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香港9月21日電 題：貧富差距之痛——直面香港民生問題症結

　　新華社記者方棟 蘇萬明 朱宇軒

　　持續數月的修例風波使香港經濟受創、社會撕裂，也令昔日被繁華所掩蓋的經濟社會矛盾陸續暴露出來。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一道貫穿于這個國際商業大都會方方面面的貧富鴻溝。破解這一民生問題症結，不僅需要香港盡快恢復平靜，社會各界團結一心，更需要極大的智慧和勇氣，共同探索出路，切實抓住發展機遇。

　　在香港鲗魚涌，一名老人買菜後回家（9月18日攝）。 新華社記者 盧燁 攝

　　蝸居人生、生計難謀

　　推開香港市民王女士家的房門，左手邊是櫃子，右手邊也是櫃子。從課本到零錢筒，生活用品和雜物沿著墻從地板填到屋頂。兩張上下床頭尾相連，貼墻放置。幾步遠的窗邊，分割出了狹窄的衛生間和廚房，轉身都困難。

　　這個房齡近60年、建築面積30多平方米的房間住下了王女士和丈夫，以及他們的一雙兒女。香港工會聯合會社區幹事蘇嘉樂説，王女士的家庭是有著7000多戶居民的黃大仙彩虹邨社區的縮影，大約三成住戶和她家的經濟狀況類似，不少甚至條件更差。

　　“這是我婆婆以前申請到的公屋，婆婆去世後，留給了我們。在香港，能住這樣的房子，已經很滿足了。”王女士説。蘇嘉樂則表示，有些居民的公屋僅有20多平方米，生活更為艱辛。

　　公屋的全稱是公共租住房屋，類似于內地的廉租房。根據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三成香港市民住在公屋中。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布的最新公屋輪候數字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公屋申請數量共25.61萬宗，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5.4年。

　　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並不止于住房。對于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市民來説，找一份收入穩定、有前途的工作並不容易。

　　40多歲的林先生多年來一直在為生計而苦惱。雖然他在內地和香港都工作過，工作經驗比較豐富，但平日裏還是只能到處尋找零工做，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掙1000多港元，但是也會好幾天沒有活幹。靠著平均2萬港元的月收入，林先生要養活一大家子人，生活壓力可想而知。

　　65歲的貞姐曾是一家服裝廠品控主任，幾年前為籌集養老金，以190萬港元賣掉了油麻地街市的房子，孤身一人租住在不足15平方米的鬥室裏。租金節節攀高、日用品也越來越貴，貞姐已經花掉了養老金的一半，整日裏憂心忡忡。

　　對于經濟上無法自足的貧窮市民，特區政府推出綜合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等保障制度，此外還有針對老人的長者生活津貼等多種補助。但像貞姐這樣有一定積蓄，不符合申請福利條件的市民，盡管年事已高，仍只能靠自己的努力。

　　香港有49.5萬老年人被界定為貧窮人口，65歲以上長者的貧困率更是高達44.4%。受生計所迫，很多人退休後不得不重返勞動市場。數據顯示，65至69歲的勞動人口參與率達到22.6%。

　　同一個城市，不同的香港

　　與數百萬基層市民的艱辛生活形成強烈反差，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富人卻過著普通人難以想像的生活。

　　在淺水灣、太平山等別墅區，有每平方米上百萬港元、總面積上千平方米的豪宅，住戶在自家陽臺上能欣賞日出日落，海濱沙灘近在咫尺。而在那些為生計辛苦奔波的市民身邊，就是數不清的奢侈品店，動輒數十萬港元一餐的頂級餐廳，以及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

　　用“被平均”來形容廣大香港市民的處境最為合適。2018年，香港每人平均GDP超過38萬港元，穩居世界前20名，高于英國、加拿大、新西蘭等經濟體。然而，香港特區政府去年11月公布的報告顯示，香港貧窮人口攀升至137.66萬，貧窮率達到20.1%。2016年，香港基尼係數為0.539，較2011年的0.537上升0.002，創45年來新高，也遠高于0.4的警戒線。

　　“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極其嚴重，普通市民看不到前途，這已成為當地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香港經濟學會顧問劉佩瓊説。

　　一名老人在香港鲗魚涌收集廢品（9月18日攝）。 新華社記者 盧燁 攝

　　香港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並非近幾年才出現的新現象，而是數十乃至上百年間，香港的經濟治理模式、土地政策、産業結構變遷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

　　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香港是璀璨的“東方之珠”，但是自身的經濟結構卻存在巨大隱憂。高薪的金融及保險業只提供7%的就業崗位，雇傭勞動力最多的零售、旅遊等行業往往收入微薄，無法為年輕人創造更多機會。如今，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鼓勵發展的制造業，在香港僅佔GDP的1%左右。

　　貞姐就是由于制造業的消失，而在退休後失去了謀生途徑。林先生也代表了眾多香港普通市民，由于無法進入高端行業，就只能從事薪水微薄的基層崗位，幾乎沒有其他選擇。

　　“由于資源高度集中在金融、房地産等行業，少部分利益相關者迅速積累財富，但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無法享受發展帶來的紅利。”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説。

　　如此不公的局面卻難以改變，究其原因，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教授范博宏認為，從港英時代一直沿襲至今的“小政府、大市場”的公共治理模式是原因之一。

　　香港在過去數十年間奉行的“積極不幹預”的經濟政策雖有助于吸引企業投資興業，但也缺乏對經濟的主導力，在面臨外部發展環境變遷、市場調控失效時，很難推動經濟結構改革，扭轉困境。“特區政府並不掌握核心資源，也不擁有影響香港經濟命脈的大企業，主導産業發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資促進科技産業發展及經濟增長的能力並不足。”梁海明説。

　　凝聚共識，尋找出路

　　貧富差距問題根源復雜、解決不易，包含很多經濟和社會結構性矛盾，不僅需要特區政府提高政府管治水準，還需要全社會都認識到只有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香港才能保持繁榮穩定的局面，從而凝聚各界智慧和力量，共同努力思考和探尋解決之道。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特區政府應該更加堅定履行職責，在經濟民生發展領域積極施政，要有勇氣和擔當，把政策和資源向中下層市民傾斜。”范博宏説。

　　多位經濟學家同時指出，香港本地市場體量小，想要擺脫目前的經濟困局，更重要的是尋求外部的發展契機，為內部經濟轉型尋找突破口。

　　“作為中國重要的對外窗口，香港能有今日的繁榮景象，最主要的原因是發揮了中國和世界之間的橋梁作用，而非僅僅是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的功勞。”范博宏強調，香港未來更應該密切和內地的聯繫，尋求更大的支援來推動經濟持續增長。

　　不少敏銳的香港青年人已經發現，其實機遇就藏在身邊。30歲的阿豪畢業後一直從事設計工作，他對記者説，希望把業務拓展到內地市場，解決面臨的經營難題。“香港本地設計師的市場仍以香港為主，但這裏成本高昂、産量小、賣得少，設計師掙的也少，根本難以為繼。”他計劃和內地設計師加強合作，在大灣區尋找發展機會。

　　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擁有包括科研實力和國際人才在內的很多優勢，完全有機會重新培育新興産業、發展關鍵技術，找回制造業的榮光，並且作為溝通中外的橋梁，香港背靠祖國強大後盾，發展前景依然廣闊。（參與採寫趙瑞希、白旭、姚遠）

【糾錯】

責任編輯： 徐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