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新華每日電訊趙宇飛、董雪、許曉青

　　三峽，萬里長江上最險峻、神奇的峽谷，孕育出豐富的文化遺存，被譽為長江文明的華彩樂章。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三峽工程建設期間，我國對三峽庫區文物開展的搶救性保護，是我國迄今規模最大、保護范圍最廣、參與人數最多的文物保護工程。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近日調查發現，20多年來，搶救性保護的20余萬件三峽文物不少仍在“沉睡”，後續研究挖掘不足，部分重要的文化旗幟已鮮為人知。

　　不只是三峽文物，由于“重保護、輕研究”“重保護、輕轉化”，長江文化資源普遍存在“沉睡現象”，亟待構建係統性研究和創造性轉化的長效機制，喚醒“沉睡”的長江文化資源。

兩名外國參觀者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觀看長江三峽文物搶救保護成果展（資料片）。新華社記者劉潺攝

　　三峽文物不少仍在“沉睡”

　　三峽庫區文物搶救性保護期間，全國200余所機構的數千名文物工作者參與，共1100余處文物得到保護、約25萬件（套）文物安全出土。

　　然而，三峽文物搶救性發掘後，由于後續深度、係統的文化學研究欠缺，不少文物仍在“沉睡”。

　　“20多年過去了，部分三峽文物的研究報告還沒出來。”重慶文化界一位見證三峽文物搶救性保護工程的退休幹部説，當年搶救性保護的文物中，三峽博物館和三峽庫區部分區縣博物館展示出一小部分，白鶴梁、張飛廟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研究利用情況較好，另外相當多的文物仍在“沉睡”中。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走訪涪陵、忠縣、奉節等三峽庫區區縣博物館看到，大量搶救性發掘出的文物堆放在庫房裏，有的甚至已在庫房存放20多年。

　　一位三峽庫區區縣博物館館長指著一個新石器時期的陶罐説：“對這些有價值的文物深入研究，就能揭示三峽地區的歷史文化變遷，但很遺憾，由于基層沒能力沒條件，研究工作一直進展緩慢。”

　　多名三峽庫區區縣文保中心、博物館負責人也表示，當年搶救性發掘時間緊、任務重，不少文物出土後就直接移交給地方，區縣沒能力沒條件研究，大部分文物只能堆放在庫房。

　　不僅如此，當年搶救發掘出的最具價值的三峽文化旗幟，也已鮮為人知甚至銷聲匿跡。

　　如，中壩文化遺址是國際認可的世界最早制鹽遺址，被譽為“大地史書”，名列199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大溪文化遺址則是我國重要的原始社會古文化遺址之一，被譽為長江流域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然而，二者由于長期研究提煉不足，如今的知名度、關注度與其歷史地位極不匹配。

　　“大部分文物只是‘撿起來了、鎖起來了、關起來了’。”重慶一位資深考古工作者直言，當年國家對三峽文物的搶救性發掘高度重視，但後續的研究挖掘沒能跟上。

　　如今，三峽庫區經濟社會重構已基本完成，各地正在努力推進文化資源的轉化利用。

　　重慶文旅委正在推動建設三峽考古遺址公園群，將奉節白帝城、雲陽磐石城、萬州天生城等考古遺址聯合打造成旅遊區；涪陵將白鶴梁“石魚出水兆豐年”等文化元素融入農民豐收節活動中；萬州則重點打造三峽文化園，將川江號子融入文化演出中；“詩城”奉節依托厚重的詩詞文化打造實景演出“歸來三峽”……

　　盡管當地政府開始重視文化建設，但文化資源轉化利用不足等問題均不同程度存在。記者行走在庫區大部分區縣，依然較難尋覓到具有三峽特色的巴文化、水文化、詩詞文化等文化元素。

　　多位基層文旅部門負責人坦言：“有時並不是我們擁寶不自知，而是研究提煉工作推進緩慢，很多文化符號的內核，以及哪些元素可以轉化都還沒有明晰，基層也是力不從心。”

　　“沉睡”的不只是三峽文物

　　“沉睡”的不只是三峽文物，在長江沿線各地，處于“沉睡”狀態的文化資源並不鮮見。

　　“對文物的發掘、保護很多，對文物研究、提煉、轉化太少”是許多文化研究人員的共同感受。

　　“當前國家對文物發掘支援力度很大，但後續研究闡釋卻沒專門人員、沒精力搞，考古項目負責人往往還沒來得及整理研究，新的發掘任務又來了。”安徽一位從業二十多年的考古人員深有感觸地説。

