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杭州５月２０日電　題：記者手記：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寫在浙江大學創立１２０周年之際

　　新華社記者張奇志、余靖靜

　　（１）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２７歲的浙大建築工程學院碩博連讀生宋明亮有一個答案。

　　就在這個春天，他做好決定，畢業後告別杭州，告別西湖。

　　這個家中的獨子，還決定告別生活在江蘇的父母，和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東部省份説再見。

　　他選擇了離家數千里的陜西省城固縣，到這個國家連片貧困地區——秦巴山區，做一名基層公務員。

　　在浙大紫金港校區的一個咖啡吧，宋明亮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但不是一個匆忙的決定。

　　這也是他對一個問了他無數次的問題的回答。

　　五年前，宋明亮開始直面這個問題。那時，他從武漢一所大學的本科畢業，收到了浙大的研究生入學錄取通知書。通知書最上方印着這樣一段話：

　　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問問自己：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竺可楨

　　宋明亮第一次知道了竺可楨校長，知道了那是８１年前，竺校長在１９３６年浙大秋季入學儀式上發出的提問。

　　在浙大求學的五年，宋明亮對這個問題思考了五年。

　　他也不斷地通過社會實踐尋找答案。２０１３年，他利用周末，堅持為杭州市郊的留守兒童義務支教６個月。２０１５年，他去浙江平湖市獨山鎮，４個月，踏訪十多個村莊，收集大量第一手基層工作資料。２０１６年，他到四川宜賓開發區，調研建設領域民工工資發放問題，歷時４０余天。

　　他也不斷地從老師那裏尋找答案。學業導師董石麟院士的樸素、細緻和嚴謹，副導師蘇亮副教授對學生人生理想的呵護，他體悟到了。

　　宋明亮坦言，他想好了，在自己精力最好的時光，他將踏踏實實地服務西部基層群眾。他感到特別幸福的是，他的女友，一個浙江余姚姑娘，浙大建築工程學院的研究生，決心畢業後與他一起，同赴陜南工作。

　　他描述自己最理想的狀況是，幾十年以後，能在鄉村辦一所學校，教書育人。

　　（２）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當你走進浙大時，你不能不思考這個問題。”有一個叫阮俊華的浙大老師在給出答案前，這樣告訴我們。

立德樹人，這是這位浙大管理學院黨委副書記給自己的人生定位。１９９５年畢業於原浙江農業大學（１９９８年併入浙大）的阮俊華，留校當過輔導員、團幹部，早年到一個縣做過３年的挂職幹部。

　　他用１８年的堅持，對自己的答案做了一個注腳。

　　自１９９９年始，阮俊華創建了“綠之源”“綠色浙江”“銀絲帶”“黃土地”“紅領計劃”“青年博士志願講師團”“紫領計劃”等項目，向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傳遞責任擔當和公益精神。他把這一系列公益育人&&命名為：彩虹人生。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從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今，他在新浪博客網上，提前公布自己每週每日的工作時間，讓學生了解他的具體時間安排，盡最大可能方便學生。

　　１０年前，他創立“強鷹計劃”，探索“導師帶徒”式的大學生社會實踐新模式。如今，這個育人&&匯聚了１３０余位企業家、５０余位黨政領導幹部，擔任創業實踐導師；吸收了８８８位浙大學子為學員，推動了１００余位學員走上創業道路。

　　鷹，一隻展翅飛翔的鷹，是浙大的校標。它寓意着浙大人的搏擊、剛健。

　　今年４月３０日，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學習或工作在紐約、硅谷、倫敦、墨爾本、東京、新加坡的“強鷹”人，不遠萬里，回到浙大校園，共慶“強鷹計劃”十周年。

　　那天，年輕的“鷹”們，在浙大校園喊出一個豪邁的口號——

　　“從此你我像鷹，放眼寰球，志在天下！”

　　（３）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當竺可楨校長向全校師生提出這個問題時，中國並非一個太平的國，那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前一年。

　　２０１７年春天，我們參觀浙大校史館，站在浙大西遷路線圖前，想象着當年的艱苦卓絕：１９３７年８月，日寇進攻上海，逼近杭州。９月，竺可楨校長帶領師生離開杭州，橫穿浙江、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６省，行程２６００多公里，歷時兩年半，最終將校址遷到貴州省遵義、湄潭，並在當地辦學７年。

　　“有一座叫遵義的小鎮，那裏可以見到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的浙江大學。遵義的房屋不足以容納整個學校，浙大只能把校舍安排在年久失修的寺廟裏，而那些科研人員居住於湄潭——遵義以東７５公里處的一個美麗小鎮……德高望重的學者，如院長們，儘管上了年紀，在不得不外出時，必須攀上滿載貨物的軍用卡車。”

