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瀋陽８月１日電  題：３００多人一個係，每年實習不超過２０人——大學生找個對口的單位實習咋這麼難？

　　新華社記者王瑩、廖君、仇逸

　　每到假期，常會曝出大學生實習被騙、遭遇黑中介等問題。今年暑期，“不實習不準畢業”，瀋陽城市建設學院７００余名學生被強制要求到富士康（煙臺）科技工業園實習，一時成為社會熱點。不少大學生感嘆：找個對口的單位實習咋就這麼難？

　　實習實踐是學生感知社會、培養職業素養的重要途徑，但大學生“實習難”如今卻成“老大難”，專家指出，當前資訊渠道多樣化，大學生實習需要創新思路，不能固守原有的模式。

　　大學生實習有多難？

　　今年暑假，在一家中央媒體實習的武漢學院新聞學大二學生劉逸鵬告訴記者，他們係有３００多人，每年能夠被學校推薦，或者自己找關係去實習的不超過２０人。

　　小劉説，按照學校的“３＋１”的培養模式，新聞專業學生被要求實習１年。“實習前，學校會統一下發企業的通訊錄，讓學生自己去投簡歷、聯繫，但這些公司大多是新興的小型民營企業，好多都專業不對口。”小劉説，一些同學是去復印店蓋幾個公章交差。

　　“學校要實習學分，學生也想通過實習積累就業經驗，可找個靠譜的實習單位太難了，不是遇到黑中介，就是被當成‘廉價勞動力’。”採訪中，不少學生都抱怨實習經歷不如意，或是收入與所得差距較大，或是幹脆被當成“勤雜工”。

　　因找不到合適的實習單位，或是忙于考研、找工作而無法實習，一些學生還採取買假實習證明的方式換取學分。在一些網站輸入“購買實習證明”進行搜索，商品資訊多達數十條，交易資訊也在暑期迅速增長。

　　“實習難”難在哪兒？

　　東北大學學生指導服務中心教師田冠仁説：“很多企業有暑期實習需求，但是這種需求沒有很好地傳遞到學生身上，一些學校對接企業需求和學生需求渠道不暢，學生和企業資訊不對稱。”

　　從２０１４年開始，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大學原黨委書記劉建平，連續３年在全國兩會上呼吁關注大學生“實習難”。在他看來，造成“實習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國家層面上缺乏可操作的法律法規來約束或鼓勵企業支援大學生實習活動，缺乏激勵企業接收學生實習的保障措施。

　　採訪中，一家崗位專業性比較強的企業人事專員明確表示，公司不願意招實習生，“學生掌握技術要領至少得花上一兩個月，可大多一學會就得走人了，企業得不償失。”

　　“實習難”怎麼破？

　　回憶起短短一周的實習及維權經歷，瀋陽城市建設學院大二學生張磊（化名）覺得自己“上了重要一課”，對原本很少考慮的實習有了更多認識和思考。

　　張磊説，“希望學校安排實習首先能專業對口。在實習前、中、後應做好解讀，明確實習重要性和目的，安排教師在實習過程中指導教學，實現學生實習理論聯繫實際、增強動手能力的目的。”

　　專家建議，破解大學生“實習難”，需要政府、社會、企業、高校和學生多方參與、持續發力。

　　劉建平開出“處方”：盡快制定國家層面的大學生實習法或條例，加大政府調控和扶持力度，在國家教育財政支出中設立“大學生實習補貼專項”資金，推動設立大學生實習保險險種等，分擔企業成本，解除企業後顧之憂。

　　劉建平強調，要建立多方協同合作的長效機制，強化大學生實習的公共服務。比如設立由社會保障、工商、法律、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門和行業協會共同組建的大學生實習服務機構，免費向大學生提供實習政策咨詢、供求資訊等服務，為大學生實習搭建公共平臺。

　　遠播教育研究院執行院長錢靜峰曾任上海交通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他認為，很多學生對實習預期不夠了解，學校應加強職業生涯規劃的教育。

　　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指出，大學生實習目的應側重在接觸社會、提升能力，學校實習要實事求是，認真研究確認實習實踐崗位，確保這些崗位和學生所學專業的對口度與符合度，不能為了上級主管部門的要求而實習，搞形式主義。也可結合學生個人需求及特點，鼓勵學生利用假期參加社會實踐或社會公益活動，使實習實踐活動成為學生快樂學習、健康成長的教育旅程。

【糾錯】

責任編輯： 王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