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袁姐夫婦和她家的民宿。圖片由商務印書館提供
圖為甘達村合作社年底全村分紅。
圖為善品公社：黃果柑豐收啦！
“設計師説，你給我備好石頭，一套房子保證你一年賺10萬元。我不信，就那土坯墻，院裏一棵山楂樹？春節的時候來人了！1號院一晚上3380元，能住3家。2017年擴大到8個院子，我們和‘隱居鄉裏’分成，合作社分紅30多萬元。2018年，完成了15個小院，還有餐廳、咖啡廳，村裏拿了近50萬元。2020年疫情來了，一個人都沒有。到‘五一’正式營業，沒想到，嘿，真火呀！村裏每人分到500元，貧困人口1300元。小村出現這麼好的項目，讓我吧，永遠不能忘記！”
在5月27日的《鄉村振興與可持續發展之路》（商務印書館）出版座談會上，皮膚黧黑、身材敦實的段春亭妙語連珠，不時激起陣陣笑聲。他，是河北省保定市淶水縣南峪村書記。
看到書名，不禁質疑：理論書？誰有能力寫這樣一本書？什麼才是鄉村振興與持續發展之路？
讀著書中一個個鮮活的事例，鄉村的復雜、失敗的痛心、成功中的缺憾，心情不由隨之起伏，甚至唏噓落淚，也在振奮中信服。因為世上有這樣一群人，切切實實在為鄉村振興殫精竭慮；因為他們終于找到了一條路，它可能不是唯一的道路，但已被實踐證明能走通。
掙扎與突破
作者劉文奎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00年即投身扶貧事業。
很早他就意識到，相比經濟産出規模較小的家庭和居民間缺乏了解信任的鄉縣，自然村可能是實施扶貧項目最合適的單元。但為什麼不少貧困村年復一年地實施扶貧項目，貧困卻像個填不滿的漏鬥？如果集中投入，使村莊獲得的資源大于堵住漏洞的臨界點呢？
他們在大涼山幾個村落投資改善公共基礎設施、解決人畜混居、改造低産草場，示范圈養雜交豬和半細毛改良羊，發掘民間工藝品生産，用節能灶和飲水工程解放婦女勞動力（過去背水、拾柴要用半天時間）……廣大農戶的精神面貌發生了改變。
15年後回訪，住房、自來水、糧食加工點、鐵索橋等基礎設施仍在發揮作用，但經濟發展緩慢，民族文化小組、農民培訓學校等也因缺乏資金停辦了。可見，資源投入量是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事實證明，鄉村發展本質上是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沒有産業，其他的也會成為無源之水。”劉文奎在書中寫道。
2008年汶川地震，他們在民樂村嘗試將災後重建與幫助村莊恢復發展動力結合。這裏離成都不遠，但一家一戶的農産品産量裝不滿一輛貨車，單個雇車成本很高。“首先要改變一家一戶的小農生産經營方式，通過合作社讓農民發揮主體作用。”劉文奎在書中寫道。
260萬元生計發展資金被量化給每一個村民，平均持有股份，共同投資成立農民合作社。
村民決定發展食用菌生産，但當地能人不願牽頭，外地引進的能人在技術、管理上有欠缺，最終損失了100多萬元。
由此，扶貧基金會得到兩個慘痛的教訓：一是不該在村民急于蓋房的時候提出生計發展，增加抵觸；二是外來能人難以融入村莊，得不到村民信任，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和失敗風險。
扶貧是個偉大的工程，它的偉大，更多地體現在過程的艱辛、跌宕。正如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小雲助貧中心創始人李小雲所説：鄉村貧困的核心是未完成現代化問題的一個部分。英國農業200多年前實現土地生産率持續增長，150年前農民收入才開始增長，這是自發性的變遷。中國要趕超，在缺錢、缺智力、缺管理的農村，勢必要經歷漫長的過程。他評價該書寫出了“掙扎、突破，是珍貴的原敘事，用實踐結合國際國內理念，建立起學術親密感。”
