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昌６月１８日電（記者高一偉　朱昊晨　李天啟）“每天早上８點到下午５點，日復一日，寒來暑往，這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的生活。”説這話時，江西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閱覽室的張偉小心翼翼地移動手中的直尺，埋頭反復確認刻度，力求得到手頭上那部古書最精確的長寬數據。

　　２０１７年２月，國家文物局印發的《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

　　張偉介紹，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查明目前江西師大圖書館古籍室藏書約六萬八千冊，４５６０多種，最早的古本可追溯至元朝。

　　多年來，他和另外兩位同事幾乎每天都在這個２００多平方米的古籍室中忙碌，已逐漸習慣了常人難以忍受的枯燥和孤寂，只為讓館藏的六萬八千冊古籍得到整理和保護。

　　張偉今年５４歲，從事古籍整理工作已有１２年。他告訴記者，這份工作可謂事無巨細：不僅要考訂每本古籍的年代、版本、作者，還要詳細地測量它們的長寬高和開本數據，並錄入“全國古籍普查&&”，甚至連每頁的行數、每行的字數都“不能放過”，遇見殘破的書籍還要進行簡單、基礎的修復。

　　“完全沒有捷徑，有時候一本書顛過來倒過去地翻，不下幾百遍，實在很辛苦。”張偉説。

　　張偉的同事、５５歲的胥勤本是財會專業出身，２００８年輾轉到江西師大古籍室擔任圖書管理員。儘管從小熱愛歷史和古代文化，又有多年財會工作培養出的踏實和細心，但繁雜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會令她有時感到“崩潰”。

　　“剛來的時候，整個古籍室就我一個人。清點書櫃的藏書，一次就得花好幾個小時，要反復幾次驗證數量，人真的會暈。”她説，“有時候第一遍清點是一個數字，第二次又差了一兩本，沒辦法，只能硬着頭皮再點。”

　　３１歲的張繼梅是南開大學的歷史學博士，也是目前三位整理者中最年輕的一位。她告訴記者，２０１６年初剛來此工作時，館藏古籍多年積攢的灰塵和滋生的黴菌常令她過敏、咳嗽、雙手脫皮，“家裏孩子小，我回去都不敢抱他，怕傳染他。”

　　為此，她不得不常年“全副武裝”，帽子、大褂就不用説了，手套、口罩一戴就是好幾層。冬天還好，夏天悶熱難耐。

　　雖然如此，但張繼梅無怨無悔：“再臟、再累，我也必須盡心盡責。我要對得起自己，更要對得起這些古籍，對得起我們的歷史和文化。”

　　“其實辛苦、枯燥都不算什麼，”一直在旁工作的張偉也抬起頭來，目光裏有了笑意，“一想到那些幾十年都沒人見過的書，能經過我們的手進入古籍&&，全國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分享，那是很有成就感的。”

　　“有時候一本書的信息在工具書裏、網上都查不到，讓人特別頭疼，最後終於弄清楚來龍去脈，發現這是我們館藏的孤本。”胥勤説，“這麼寶貴的文化遺産被我們保護下來，真的很自豪。”

　　２０１７年２月，國家文物局印發的《國家文物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讓收藏在博物館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

　　張偉介紹，經過多年的努力，已初步查明目前江西師大圖書館古籍室藏書約六萬八千冊，４５６０多種，最早的古本可追溯至元朝。

　　他&&，儘管環境、設備、技術上的困難仍然存在，但他們將持之以恒，力爭在“十三五”期間完成館藏所有古書的整理和保護工作。

　　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均認為，整理和修復古籍，既是傳承無形的中國傳統文化，又是保護有形的中國文化遺産，而古籍整理和修復的技術不只是簡單的重復勞動，更滲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諸多要素，成為中國一項專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産。

　　採訪期間，江西師大的幾位學生來古籍室參觀，近距離接觸千百年來的典籍實物，他們都感到震撼。

　　“古籍是祖先為我們留下的財富，他們的智慧為我們提供了借鑒。整理這些典籍，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特別有意義。”學生李攀説。

　　“我覺得古籍整理好‘酷’，尋找古籍就像哥倫布航海一樣。但這份工作的確很辛苦，需要耐心和毅力，特別欽佩整理者們。”學生王慧盈説，“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為古籍整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只是一個起點，希望這些典籍的內容被更多人看到，真正發揮它們的作用，讓文化遺産好好地傳承下去。”胥勤説。在她身後的桌上，幾大摞積着厚厚灰塵的古籍正靜待被整理和翻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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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張樵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