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3年10月7日在加沙地帶南部城市拉法拍攝的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彈

文/朱兆一

編輯/吳美娜

　　當前中東衝突中，以色列表現得尤為強硬，甚至“拉黑”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約旦通訊社前社長法耶克·希賈津指出，衝突是否會持續升級到全面戰爭，取決於以色列如何報復伊朗的導彈襲擊，取決於黎巴嫩前線的局勢，如果以色列不停手，局勢將惡化。

　　戰爭畢竟也會傷及自身，戰略恐嚇也需保持在一定限度。當前的以色列，為何要在戰爭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支撐其強硬路線的背後到底是什麼？

中東和平支柱嚴重斷裂

　　表象上看，2020年8月，當以色列在美國斡旋下最終和阿聯酋、摩洛哥等阿拉伯國家簽署建交協議時，以色列民眾一度認為中東和平曙光再現，接下來以色列馬上能達成和擁有廣大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尼西亞，以及影響力巨大的阿拉伯國家沙特的建交。然而，3年後的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了一場突襲——“阿克薩洪水”行動，與1995年以色列前總理拉賓遇刺後類似，和平曙光再度黯然消逝。

　　而且，相比之前的衝突，此次巴以雙方即便想繼續和談也幾乎已經喪失了外部支撐。

　　首先是聯合國，以色列認為曾經對中東和平發揮過樞紐作用的聯合國已經成為中東和平的拖累，因此對它充滿了憤怒。以方認為聯合國在處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的衝突時存在偏見。在以色列看來，多年來，聯合國尤其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頻繁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卻有意忽略哈馬斯和其他武裝組織的挑釁行為，如使用人肉盾牌和無差別的火箭攻擊。此外，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為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服務，以色列指責哈馬斯利用該機構的設施儲存武器和發動攻擊。

　　與此同時，聯合國雖然繼續為中東和談提供外交談判&&，也在黎巴嫩等國部署了維和部隊，但其貢獻不被以色列認可。聯合國方面在敘利亞內戰、也門衝突等問題上的“無作為”受到歐美和中東等國廣泛批評，聯合國通過的許多關於以色列定居點的決議從未被真正執行，也讓阿拉伯國家對聯合國感到失望。有輿論認為，已經不能指望聯合國繼續推動任何一方的和談了。

　　而作為中東和平另一大支柱的美國似乎也已經“無力回天”，美國大選在即，內部的政治撕裂讓政客們無暇顧及中東錯綜複雜的局面。儘管過去幾次相關“和平協議”由美國主導促成，但在這次以色列與哈馬斯的停火談判中美國卻幾乎毫無貢獻，既無法約束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也難以平息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憤怒情緒。

　　如今，美國對中東地區衝突的外部調停能力明顯表現出捉襟見肘窘境，似乎更多是為以色列提供防禦支持和協助攔截。美國總統拜登在伊朗對以色列發射超過180枚彈道導彈報復性襲擊後的新聞發布會中&&，美國支持以色列對伊朗進行“適度回應”，同時設定紅線反對以色列打擊伊朗核設施。這一模糊不清的政策反映出拜登政府在中東問題上的進退失據。如果接下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出現僵持局面，美國可能更無暇顧及中東。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輪血腥衝突之後，至少很長一段時間裏以色列與阿拉伯多國之間的血海深仇已幾無和解可能，只能通過佔領和軍事高壓統治來解決。無論是以色列還是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抑或伊朗，都表明了要將“戰爭”進行到底的決心，各方恐陷入“戰爭-回擊-再戰爭”的可怕循環。

現代戰爭形態變化不利於以色列

　　現代戰爭由於黑客攻擊、無人機、小規模斬首行動和各種非典型戰術形態等的使用而變得更加不可預測，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在小型化武器、無人機操作方面的戰鬥力提升讓以色列頗為吃驚，在本輪巴以衝突持續半年後，哈馬斯和真主黨都仍有能力通過無人機和小型火箭對以色列發動攻擊，給以色列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

　　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依靠大規模密集發射極其便宜又數量巨大的無人機和火箭彈，經常能夠成功突破以色列的“鐵穹”防禦系統，因為“鐵穹”對於攔截單一或少量導彈非常有效，面對如潮水般的火箭彈和導彈襲擊時攔截卻顯得力不從心。尤其是當攻擊目標不僅針對軍事設施，還包括平民區時，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和經濟損失不可低估。更令以色列擔憂的是，哈馬斯和真主黨如今也具備了發射遠程導彈的能力，這使以色列的主要城市如特拉維夫等處於直接威脅之下。

　　哈馬斯和真主黨越來越複雜的作戰手段，讓以色列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加上來自伊朗對前者的支持，更讓以色列感到威脅巨大。現代戰爭的不確定性和長期化特點使得以色列認識到，與這些組織的衝突可能會迅速升級，拖延下去只會使敵人的武器和戰術更加複雜，未來的威脅更難以控制。因此，以色列政府認為必須盡快採取行動，通過更加強硬的行動消滅這些組織，以防止進一步的傷亡和長期的局勢不穩定。

極右翼主導政壇，“攘外”轉移內部矛盾

　　國內政治格局不斷向右轉，是以色列對外“必須繼續強硬”的主要內部因素。對外鏖戰一年多的以色列正面臨嚴重的社會危機，極右翼勢力持續增強，司法改革尚未落定，民眾因為是否提前大選而嚴重撕裂，這三大問題正在加劇社會分裂並削弱以對外作戰能力。

　　這些問題均源自極右翼和猶太教人口比例的快速增長，導致社會治理結構持續生變。極右翼推動的司法改革，旨在削弱司法獨立，增強政府權力，這引發大規模抗議，動搖社會穩定，甚至影響到國家日常治理和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間接導致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成功突襲。

　　司法改革還對以色列經濟造成衝擊，導致投資者信心下降，外資觀望，科技公司和人才流失，威脅到以色列的高科技産業和國際競爭力。國防方面，司法改革削弱了軍隊士氣，特別是依賴預備役軍人的以色列軍隊內部出現分裂，影響了其應對外部威脅的能力。在當前複雜的中東局勢中，軍隊士氣的下降可能帶來嚴重的安全後果。

　　不斷右轉的政治傾嚮導致以色列國內政治持續動蕩，也影響到以色列的安全戰略，削弱了其情報、軍事和外交綜合防禦體系。極右翼勢力在內塔尼亞胡政府中已佔據半壁江山，它們明確要求對整個巴勒斯坦強硬，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這樣的極端強硬派甚至要求以色列吞併整個約旦河西岸，這樣的要求卻在以色列國內有着越來越高的支持率（與以色列人口結構變化，比如猶太教極端正統派群體人口數量大幅上升等有關係）。

　　如果對極右翼勢力的壯大坐視不管，那麼以色列就不得不面對國內繼續分裂、經濟更加不穩定、軍隊士氣持續下滑和國際形象持續受損等問題，甚至只能通過發動戰爭來解決內部問題，那無疑將是中東所有國家的災難。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國別院以色列中心主任，本文截稿日期為2024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