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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左圖右史”傳統的繼承與復興
2020-08-13 11:03:17 來源: 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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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書影

  由資深清史學者劉潞主編的《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上、下冊),于2019年7月由故宮出版社出版。這部圖文並舉的專著,自2014年故宮博物院立項始,由主編率課題組集5年研究心血編著而成。

  清代自康熙起出現了一種新的繪畫形式——超長卷紀實性繪畫,描繪展示皇帝、皇后的隆重壽慶活動,是其重要題材之一。故宮博物院現藏三套題名為《萬壽圖》的超長卷紀實性繪畫:第一套為慶康熙六旬萬壽而繪,首尾相加計78.78米;第二套為乾隆生母崇慶皇太后六旬大慶而繪,首尾相加110.83米;第三套為乾隆八旬萬壽而繪,首尾相加134.57米。《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研究闡發的便是第二套《萬壽圖》。該書以圖為經、以史為緯,“一經一緯,相錯而成”,對于繼承與復興中國自古以來的“左圖右史”學術傳統,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內頁

  “左圖右史”理論的充分體現和成功實踐

  宋代史學家鄭樵在《通志·圖譜略》中,闡述了中國圖文並重的學術傳統,強調“圖”在治學中的作用跟文字表達同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他同時強調了“圖”“書”並舉對治學的重要性:“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

  由于歷史文化發展走向的偏頗和繪制、印刷技藝的限制,“圖”“書”兩者的發展很不平衡,呈跛足之勢。作為文字表述的“書”的傳統,承先啟後,踵事增華,不斷發揚光大。而“圖”的傳統則相形見絀,文化典籍中常常無圖,即便有圖,也大多作為文字表述的輔助部分而存在。鄭樵表達了對這一畸形傾向的憂慮:“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説,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清代學者葉德輝也在《書林清話》中寫道:“吾謂古人以圖書並稱,凡有書必有圖……晉陶潛詩雲‘流觀山海圖’,是古書無不繪圖者。”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連環圖畫瑣談》一文中,為“圖”的傳統的式微深感遺憾:“古人‘左圖右史’,現在只剩下一句話,看不見真相了。”

  盡管有鄭樵、魯迅等人的呼吁,特別是晚清以來攝影術、印刷術的發展,“書”重“圖”輕的傾向有所正畸,但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觀。

  當代信息技術為圖像的數字化保存、復制以及研究、印制、傳播帶來極大便利,為“左圖右史”傳統的繼承與復興提供了重要支援,而當代所謂“圖像時代”的來臨,也展現了讀者的讀圖需求。

  崇慶皇太后六旬大慶《萬壽圖》(簡稱“崇圖”)規模宏大、場景豐富、人物眾多,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困難。故宮書畫部與資信部用時3年將該圖數字化,並建立了包括“殿宇”“橋梁”“服飾”“樂隊”“牌坊”等多種子庫的圖像數據庫,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基礎性保障和重要依據。《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共597頁,刊圖共518幅,如加上以崇圖元素為內容的裝飾性小插圖,刊圖達674幅,圖像與文字“相錯而成文”。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是鄭樵以圖為經、以書為緯理論的充分體現和成功實踐。劉潞在該書後記中指出:“本書的定位,是‘圖文書’而非論文集。書中篇目,基本依相關圖像在長卷中的位置而定,各篇之間並無嚴格的邏輯關係;寫作方式,則以圖像為中心,形成該圖像的小史。”諸多與圖像緊密相扣的“小史”,考訂謹嚴,涉獵甚廣,內容非常豐富。鄭樵在《通志·圖譜略·明用》中列出圖譜涉及的內容:“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宮室,四曰器用,五曰車旗,六曰衣裳,七曰壇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築,十曰田裏,十一曰會計,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明物,十六曰書。”通覽《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全書,可以説,對鄭樵所列十六項“明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

  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

  “左圖右史”的表述方式,其優勢在于讀者一邊“索象于圖”,一邊“索理于書”,使“象”“理”緊密結合,實現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具有“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的功效。《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以精心繪制、精準選擇、精美印制的“象”,和旁徵博引、嚴謹考訂、精辟闡釋的“理”,步步交融互證。由于有圖,彌補了“僅以文字傳之而不能曲達其委折纖悉之致”的缺陷;由于有文,使讀者“見其形”且“聞其聲”,“見其人”且“聞其語”,實現了“兩美合並,二妙兼全”的融合。

