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編寫西方哲學史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洪謙、任華、汪子嵩、張世英、陳修齋等執筆的《哲學史簡編》（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之後是陳修齋、楊祖陶編寫的《歐洲哲學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全增嘏主編的《西方哲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苗力田、李毓章主編的《西方哲學史新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朱德生和李真、李志逵、冒從虎、于鳳梧等人主編的西方哲學史。21世紀以來，趙敦華、張志偉、鄧曉芒和趙林等編寫的幾本西方哲學史教材影響較大。多卷本的西方哲學史則以葉秀山、王樹人主編的8卷本《西方哲學史（學術版）》（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劉放桐、俞吾金主編的10卷本《西方哲學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為代表。
通讀以上著作你會發現，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國學者們走出了一條不平凡的學術道路：從深受蘇聯日丹諾夫“哲學史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軍對陣”定義影響的亦步亦趨，到擯棄蘇聯教科書體係後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再到既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指導西方哲學史研究又堅持學術客觀性和嚴肅性的中國特色。
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的馮俊主編《西方哲學史》（5卷本），集中了國內西方哲學研究界20多位學者如姚介厚、余紀元、王曉朝、段德智、李秋零等的共同力量，基本體現了國內當前西方哲學史研究的學術進展和最新風貌。
該套書分為“古希臘羅馬哲學”“中世紀哲學”“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哲學”“啟蒙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六編，共200余萬字，力圖用中國人自己的語言風格，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來講述西方哲學史。
與其他多卷本西方哲學史偏重做成專深的研究著作不同，該套書更偏重哲學史本身，以“大哲學史”的眼光選取最為重要的哲學家，將他們放到2500多年的西方哲學發展長河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考量，為世界西方哲學史的理論研究和編寫工作提供了“中國方案”。
就編排體例而言，全書既考慮哲學史發展的時間順序，又更多地從文化形態上來看待哲學，結合社會歷史的變遷、人文和宗教的重大變革、科學技術的重大進步來分析和把握西方哲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就內容創新而言，對其他版本哲學史少有涉及的阿拉伯哲學、馬勒伯朗士哲學、維柯哲學、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設專章深入研究，如：以阿爾法拉比、阿維納森和阿維洛伊為代表的阿拉伯哲學，雖存在于阿拉伯世界且主要用阿拉伯語寫作，但因其從翻譯和介紹希臘典籍，特別是從翻譯和介紹亞裏士多德的著作起步，並對拉丁哲學的發展産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具有明顯的西方屬性。
可見，本套書所定位的“西方”並不完全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主要是從文明的形態上來講的。
就古代、近代西方哲學與現代、後現代的關係而言，一方面，對古代、近代西方哲學家或哲學流派的主要著作、主要學説或主要觀點、提出的重要哲學命題，嘗試結合它們與同時代其他哲學的關係、對後續哲學的影響、與當今哲學研究和哲學論證之間的關係，來評價他們的思想價值，為發展當今的哲學服務；另一方面，又返回到現代性的危機那裏，以現代、後現代的批判精神反思古代、近代西方哲學，突出其當代價值，區分什麼是西方哲學中“死”的東西，什麼是“活”的靈魂，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傳統哲學史的寫法，使得“西方哲學史”更顯氣韻生動。
就中西哲學關係而言，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序言部分開宗明義地駁斥了黑格爾、德裏達等人宣稱中國等其他文明只有思想沒有哲學的狹隘觀點，正文部分則注重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為中西方哲學的深度融通提供參照係。
綜上所述，這套《西方哲學史》無疑是以中國特色重構西方哲學史，體現了中國學者的獨特視角和不同理解，在中西文化的“視界融合”中很好地拓展了西方哲學的意蘊和內涵。（洪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