　　這是當年的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考察浙大後寫下的文字。他對浙大在如此艱苦條件下，學術氣氛之濃、科研水平之高十分驚嘆，盛讚浙大是“東方的劍橋”。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先輩們做出了示範。

　　一批批新浙大人，站在西遷圖前沉思。

　　一批批浙大學生，會選擇假期重走西遷路，奔赴遵義、湄潭，懷念，或尋找，理想和力量。

　　陪同我們參觀的年輕老師江寧寧，指着照片上的湄潭，如數家珍。當我們詫異她怎麼如此熟悉那遙遠的地方時，她解開了謎底。

　　江寧寧是浙江舟山人，２００９年，從浙大法學院本科畢業後，她決定去支教一年。目的地是：湄潭。

　　那年夏天，８月中旬，浙大第３批赴湄潭的支教團——一行五人，乘火車從杭州出發，２６小時後到貴陽。隨後，他們又坐汽車去湄潭。汽車在大山裏鑽了４小時。

　　海邊來的江寧寧，第一次見識了大山的險峻。長途汽車急轉彎時，看到窗外的萬丈深淵，心都吊在嗓子眼。

　　到了湄潭，告訴出租車司機，去當地中學。司機就問，你們是浙大的吧？這問聲中的親切感讓初來乍到的年輕人至今難忘。

　　小鎮有竺可楨廣場，有求是路，有求是高級中學。多熟悉的地方啊，雖然是第一次來。

　　讓江寧寧記憶最深刻的是，她們去湄潭附近一個村小送衣被。那裏只有十幾個學生，一個老師。大冬天，江寧寧穿羽絨服，仍感到寒意。但那裏的孩子衣着單薄，鞋子是破的，襪子沒有。問老師需要什麼，説還缺一架電子琴，上音樂課需要。

　　江寧寧説，湄潭支教一年，讓她對這個國有了更深的了解，對自己應做什麼樣的人，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４）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陶然，浙大中文系教授，每週二的晚上，在紫金港校區給非中文專業的本科生講唐詩宋詞。他給同學們講李白、杜甫，講陶淵明，講蘇東坡、陸游，在潛移默化中，讓大家知道，做怎樣的中國人，做怎樣的中國文化人。

　　在浙大，陶然的《唐詩經典研讀》《宋詞經典研讀》《宋詞研究》，是最受學生歡迎的通識課之一。有學生説，在浙大，想聽陶教授的唐詩宋詞課，就看你能不能“搶”到課了。

　　這是浙大人文教育傳統的回歸。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竺可楨主政浙大期間，理工科學生選讀唐詩宋詞，文科生去聽微積分、物理學，不是什麼罕見的事。

　　通識教育，是竺可楨的重要主張之一。他在浙大一手抓科技教育和專業訓練，另一手抓人文教育與精神涵養。他延攬了蘇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大批傑出科學家來浙大為學生傳授自然之道，更禮聘馬一浮、梅光迪、張蔭麟等文史大家為學生開啟心靈知識，提示社會之理。

　　“一所好的大學，要引導學生去追求超越個人感官經驗的科學精神、歷史理性和人類情懷，它必須要肩負起追求學術真理、推動文化傳承創新和砥礪思想方式的多重功能。”浙大副校長羅衛東在《大學通識課程系列教材》的總序中寫下這段話。

　　羅衛東在序中寫道，浙大作為中國最具綜合性的大學，理應既注重學生的專業訓練，更注重培養學生深厚的人文素養、獨立的思想人格、廣闊的歷史視野。

　　這就需要通識教育。十多年前，浙大開始構建通識課程體系。２０１０年開始，浙大成立通識教育專家委員會，重點建設一批通識核心課程。《先秦諸子導讀》《唐詩經典研究》《文學與人生八講》《希臘哲學的精神》……今天，浙大學生可選的通識課超過６０門。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從浙大畢業十餘年，杭州市溫州商會秘書長陳光秒回憶起浙大時，脫口説出這句在浙大深深影響他人生的話。

　　這些年來，這個溫州來的年輕人，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影響着身邊的溫州商人：他組織商人們做慈善，幫助年輕人創業。每天忙忙碌碌，但樂此不疲。

　　這個名字中有光的浙大校友，在浙大讀的是光學，大學期間就發誓要讓自己的人生發出最亮的光。在校時，他就把大把的時間用於公益，服務同學。大學生活讓他印象最深的是，連續幾年參與組織浙大學生的毅行活動。

　　浙大毅行，始於２００２年，由學生自發組織，但似乎沒有人知道創始人是誰。從開始的幾百人，到後來的上千人，再到最高峰時８０００多人。經典路線是，從玉泉校區出發，沿着西湖群山的山間小道行走，一直走到錢塘江邊的之江校區，走完全程需６至８小時。