  以圖證史的功用,在書中時時得以體現。例如崇圖第三卷“康衢駢慶”中,對西直門至西安門沿途結撰樓閣、張燈結彩的描繪,與趙翼《檐曝雜記》所記相符:“錦繡河山,金銀宮闕,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狀。”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對乾隆是否親自伴隨太后回宮的考辨。崇圖描繪的是太后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壽辰當日,自萬壽山東宮門起,經麥莊橋、西直門、西安門、西華門至紫禁城內壽安宮一路的慶祝活動實景。圖中只繪了太后所乘華美冰床和萬壽金輦,並無乾隆或其所乘禦馬、金輦的形象。檔案文獻中也只有鄂爾泰、張廷玉《國朝宮史》的一條孤證記載:“禦龍袍袞服,乘騎前導。”劉潞課題組從圖入手,指出圖中所繪大銅角樂隊,與太后儀駕無關,只能是皇帝騎駕鹵簿中的器物。又從一張圖中豹尾槍隊的出現,和豹尾班之後出現的“皇帝鹵簿八旗護軍纛”,辨析出這些獨屬皇帝鹵簿的儀仗內容,則進一步確定乾隆在回宮隊伍中,“駢慶”之題名副其實,《國朝宮史》所載不虛。

  《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圖文並重,以史校圖、證圖的作用得以充分體現。作者通過《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國朝宮史》等文獻史料,指明崇圖自1751年乾隆策劃組織,歷時10年直到皇太后七旬大壽前兩個月才裝裱完成。

  三個引人矚目的特點

  除了圖文並舉以及以圖證史、以圖補史與圖文互證,該書還有三個特點值得關注。

  一是眾圖綜談,旁徵博引。全書所列之圖,並不局限于崇圖一幅,而是將古今眾多有關的圖像囊于一匣,形成圖意縱橫、筆意雄健之勢。其中,參用比照《康熙帝六旬萬壽圖》(簡稱“康圖”)《京城全圖》較多,緣于乾隆是參照康圖策劃崇圖的,而《京城全圖》完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離崇慶太后六旬壽慶很近,其尺幅巨大,標識內城道路甚詳,是分析皇太后自西直門至西華門行進路線的重要參考。此外,如《哨鹿圖》《馬術圖》《平定西域戰圖》《乾隆八旬萬壽圖》《光緒大婚圖》《紫光閣賜宴圖》《雍正十二月令圖》《冰嬉圖》等圖畫,應有盡有,不勝枚舉。晚清老照片如《南堂舊照》、文物照片如《英國制寫字機器人》、遺址照片如《武英殿今貌》,都在證史、補史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二是“小史”大全,考訂謹嚴。全書以崇圖的圖像為中心,按圖索“驥”,稽古鉤沉,發微抉隱,形成涉獵廣泛、內容豐瞻的數十個小史。其中題材宏觀一些的有北京城垣史、京城水利史和清代鹵簿儀仗制度、禁衛制度、清代音樂戲曲、清代服飾沿革等,題材具體一些的有昆明湖、大報恩延壽寺、壽安宮、紫竹院、武英殿、內務府、西洋元素、京城商鋪等,乃至更為具體的石舫、望蟾閣、冰床、餑餑點心等的歷史。這些小史與一般史話的區別在于學術上的嚴謹考訂、精美圖片的實證和文字表述的精粹。

  三是論自史出,圖證為實。《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書中各種觀點,多是從史料出發,以圖證實的。例如作者認為望蟾閣乃1751年之後修建,便通過分析乾隆多首咏望蟾閣的詩、趙翼的筆記材料,並展示、對比湖廣總督阿裏袞搭建的黃鶴樓、南湖島上倣黃鶴樓的望蟾閣兩張圖片,從而坐實了望蟾閣建成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的立論。再如該書書名,所指乾隆時的“京華盛景”,不僅僅是隆重的皇帝壽禮和奢華的慶祝活動,而且展現了18世紀京城日常真實生活。作者以大量的史料和一係列圖像,考證並展示了林林總總的街市商鋪、寺廟集市、串街行商以至禦園買賣等。商鋪市肆遍京華,確是一幅真實生動的18世紀京華盛景圖。

  尤為突出的是,作者用圖文結合的方式闡述崇圖所彰顯的乾隆價值觀。崇圖全長110.83米,比康圖長32.05米,內容從“康圖”的兩卷增加至四卷。增第一卷“嵩呼介景”、第四卷“蘭殿延禧”,是為了突出為慶壽而新落成的萬壽山昆明湖和壽安宮。通過對乾隆命名“昆明湖”和對健銳營特殊安排的辨析,以及對《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記》碑文、《禦制壽安宮銘》《知過論》和《清高宗實錄》中有關記載的條分縷析,乾隆欲與帝堯漢武並稱、對母親至誠至孝和大“興工作”強烈情結等價值觀念得以證實。

  “左圖右史”以及以圖證史、以圖補史、圖文互證的論述方法,不僅是中國的優秀治學傳統,而且是舉而措之、行之有效的務實辨證、陶鑄信史的可靠途徑,同時也是與現代信息技術相融合、與當代讀者閱讀心理相適應的學術研究和傳播樣式的嬗遞創新。《十八世紀京華盛景圖》一書,在繼承與復興中國“左圖右史”治學傳統的同時,也給學界和社會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文化成果和學術啟迪。當然,在實現“左圖右史”傳統傳承的過程中,依然會遇到一些困難和限制,譬如對于長達110.83米的崇圖,該書未能突破限制印制一幅完整的崇圖,因而不能給讀者一個總體印象,這是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崔建飛

【糾錯】 責任編輯: 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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