　　與三峽文物命運相似，承載著中華千年文脈的古籍瑰寶，也大部分在庫房“沉睡”，活化利用不足，被戲稱為“文淵大庫，一鎖了之”。

　　不少古籍保護和研究人士對古籍“沉睡”的現狀感到遺憾——大量古籍保護單位不具備面向公眾開放的功能，所藏古籍只能鎖在庫裏；大量古籍還未進行數字化，每借閱一次就是一次損壞，出于保護考慮，一些古籍保護單位不願借閱……

　　“電子版可以無限制傳播，但我們做得還不夠，我們做學術研究看大量古籍都是通過電子版來看，普通公眾很難有機會看到。” 安慶師范大學皖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汪長林説。

　　目前，我國只有很少部分古籍實現數字化，且對外公開不夠。浙江大學中文係教授徐永明説：“哈佛大學2017年將哈佛燕京圖書館的中文善本古籍實現了彩色版數字化，且可以線上瀏覽和下載，而國內古籍數字化做得更早的上海圖書館不對外公開，且是黑白版。”

　　“古籍需要整理活化，不是擺在那裏，公眾就能知道其背後的文化內涵。”安徽省古籍保護中心主任石梅以她整理的《袖珍小兒方》十卷解釋説，“一方面，古籍有很多生僻字，而且沒有標點，公眾很難看懂；另一方面，古籍背後的故事、傳遞的價值、當下的作用，需要我們去考據研究，再向公眾傳播。”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韋力等專家説，現在全國按照分級保護制度對古籍進行管理，其中，國家級珍貴古籍的整理活化做得最好，但這部分古籍佔總量的比重很小，相當于金字塔尖；省級珍貴古籍其次，有些省份的省級珍貴古籍保護工作出現斷檔，繼多年整理推出第一批省級珍貴古籍後，遲遲不推出後續的第二批、第三批。

　　構建機制喚醒“沉睡”的文化資源

　　我國文化領域長期存在的“重保護、輕研究”“重保護、輕轉化”問題，是文化資源“沉睡”的根源所在。

　　要讓收藏在博物館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基層幹部和專家建議，當務之急是構建係統性研究和創造性轉化的長效機制。

　　有專家建議，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相關機制，在文物發掘後盡快組織跨學科研究團隊，開展挖掘文化內涵、特徵和典型符號的工作，並對研究團隊、研究時間、研究成果發表做出具體規定，找準文化的根與魂，為傳承轉化和創新發展奠定基礎。

　　在此基礎上，統籌推進文化資源轉化利用。重慶市文旅委副主任幸軍、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藍勇等幹部和專家建議，在對文化資源深入研究提煉的基礎上，國家層面可進一步完善政策支撐體係，全面整合資源力量，統籌推進文物保護及其關聯産業發展。比如，推進三峽庫區進一步將文化元素浸潤到城鎮建設、群眾日常生活中，如建設文化公園、古建築群等，在學校教育、大眾文化活動中納入傳統文化元素等。

　　“在古籍方面，數字化是解決保護與轉化利用矛盾的根本技術方法。”四川省圖書館古籍部副主任杜鵑等專家建議，當前國內古籍數字化程度較低，例如四川省古籍數字化的比例僅約為千分之五，可出臺相關支援政策，推進古籍數字化進程。

　　同時，探索古籍價值詮釋、展覽等各種活化方式。古籍保護單位不具備接待公眾閱覽職能的情況下，可以用定期公開展覽的方式展出館中珍貴古籍，另外讓古籍走進校園，用教育手段從根上解決文脈傳承和弘揚不足的問題，吸取傳統文化精髓。

　　基層黨委政府轉化發展文化資源的責任仍需進一步強化。多名文化界專家學者建議，對基層黨委政府建立轉化發展文化資源的剛性指標和考核要求，調動其積極性，進一步推動其建立人才培養引進激勵制度，加大對傳統文化傳承、轉化等項目扶持力度，推動傳統文化與文創、旅遊、生態建設等相融合等。（參與記者：許曉青、童芳、馮源、蔣芳、王賢、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