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白銀帝國》，徐瑾 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2月版)

　　（原題）“京鈔風潮”中的中國銀行

　　如同英國曾經走過的道路，鈔是中國邁向現代貨幣體係脫不開的一步。不過這一步卻邁得十分艱難。“京鈔風潮”是其中的第一個考驗。

　　所謂鈔，主要是銀行發行的兌換券，京鈔則主要是在北京流通的鈔票，尤其是指袁世凱時期“停兌令”之後的鈔票。當時的鈔票和世界多數紙幣的起源一樣，其實就是銀行兌換券，意味著銀行收了客戶銀元而發給客戶鈔票，而如果客戶拿出鈔票到銀行兌換，銀行需要換回銀元給客戶，如此大眾才願意持有鈔票，而銀行才有信用。北宋紙幣試驗之後，歷史經歷千年嬗變，紙幣終于再次回到中國，但這一次，運作機制與競爭環境都已經大為不同，結局與對比也讓人思考。

　　北洋政府危機爆發于袁世凱稱帝之前，而作為此後一直無法集中權力的弱勢政府，軍閥割據導致“各省每以自顧不暇，將向歸中央收入之款項，任意截留，自為風氣”，對內對外都力不從心。這也意味著財政收入微薄，“幾乎無一用款不仰給于借貸”。北洋政府的政令無法傳遞，也局限了其勢力范圍，政府財政一直處于破産邊緣。當時關稅和鹽稅由外國控制，關稅主要用于償還內債外債，而鹽稅被地方節流，北京財政狀況被稱為“中古式的”。1925年預算是3.1億元，次年顧維鈞擔任財政總長之時曾表示每月收入只有100萬，而且一般是借款。財政匱乏導致中央權威繼續弱化，進而財政更加式微，可謂惡性迴圈。

　　如此態勢之下，身為國家銀行的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也因此被政客盤算。民國初年，兩家銀行的信用還算良好，不僅有發鈔權，發行鈔票也受到歡迎。當時魯迅如此記載，“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説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b。

　　如果認為白銀因為不便就此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那麼看官未必太低估政府的險惡了。這種銀行發行的鈔票並非國家貨幣，其生命力維係于機構信用。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無論從定位還是實際功能來説，都堪稱當時的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前身是大清銀行，有代理國庫、募集和償還公債、發行鈔票、鑄造和發行國幣等權利，而交通銀行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由清政府郵傳部奏設成立，當時即有紙幣發行權，還有經理輪、路、電、郵收支、經付公債、發行鈔票等權力。這也導致他們承擔不少為北洋政府墊資的任務，埋下了日後的隱憂。

　　最開始北洋政府寄希望于公債，並在1914年成立了“內國公債局”，兩年三次募集公債。然而隨著市場對于袁世凱證券的信心低迷，籌款數額越來越少，于是財政只能依賴銀行墊資。根據統計，1916年中國銀行向北京政府貸款5200余萬元，交通銀行墊款達3800余萬元。如此巨大的墊資並不是無本之水，只能靠濫發鈔票填補，準備金不足的情況之下，市場難免偏好現金，白銀銅元重新獲得青睞，如此惡性迴圈之下，包括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內的京鈔價值越發縮水，銀行也面臨擠兌風險。

　　1916年可謂波折之年，政治趨向亂局，先是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西南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脆弱的北洋政府面臨更大窘境。在沒有監督以及嚴格財政紀律之下，政府的賬最終往往都是銀行承擔。情勢逼迫之下，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陷入濫發紙幣深淵，好不容易樹立起來的信用面臨考驗。袁世凱的謀士梁士詒長期控制交通銀行，面對無計可施的財政漏洞，他和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密謀發行不兌換紙幣。天下沒有不透風的橋梁，消息走漏反而導致市場擠兌爆發，從京津開始蔓延，一切愈演愈烈。

　　他們策劃的拒絕兌付原本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發的太多鈔票已經無法兌付，“內外債方面，業已經無法可想；如因軍政各費，繼續增發鈔票，必將引起提存擠兌風潮，銀行可能即將倒閉，局面將不可控制”。根據北洋政府財政總長李思浩估算，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鈔票7000萬余元，其中交行發行額為3 682萬元，庫存現金只有2000萬元，除了放出商貸約2000萬元外，貸給政府約有4000萬。這個發行數量與後來的法幣金圓券自然不可比較。當時的鈔票並不是法幣，白銀還是作為主要貨幣與準備金在使用，而處于金屬貨幣之下，通脹其實很難走高，這也是北洋政府密謀發行不兌換紙幣的原因。可惜在當時的格局之下，超發額度加上各種留言，足以讓市場中人心不穩。

