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石家莊3月25日電 題：重走當年“趕考路”

　　新華社記者孫傑、閆起磊、王昆

　　在革命聖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一段紅色經典總被提起：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毛澤東同志説：“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

　　周恩來説：“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説：“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隨後，“進京趕考”隊伍沿太行山東麓一路北上，經靈壽、行唐、曲陽、唐縣、保定、涿縣（今涿州），于3月25日進駐北平。

這是3月12日拍攝的位于河北省涿州市的黨中央進京前毛澤東住所紀念址。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如今，每到3月23日，西柏坡就像迎來一個重要節日。曾經的“進京趕考路”也成為人們紅色追尋的經典線路。

　　70年，歲月流金。重走昔日“進京趕考路”，沿途如今已發生巨變——

　　太行革命老區，正加快脫貧攻堅，向全面小康邁進。

　　京南畿輔要地，正乘著京津冀協同發展東風，邁向高品質發展新征程。

　　“脫貧，是對革命先輩最好告慰”

遊客在西柏坡紀念館廣場參觀（3月6日攝）。 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三月的西柏坡，春意盎然。又是一年“趕考日”，紅色聖地迎來參觀高峰。紀念館廣場上，鮮花鋪就的幾個大字引來人們爭相拍照——“新中國從這裏走來”。

　　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段彥峰告訴記者，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辦公，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召開了著名的七屆二中全會，描繪了新中國的宏偉藍圖，向全黨發出了“兩個務必”的號召。西柏坡成為黨中央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

　　“最後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後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在紀念館展廳，一輛手推獨輪車前，講解員向參觀者唱起這首民謠。

　　革命戰爭時期，僅有25萬人的平山就有5萬多人參軍參戰，近萬人為國捐軀，涌現出了平山團、“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等一大批英雄群體和人物。和平建設年代，為修建崗南和黃壁莊兩座大型水庫，老區人民又奉獻出13萬畝良田，10萬多人搬上高崗旱嶺重建家園。

　　截至2015年底，全縣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尚有4萬余人，貧困村260個。

　　“老區一天不脫貧，我這個縣委書記的心裏頭就一天難踏實。”平山縣委書記李旭陽説，擺脫貧困，與全國同步實現全面小康，正是平山廣大黨員幹部“不能被退回來”的“趕考”。

　　李旭陽清晰記得，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革命聖地西柏坡，同縣鄉村幹部和群眾座談時的場景。“總書記要求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平山黨員幹部，帶頭堅持‘兩個務必’，把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的要求落實到履行職責的各個環節，以實際行動取信于民。”

　　李旭陽説，平山廣大黨員幹部牢記總書記諄諄教誨，時刻以“兩個務必”警醒警示，時刻以“趕考”的狀態和信念擔當實幹。把加快老區脫貧作為“首要政治任務”和“頭號民生工程”，和全國其他脫貧攻堅戰場一樣，把最好的幹部派到扶貧一線，舉全縣之力向貧困發起“總攻”，不打贏，不收兵。

　　打通斷頭路，搞蔬菜大棚，建村民文化中心……第一書記吳俊磊，駐樹石村扶貧兩年，瘦了30斤。捧起那份村民們親筆簽名的“榮譽村民”證書，吳俊磊説：“這是我一生最珍貴的榮譽。”

　　成千上萬個“吳俊磊”的辛勤付出換來了收獲。2018年9月29日，河北省政府發出通知，正式批準平山縣退出貧困縣序列。

　　老區平山，摘掉了32年的貧困縣帽子。

　　“這是對革命先輩最好的告慰！”今年74歲的西柏坡村老黨員閆青海顯得格外激動。

　　1948年秋，才3歲多的閆青海得了重病奄奄一息，絕望的父母把他包裹起來放在石碾子上打算放棄。後來，被住在西柏坡的董必武夫婦發現並及時送到醫院搶救，他才活了下來。

　　依托紅色資源，閆青海開了西柏坡第一家“農家樂”，成為村裏首個“萬元戶”。如今的西柏坡全村80多戶人家，從事旅遊的有50多戶，村集體年收入60余萬元，村民每人平均年收入過萬元。

　　閆青海親眼見證，黨的十八大以來是扶貧投入力度最大，也是老區面貌改變最明顯，老區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的幾年。

　　“過去，黨帶領老區人民翻了身，如今又帶著老區人民脫了貧，共産黨不單是俺的救命恩人，更是咱老區的親人。”閆青海動情地説，他雖已70多歲，但幹勁仍然很足。

　　平山脫貧是全國開展反貧困偉大決戰中的一個縮影，“趕考路”沿途的太行山區貧困縣，咬定脫貧攻堅不放松，以趕考精神推進山鄉巨變，目前，靈壽、行唐、曲陽、唐縣均達到脫貧摘帽初審標準並通過省級驗收。

　　“摘帽，並不意味著大功告成。”李旭陽説，鞏固脫貧成果，推進鄉村振興，實現與全國同步小康，還有很多“硬骨頭”要啃。“作為‘兩個務必’的誕生地和‘進京趕考’出發地，平山更要帶頭傳承‘兩個務必’，弘揚趕考精神。”

　　“好時代，是咱老百姓最大福氣”

　　1949年3月23日晚，從西柏坡出發的“進京趕考”隊伍到達唐縣，宿住淑呂村。

　　“俺們村抗戰那會兒就是紅色堡壘。”淑呂村黨支部副書記劉佔嶺話語中透著自豪，他帶著記者尋訪“趕考”遺跡，“這是中央首長曾經住過的農家院，那是隊伍用過的古井，現在還用著，水可甜哩……”