為了有一天能放心離開
2010年玉樹地震重建，甘達村給他們帶來驚喜。
合作社理事長巴桑扎西提出，購買一批挖掘、裝載、運輸車輛，參與災後重建工程。將信將疑的扶貧基金會調研後發現，當地建築物大面積倒塌，重建工程巨大，而水泥、鋼鐵等都需要從西寧運來。于是投入300萬元組建甘達村工程運輸隊。
第一單是廢墟清運。大幹一個月，平均每車每天營收兩三千元。到2013年底，總收入達296萬元。預感到重建工作臨近尾聲，他們把車輛整包給砂石場。雖然之後轉客運不成功，但在村民支援下又建起倉儲中心，批發大宗物資，吸引大量用戶。貧困的甘達村成為有幾百萬元集體資産、每年給村民分紅的富裕村。
鄉村建設有教育、健康、環保、文化、建築等不同著眼點，但劉文奎認為，只有找到百姓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才能得到村民持續的參與和支援。現階段貧困村的最大需求就是增加收入，所以必須以市場為導向，以有競爭力的産品為立足點，合作形成規模化生産，由村莊能人引導村民轉變成適應市場要求的新農人。
基金會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包辦。“我們來到村莊的目的就是為了有一天能放心地離開，所以工作的重點就是鄉村自我發展能力的建設，不能讓村莊對外力産生依賴。”劉文奎在書中寫道。
最磨人也是最迷人的蛻變
拿到扶貧基金會請專業建築師設計的圖紙，四川雅安雪山村很多村民不滿：客房裏設洗手間不吉利；兩層樓面積不夠；二層民宿軟裝價格太貴；石頭墻難看，“好不容易災後重建，應該貼瓷磚”。
雙方吵得“腦殼都麻了”，外部發展觀念與村民傳統觀念碰撞，“村民一步步蛻變，是鄉村建設中最磨人也是最迷人的部分。”劉文奎在書中寫道。
只有袁姐堅信專家。根據起伏不平的地形，設計師為她家設計了一座奇特的房子，連袁姐老公都不認可，説房子要端正，甚至偷偷叫拖拉機把地基推平。袁姐愣是恢復了地形原貌，建成了全村獨一無二的房子，內部空間錯落有致，“移步換景”。民宿開業後，美麗潔凈的“袁姐家”引來客人爭相點名，最後把分店開到南京。
2011年訪問韓國，劉文奎深受“新村運動”的啟發：所有村莊都可按規定流程申請中央政府設立的鄉村發展基金，項目實施必須由村民主導。這種競爭機制激發了村民的內生動力。
扶貧基金會引入了賽馬機制，從河北省扶貧辦推薦的20個村莊中勘察篩選，最後剩下淶水的南峪村和灤平的大石門村。
結果我們知道了，南峪村拿出申辦奧運的勁頭拿到了項目，借助村宿模式整體脫貧。2018年，扶貧基金會注冊了獨立的項目品牌“百美村宿”，不斷推廣這一模式。
不是每個村莊都能做成旅遊風景地，但不同村莊自有不同的資源稟賦。
2014年，扶貧基金會試水互聯網，一方面指導合作社生産優質健康的農産品，另一方面通過“善品公社”公共品牌運營，為合作社産品背書，贏得消費者信任。
如今項目已在80多個縣落地，扶持並孵化了110家農民合作社，旗下有石棉黃果柑、名山獼猴桃、紅河紅米、巴裏坤哈密瓜等近50個特色農産品，直接帶動輻射3.6萬農戶脫貧增收，和“百美村宿”一道，成為扶貧基金會公益支農兩大事業群、兩大品牌。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北京農禾之家咨詢服務中心理事長楊團認為，傳統觀念中，外來組織、資本與村社之間是交易關係，而公益組織則以項目為本創造價值，經濟價值與公益價值分立。
扶貧基金會顛覆了這一觀念——它是合作社的引領者、投資者、陪伴者和老師，以解決問題為本，將經濟價值嵌入公益價值，讓合作社變為自負盈虧的社會企業，創造了高效高質助農共富的新方式。（記者 張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