則強調新的目標為氣候融資目標，到2035年氣候融資目標達到萬億級，每年為發展中國家動員數千億美元資金，來源包括公共、私人和其他新渠道。簡言之，發達國家認為新的資金目標是各種渠道的融資目標之和，強調投資規模，而非直接給予發展中國家支持。

　　出資方方面，發展中國家如何出資、是何性質是核心分歧。發展中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締約方可以自願為資金動員提供支持，但這種自願支持不應計入新的NCQG。而發達國家則認為，發達國家帶頭，其他有經濟能力的國家也應努力貢獻資金。

　　此外，發展中國家還提出發達國家應該建立分擔機制，以其歷史排放量和人均國內生産總值（GDP）為基礎，分擔實現提供資金的目標。

　　雖然一些發達國家將氣候融資視為捐助“善款”，並試圖將發展中大國及“富裕國家”納入出資範圍，同時以此作為擴大出資規模的前提條件。但《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西蒙·斯蒂爾指出，“我必須非常直白地説，氣候資金不是善款。它絕對是百分之百服務於各經濟體，服務於受到極端氣候威脅的普通人。”

　　大會另一個關鍵爭議圍繞“損失和損害”基金議題。在此前兩屆《公約》締約方大會上，旨在為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提供財政援助的“損失和損害”基金議題已取得重大突破。在COP27上，與會各方同意為受到氣候災難衝擊的貧困國家建立“損失和損害”基金；在COP28首日，各國就“損失和損害”基金達成共識，並通過了協議文本，確定資金來源，同意資金由世界銀行託管。

　　在COP29上，各方仍然面臨有關“損失和損害”基金的多個問題和挑戰，包括：基金將涵蓋哪些類型的損失與損害、高收入國家將向基金承諾多少資金、哪些國家可以從基金中受益、如何分配基金以確保公平支持、基金是以贈款還是貸款形式發放等等。

關鍵優先事項取得關鍵進展

　　全球碳市場機制對降低全球碳排放、加強全球氣候合作和支持低收入國家獲得資金支持，以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至關重要。COP29還有一大關鍵議題，就是《巴黎協定》第六條：全球碳市場機制。

　　業界預計，如果基於《巴黎協定》第六條的國際自願碳市場能在COP29落地，那麼這將傳遞出碳市場國際化的重要信號。2025年2月，各國將提交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s），屆時締約各方可利用《巴黎協定》碳市場機制開展合作減排，幫助其達成NDC目標，並進一步提升減排力度。

　　一個積極消息是，COP29首席談判代表亞爾欽·拉菲耶夫11月12日宣布，《公約》締約方已於11日打破多年圍繞全球碳市場機制的爭論僵局，在《巴黎協定》第六條相關談判上取得關鍵進展。

　　拉菲耶夫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説，上月在巴庫召開的有關《巴黎協定》第六條第四款的監督機構會議，提出了國際碳信用項目如何運作的標準。11日，締約方已就第六條第四款下的碳信用額度標準及其動態更新機制達成共識，這是完成《巴黎協定》第六條談判的關鍵一步。

　　“這（《巴黎協定》第六條）將是一個改變規則的工具，有助於將資源流向發展中國家，並可幫助我們（通過促進跨境合作）在實施氣候行動計劃時每年節省2500億美元成本。”拉菲耶夫説，“在經歷多年僵局之後，在巴庫，已經開始出現突破。”

　　《巴黎協定》第六條涉及全球碳市場機制，即碳排放較多的國家可通過向碳排放較少的國家購買減排項目的信用額度，也就是碳信用，來實現其氣候目標，也為發展中國家減排項目注入資金。該機制提供了兩種交易碳信用的方式：第一種方式允許兩國自行制定雙邊碳交易協議的條款；第二種方式旨在創建一個由聯合國監督管理的全球碳市場，也就是第六條第四款。

　　應當指出，雖然《巴黎協定》第六條具有推動全球減排的潛力，但此前一直面臨諸多矛盾。例如碳信用的分配機制不夠透明，以及如何確保減排項目的實際效果、避免虛假減排，以及如何處理碳信用的跨國轉移等，也一直是熱議問題。

“中國展現突出領導力”

　　在COP29的眾多不確定性中，中國展現出自身的確定性和領導力。11月19日下午，在COP29中國角“邁向碳中和的中國可持續發展新實踐”主題邊會上，《可持續發展藍皮書：中國可持續發展評價報告（2024）》正式發布。

　　該藍皮書發布了2024年度中國可持續發展綜合指數，以及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主要城市可持續發展成效評價結果。報告指出，自開展評估以來，中國可持續發展綜合指數已連續7年穩步提高，累計增幅達46.8%。經濟發展、社會民生、資源環境、消耗排放和治理保護5個單項指數均保持上升態勢。中國正逐步形成可有效支撐經濟社會綠色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城市空間格局。

　　“我經常會表達這樣的觀點：我認為，中國在應對氣候危機方面取得的進展和展現的領導力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為突出。”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的世界特大城市網絡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執行總裁馬克·沃茨，11月20日在COP29期間接受《環球》雜誌記者專訪時説。

　　沃茨指出，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為中國對綠色轉型的投資，包括對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投資、向電動車的快速轉型等方面的成就。“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太陽能和風能投資都發生在中國；在電動車領域，全球大部分電動車不僅生産於中國，也在那裏進行原型設計”，他解釋説，“離開不過短短一年時間，再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看到道路上清潔能源車輛數量顯著增加，真是令人驚嘆。”

　　“但讓我感觸最深的是中國政府的長期規劃，以及我稱之為‘多層次合作’的模式”，沃茨説，“這種合作模式將國家、地區和城市各級政府連接起來，使整個國家在協同推進（氣候治理進程），而這種協同性是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所缺乏的。這種模式讓我們對（中國綠色轉型）未來充滿希望。”

　　在談到中國城市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時，沃茨指出，許多中國城市的綠色轉型採取的舉措，都是值得世界其他城市學習和推廣的重要經驗。

　　這樣的城市經驗有很多。比如武漢大幅擴展綠地、建設用於管理洪水的空間，以及在道路上採用多孔材料打造“海綿城市”；深圳將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城市發展頂層設計中，在政策制定、可持續街區青年營造、碳中和經濟、綠色産業創新，以及創新驅動超大型城市綠色發展方面積累了豐富的深圳經驗，等等。

　　此外，在COP29的“吸引新參與者參與氣候行動産生集體影響”會議上，《環球》雜誌記者還感受到從“中國運河”吹來的可持續發展之風。“世界運河城市Canal Walk行動”組委會攜手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揚州大學碳中和技術研究院、中國大運河研究院等單位，共同發出了《以Canal Walk行動，推動世界運河城市可持續發展倡議》。Canal Walk代表團團長、世界運河城市Canal Walk行動組委會主席程顥在會上指出，世界上有超過1000條運河、3000多座運河城市，世界運河城市擁有獨特的自然與人文景觀，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也是推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