　　如此規模的毅行，或許是浙大學生集體創下的世界大學之最。

　　（５）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菲利普·克林教授，一個美國工程院院士，不遠萬里，來到浙大，成了浙大人。他在解釋來浙大的原因時，隱藏着一個答案：

　　“全球化時代，人類面臨的能源、環境等共同問題並無國界之別。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中西高校的強強聯合，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培養對東西方融匯貫通的傑出人才。”

　　２０１６年８月起，菲利普·克林教授開始全職擔任浙大和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聯合學院的執行院長。他的工作地點在浙大海寧國際校區。

　　２０１３年２月，浙大決策層作出建設國際校區的決策，目的是進一步服務國家人才強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進程。

　　從浙大本部紫金港校區出發，沿滬杭高速往北，一小時車程後，到達海寧市。嶄新的浙大海寧國際校區，就坐落在這個城市的郊區。穿行在以紅磚為主基調的鐘樓、書院、長廊等古典風格校園建築裏，不時可見各類用中英雙語書寫的學術海報，學術氣息和國際氛圍撲面而來。

　　新校區旨在引進世界一流名校。２０１６年，英國的愛丁堡大學、美國的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分別和浙大建立了聯合學院，開始招收生物醫學和工程學本科生。雙方約定，共派管理人員，共派教學團隊，共同制訂並實施師資招聘方案，共同制定國際生招生策略和課程計劃。

　　中外合作方還約定，聯合學院學生全部在中國完成學業，無需留學，畢業後雙方均授予本科學位證書。

　　“如果説，１９世紀，德國的高等教育影響了世界；２０世紀，美國的高等教育影響了世界；那麼，２１世紀，什麼模式會影響世界？”浙大校長助理、海寧國際校區黨工委書記傅強告訴我們，浙大希望在充分引進世界名校優秀教育理念的基礎上，探索中西方融合的新的教育模式。

　　２０１７年４月８日下午，我們在參觀“洋氣”十足的浙大國際校區書院時，在一間閱覽室，偶遇兩位大一學生，來自山西太原的徐子洋和來自浙江溫州的陳浩楠。

　　他倆是浙大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聯合學院的學生，工程學專業，菲利普·克林教授的弟子。他倆正在預習，桌前擺着全英文的教科書。

　　我們只是隨口問，在國際校區，最有印象的一堂課是什麼？

　　兩人竟不約而同地説，是不久前關於竺可楨校長一段話的課堂討論。

　　見我們疑問，他倆索性當場背誦了這段話：

　　“大學教育的目標：絕不僅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於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會、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

　　這是１９３８年，浙大西遷途中，竺可楨校長在新生的開學典禮上説的話。

　　兩位年輕的浙大學子可能不知道，他們的老校長竺可楨，１０７年前，飄洋過海，前往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留學。

　　竺可楨校長如果活到今天，他應該會欣慰，一個多世紀後，為了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他的母校願意在中國大地和浙大一起辦學，培養融匯中西的人才。

　　（６）

　　浙大人，要做什麼樣的人？

　　其實，這個問題已問了浙大人１２０年。

　　１２０年前，浙大創立的時代背景，就給出了答案。

　　１８９７年，浙江巡撫，一個叫廖壽豐的地方政府長官，經過深思熟慮，提筆給光緒皇帝寫了一個奏折，報告了他和杭州知府林啟及一批地方鄉紳創辦求是書院的計劃。

　　是時，中日甲午戰爭後的第三年。中國面臨列強侵略、民族危亡的困境，社會有識之士都在積極探求救國之策。教育救國，培養人才，冀以振興中華，是當時社會輿論的最強音。

　　從求是書院到浙江大學，１２０年來，校名幾經變更：浙江求是大學堂，浙江大學堂，浙江高等學堂，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國立浙江大學……

　　很少有人知道，陳獨秀是浙大的校友：１８９８年春，這位未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後來的北大文科學長，考進了求是書院。

　　很少有記者知道，“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邵飄萍，這位中國新聞事業的先驅，也是浙大的校友：１９０６年，他進入浙江高等學堂學習。

　　１２０年來，從浙大走出的名家英傑，群星璀璨。

　　２０１７年春，浙大校長吳朝暉，在紫金港校區和我們短暫敘談。他説，浙大的歷史是一部中國高等教育史的縮影。他堅信，不遠的將來，浙大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學。面對這位在浙大學習、工作三十餘年的校長，我們相信，浙大的文化，浙大魂和神，已融入他的血脈。他溫文爾雅，説話慢條斯理，但語氣堅定地告訴我們：

　　浙大，決不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浙大人，要做與國家、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