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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譯模式”為什麼無法復制?
2017-05-02 07:50:49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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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譯制配音的藝術緣》

劉廣寧 三聯書店

《那些難忘的聲音》

張稼峰 三聯書店

  上個世紀80年代上譯廠配音演員合影

  《棚內棚外》 潘爭 三聯書店

  文/沈 灃

  上譯廠歷史上搬過三次家,或許可以看做譯制片史的三個時間節點。上譯的前身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翻譯片組,1950年從位于上海江西路福州路拐角的漢彌爾登大樓遷至萬航渡路,中國譯制片從無到有,開始探索自己的聲音表達。當年上譯廠的第一代演員,從1949年組建到1960年初吸收培養,他們來自天南地北,出身各異。比如邱岳峰、畢克、尚華來自私營劇團,劉廣寧是社會公開招聘過來的高中生,戴學廬來自上海市公安局消防處,伍經緯之前是河北唐山的工人,衛禹平則是上海音樂專科學校大提琴專業的高才生。“文革”期間,內參片讓上譯成為“一片編外的天空”,也讓上譯演員們在動亂的年代仍然得以進行創作。到了1976年,上海電影譯制廠由萬航渡路遷到永嘉路,開啟上譯廠的黃金時代,當時第一代配音演員正值盛年,技藝爐火純青,而第二代配音演員經過磨礪漸成中流砥柱,用老廠長陳敘一的話説:“生旦凈末醜,就像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將,誰上陣都能抵擋一陣。”《望鄉》、《佐羅》、《追捕》、《虎口脫險》、《簡·愛》等譯制片成為國人耳熟能詳的經典佳作。1978年上譯廠譯制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堪稱全明星陣容之作。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老一代上譯人退休的退休,去世的去世。1992年老廠長陳敘一去世,他是上譯的創始人和引路人,有人説陳敘一走了,譯制片死了。到了2003年,上譯廠遷至虹橋西路上海廣電大廈。無法挽回的是,譯制片的輝煌逐漸落幕了。老上譯留下的這些經典,既是財富,亦是包袱。人們或許感慨于老上譯人的“工匠精神”,卻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模式已經無法復制或重建。

  大家説上譯廠的譯制片配音,是“中國好聲音”,其實好聲音未必是配音演員的追求。比如上個世紀80年代,上譯廠為日本電影《啊,野麥嶺》配音時,導演蘇秀就要求張廣寧在這部影片裏“不要用好聽的聲音説話”。因為野麥嶺的女工處境淒涼,她們的角色不能用“好聲音”去塑造。

  永嘉路的上譯廠舊址是譯制片影迷的朝聖地。因為這裏曾經是一扇國人觀看世界的窗口。最重要的,還是該記住大致經歷了三代傳承的上譯人在藝術追求上的“好精神”。那一代的上譯人是把譯制片當作“作品”而非“商品”,把自己的事業當作“創作”而非“工作”。電影譯制片在當年是創舉,無先例可循。上印廠的第一代配音演員一直追求把“外國譯制片中國化”,更推崇直譯。比如蘇秀很忌諱讓外國角色在影片中説中國成語,也就是陳敘一提出的“還原原片”的創作原則。上譯廠俄文翻譯葉瓊在翻譯蘇聯電影《雁南飛》時把一句臺詞譯成“大雁有時候排成一字形,有時候排成人字形”,後來一直耿耿于懷,因為俄文裏根本就沒有什麼“一”字和“人”字。原文直譯應該是“大雁有時候排成一橫排,有時候排成艦隊形”。在幾代上譯人的努力下,配音被提升到一門語言藝術的高度。在今天的環境裏,那樣的字斟句酌、惜言如金,不惜代價磨出一部譯制片的客觀條件已經不復存在。

  對于譯制片的懷念亦是對過往歷史的懷念,刻骨銘心。陳丹青去美國,看原版《簡·愛》,表示“簡直不能忍受《簡·愛》中羅切斯特的扮演者喬治·斯科特的聲音”,因為他的耳朵裏都是邱岳峰的聲音。

  抑或能成為一種信仰的堅守。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嚴峰寫過一篇《好音》的文章,紀念自己熱愛的上譯演員邱岳峰。“對過去的那些堅實的、飽滿的、精雕細刻的金石之音,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曾經有過一些堪稱刻骨銘心的記憶,而那些記憶正在慢慢地、無可奈何地被現實銹蝕。從配音到字幕,從重語音到重音效,這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發展方向嗎?也許在全球化的未來,大家連翻譯都不要了,那譯制廠還不該關門?也許有一天電影會發展到一句對話也沒有,全靠乒拎乓啷的音響效果,讓大家爽到認不得回家的路。也許有一天我們發現電影只剩下動作片這一種樣式,大家一見面就開打,或上床,懶得多廢話。 我們哀嘆過文字的凋零,我們再哀嘆語音的凋零。可我還是想守著我那些記憶中的美好的聲音,做一個過氣的語音中心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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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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