　　賬面怎麼都無法做平，無可奈何之下，北洋政府未等新財政總長孫寶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國務院的名義下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行停止鈔票兌現和存款付現。“停兌令”中如此表示，“查各國當金融緊迫之時，國家銀行紙幣有暫時停止兌現及禁止銀行提取現銀之法，以資維持，俾現款可以保存，各業鹹資周轉，法良利溥，亟宜倣照辦理，應由財政、交通兩部轉飭中國、交通兩銀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該兩行已發行之紙幣及應付款項，暫時一律不準兌段祺瑞現付現，一俟大局定後，即行頒布院令定期兌付，所存之準備現款應責成兩行一律封存”。

　　“停兌令”一出，其實就是擺明瞭政府要賴賬，銀行已經無計可施，市場因此一片混亂，紙幣的價格越發走低。魯迅對此念念不忘，詳細記錄了前後經過，“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説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支筆，一盒煙卷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説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于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這一事件顯然嚴重影響了剛剛樹立的中國銀行業的銀行信用，從魯迅的記錄可見，外資銀行的獨立性其實保證了其鈔票的可靠。數日後京津兩地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完全停止兌付，日漸加劇貶值預期，導致大家紛紛拋售紙幣，搶購商品，于是市場混亂，人心惶惶。

　　這些鈔票擠兌風潮從北方開始，當時稱為京鈔，所以也叫“京鈔風潮”。魯迅最後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邊的鈔票，“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説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甸甸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這種近乎搶劫的行為令百姓惶恐，更令金融市場動蕩不寧。1916年5月，就在當時的金融中心上海，中國銀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地接到了“停兌令”。

　　然而，上海當時有一個日後即將崛起的銀行巨星：張公權a。他曾經留學東京，從25歲開始加入中國銀行，其人生與中國金融史乃至大歷史都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袁世凱、孫中山到蔣介石等人，他們在現代中國諸多歷史舉措中有意無意促成了張公權人生的重大轉機。

　　時間重新回到1916年。張公權和上海分行總經理宋漢章接到命令之後，看到流言變為現實，第一反應是“驚恐萬分”，深感這無異于陪葬中國銀行信用。對于整個金融業而言，如果執行此令，中國的銀行從此信用掃地，永無恢復之望，再也難以擺脫外資銀行“桎梏”。兩人合計之下，決定維護銀行獨立，核算現金與資産的情況，並做出一個驚人的決定，那就是拒不執行，期待借此獲得民眾諒解與支援，“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銀行，足以維護中國金融之生命”。合計之下，兩人復電北洋政府“為對持票人負責，無論處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中，願盡一切力量，將庫中現金兌至最後一元，始行停兌”。

　　拒不執行，並非代表沒有成本與一味頑抗。張公權與宋漢章首先的擔憂在于，因為抗命他們會被北京政府解除職務，而一旦被解除職務可能就會面臨無人頂上的困境，于是他們借助了租界法律，讓商股股東起訴張宋二人，這也意味著他們在起訴期間無法擅離職守，也無法被解職。

　　張公權回憶，這是為了抗擠兌成功，借助股東力量抵制袁氏政府，在當時大商人張謇幫助下，成立新的股東聯合會主持業務，張公權被推舉為會長，葉揆初為副會長，錢新之為秘書長，在報刊刊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營業照舊，並且對外宣布，“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係，故以為保全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證之辛亥大清銀行全體瓦解，幸滬上有股東會之設立，竭全力以維持滬行，滬行因賴以保全”。

　　保住管理架構之後，上海分行還必須從經濟上證明自己的實力可以應對即將而來的擠兌浪潮。擠兌是所有銀行家的噩夢，更可怕的是這噩夢常常變為現實，即使像英格蘭銀行這樣的老牌中央銀行也難以避免。張公權對此擠兌持續觀察幾天，多年後回憶起擠兌狂潮仍舊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點，張公權從家裏去銀行，在離銀行還有三條馬路時，即見人已擠滿；他勉強擠到行門口，發現擠兌的人數不止2000人，“爭先恐後，撞門攀窗，幾乎不顧生死”。這些升鬥小民人數雖然多，但是索取數目並不大，張公權注意到他們手中所持的不過一元或5元的鈔票數張，或二三百元的存單一張。

【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