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官窯”下落之謎,是我國考古領域多年懸而未解的難題。蘇州元和塘大型古窯址群歷經多年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成果,專家初步判斷這裏為“平江官窯”所在地,成為解答這一謎題的重要線索。

　　這些成果,為江南文明探源提供了新材料、新證據。當務之急是加大發掘、研究力度,盡快摸清、弄透“平江官窯”規模及歷史,規劃建設高標準遺址公園,並聯合國內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古窯遺址共同申報世界遺産,彰顯中華文明風范,增強大文化自信。

　　探源江南文明

　　《中興禮書》記載,紹興十三年,宋高宗趙構舉行了一次郊祭,祭祀所用的一批陶瓷器,是依據內府提供的《宣和博古圖》交由平江府燒變的。

　　紹興十二年八月,宋高宗趙構親自到浙江臨平迎回生母韋太后以及徽宗梓宮,宋金關係趨于緩和。有臣僚建議:“自南巡以來,三歲之祀,獨于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針對這次郊祭,南宋朝廷做了精心準備,其中平江府承擔燒制一批陶瓷器的任務。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界多方尋找“平江官窯”的窯址,卻始終未果。

古窯址群發掘區

　　元和塘古窯址群位于蘇州市相城區元和塘地區,發掘面積3818平方米,發現窯爐、晾坯區、沉淀池、墻址、水井等遺跡近200處,發現金磚、陶罐、陶燈等文物千余件,燒窯時間從唐末五代延續至近代,是長三角地區分布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數量最多、面積最廣、保存最完整、等級最高的窯業遺存之一。

　　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元和塘古窯址群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劉芳芳介紹,一些出土陶器的器身點綴鳳紋、夔龍紋、雲雷紋等紋飾,呈現出鮮明的青銅器風格,另有若幹件黑陶器,為高檔陶禮器。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認為,這些陶器在南宋官方燒造禮器的圖冊《宣和博古圖》《三禮圖》中可以找到對應器物,為皇室祭祀所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嘉勵表示,出土陶器與南宋都城臨安舊址出土器物接近,可力證元和塘古窯址群為“平江官窯”。

　　元和塘古窯址群的發現,為江南文明探源提供了新材料、新證據,對研究全國窯業發展及流通史具有極高的考古和歷史研究價值。王光堯表示,元和塘古窯址群所在的相城區是禦窯金磚的燒制地,至今爐火不熄。

　　保護性發掘仍存挑戰

　　元和塘古窯址群考古取得突破性進展,但後續深度發掘及按照“大遺址”思路保護以古窯址群為文化核心的整個片區，仍面臨諸多挑戰。

　　考古發掘工作量大,資金、技術、人員不足。元和塘古窯址群2016年啟動發掘,迄今已有7年多時間,在此期間,曾因人手不足多次停滯。採訪中,半月談記者請考古人員提供現場工作照,他們無奈地表示,只有1個領隊帶著2名技工幹活,沒人手、沒時間拍工作照。

　　此外,一批出土文物因專業人員短缺,來不及修復。考古人員認為,隨著下階段重點考古工作的推進,不僅發掘面積將擴大,文物也將隨之增多,工作任務將更加繁重,資金、人力、技術捉襟見肘問題將愈加凸顯。

　　王光堯認為,歷史上關于“平江官窯”的記載很少,這是考古界遲遲未能找到其所在地的原因之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長程義説,這將成為今後對“平江官窯”進一步研究考證、挖掘文化內涵的突出難點,迫切需要組建一支由多學科人才構成的綜合性研究團隊,目前這一機制尚待完善。

　　由于元和塘古窯址群的考古發掘,蘇州市相城區原本規劃打造的陸慕老街項目已擱置多年,對當地經濟發展及居民生活改善帶來一定影響,相關開發企業面臨較大資金壓力,如何平衡古窯址群保護與城市建設的關係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出土文物——鼎

　　推動代表性古窯遺址聯合申遺

　　文物承載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係民族精神,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考古發現是增強文化自信的有力載體,宜借此推進江南文明探源工程,加大我國窯業及陶瓷文化宣傳力度。

　　王光堯表示,應增加投入,加快元和塘古窯址群考古發掘進度,盡快確證“平江官窯”地點、規模;提前謀劃,制定出臺以遺址為核心的整體性保護規劃,高標準建設“平江官窯”考古遺址公園,並尋求遺址保護與城市建設的平衡點。

　　在程義看來,要遵循整體保護與合理利用相統一原則,通過文物保護、生態修復、景觀打造等,配套建設官窯與瓷器博物館、體驗館,讓古老的窯業文化、陶瓷文化“活”起來。

　　宋代是我國瓷器發展史上的高峰時期,形成了以多處名窯為中心的“窯係”,然而迄今為止,我國尚未專門以古窯遺址為主體申報世界遺産。可借元和塘古窯址群發掘保護之機,聯合國內其他代表性強、知名度高的古窯遺址,如定窯、景德鎮窯、龍泉窯等,聯合申報世界遺産,弘揚中華文明。

　　瓷器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英文中“瓷器(china)”與“中國(China)”拼寫相同,是“一帶一路”與世界貿易的文明使者。劉芳芳認為,元和塘古窯址群的發現,再度掀起“平江官窯”考古研究熱,可順勢在國內外開展窯業文化和陶瓷文化宣傳,通過社交網絡講好中華文化故事。（記者 劉巍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