　　今年95歲的村民葛貴多，是這一歷史的見證人。

　　“我記得那天，隊伍是天擦黑來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出發了。後來，俺們才知道來的是黨中央、毛主席，全村人甭提多高興了……”回憶起70年前的場景，老人歷歷在目。

　　70年歲月過去，如今，葛貴多老人已是五世同堂。

河北省唐縣淑呂村95歲村民葛貴多在講述70年前的場景（3月7日攝）。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這是兒子，這個是孫子，這是重孫，這個小的是玄孫……”指著滿屋子新老照片，老人高興得合不攏嘴：“過去那會兒，缺醫少藥，誰敢想能活這麼大歲數。現在，生活好，衛生條件好，政府還發養老金、長壽補貼。”

　　葛貴多老人眼不花，耳不聾，還在自家院裏種著蔬菜，養著一大群雞。人們都誇她健康長壽有福氣，她笑著説：“趕上了好時代，是咱老百姓最大的福氣。”

　　唐縣曾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戰鬥、生活並犧牲的地方。70年來，中國一直致力于發展醫療衛生事業。如今，包括唐縣在內，各地都在加快推進醫療制度改革。

　　唐縣衛健局副局長馬喜增告訴記者，全縣貧困人口中，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佔到40%。唐縣把健康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一項關鍵舉措。

　　馬喜增説，唐縣對貧困人口實行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三重保障“一站式”服務，貧困人口住院實行先診療後付費，已連續兩年貧困人口住院目錄內費用報銷比例達到98%。

在河北省唐縣白合鎮上莊村，家庭簽約醫生李少達（右）在為村民閆愛琢把脈（3月13日攝）。 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在白合鎮上莊村貧困戶閆愛琢家裏的炕頭邊，記者看到，上面貼著不少精準扶貧政策卡片。一張“健康扶貧服務連心卡”上標著專門為她家提供醫療服務的縣鄉村三級醫生姓名和手機號碼。

　　閆愛琢説，卡片上的醫生她都認識，村衛生室醫生還經常到府做檢查。去年她得了腦血栓被送進醫院，“一共住了7天院，個人才花了170元，這樣的好政策讓俺心安。”

　　目前，唐縣已被確定為國家第二批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縣。

　　馬喜增説，繼續提升基層醫療水準，當好老區人民健康“守護者”，他們肩上仍有很重的擔子要擔，腳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協同，是高品質發展最大機遇”

　　在保定涿州·中關村和谷創新産業園，32歲的創業者范宏浩正帶領團隊加緊組裝一款新研發出來的電子産品。范宏浩告訴記者，他們公司總部在北京朝陽，2018年把一部分生産轉移到了涿州，並在涿州注冊成立了分公司。

　　“實行北京研發、河北孵化的模式後，産品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范宏浩説，涿州分公司的員工大多是原來“北漂”一族，其中不少人已經在涿州買房安家。

　　“我現在北京、涿州兩頭跑，交通很方便。”范宏浩説，“我們非常看好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勢頭，今年訂單猛增，分公司也在擴大規模，最近剛新租了1000多平方米的用房，北京總部也打算整體搬到涿州來。”

保定涿州·中關村和谷創新産業園一角（3月12日無人機拍攝）。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涿州，自古有“十八省通衢”、畿南首郡美譽。1949年3月24日，“進京趕考”隊伍經保定城短暫停留後，抵達涿州留宿。

　　多年研究這段歷史的保定市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孫進柱介紹，駐涿期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聽取當地黨委負責人匯報時談到“市場沒回城，買賣難興隆”問題，指示當地黨委要領導好和平建設，辦好百姓關心的事。

　　就這樣,“市場回城”成了當時涿縣縣委學到的“執政第一課”,這一課，涿州幹部銘刻于心。

　　70年時代變遷，如今，距天安門約60公里、距北京新機場25公里、距雄安新區60公里，區位優勢凸顯的涿州，已成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下的一片熱土。

　　剛剛結束的供暖季，京涿兩地居民感受了“共用一股暖流”的溫馨。2018年，京能涿州熱電廠一期工程投入運營，這家致力于建設“城市綠色燃煤熱電示范項目”的熱電廠的前身是有著近百年歷史的北京石景山熱電廠。

　　乘著協同發展的東風，百年老廠在涿州轉型新生，實現跨京冀兩地集中供暖，目前，已惠及北京房山和涿州等地約50萬人。

在保定涿州·中關村和谷創新産業園，范宏浩團隊的工作人員在組裝電子産品（3月12日攝）。 新華社記者牟宇攝

　　協同發展不只帶來“暖流”，還有“資金流”“産業流”。

　　據涿州市協同發展辦公室介紹，近年，涿州承接了一大批“京”字頭、“國”字頭項目，如開工建設的一期投資60億元的中船重工涿州海洋裝備科技産業園，擬在涿州建設中國動力總部、中船華北總部等“兩總部四中心”。

　　“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推動的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我們推進高品質發展的最大機遇。”涿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王志乾説，涿州將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統領，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在對接服務京津、對接服務雄安新區的過程中，加快建設“京畿文化生態名城、協同發展功能新區”，以優異成績向新中國70華誕獻禮。

　　古郡涿州之變，是國家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給京畿大地帶來深刻影響的一個例證。

　　保定市市長郭建英説，保定面對的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絕佳發展機遇，特別是雄安新區帶來的“磁聚效應”，將為保定注入新動能。

　　“追尋紅色足跡，探訪歷史細節，每重走一次，心靈就會經受一次新的洗禮。”河北省委黨校中共黨史研究部副教授、西柏坡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芬，近年來多次帶領學員重訪“進京趕考路”。

　　李芬説，過去70年，“趕考”取得了巨大進步。今天，“趕考”已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7月再訪西柏坡時指出的那樣，“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説，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