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酒駕“株連”同車者，方式仍欠妥。畢竟，“管理創新”和行政越權的邊界，不能被模糊。

　　近日，武漢市公安局交管局的一項新政引發熱議：酒後駕車，除司機受罰之外，同車乘客乃至同桌飲酒者，均將視司機違法情節輕重，接受現場教育、1小時深度教育兩種形式的處理。當地交管局稱，新政是為加大對酒駕、醉駕的打擊教育力度，關于對同車、同桌者開展教育具體舉措目前還在研究當中。

　　酒駕者的“同車、同桌”也要接受教育，被某些人認為有“株連”之嫌。當地有關部門給出的解釋則是：“我們是教育，沒説過要處罰”。

　　毋庸置疑，追責酒駕同車人的初衷挺好，也有助于加強對酒駕的震懾力。但實用考量的前提是經過了“合規性論證”。

　　就目前看，涉事警方避不開追問：如果對同車人的處理不是“行政處罰”只是“教育”，那他們可不可以不接受這樣的“教育”？如果這種“教育”是強制的，和行政處罰區別在哪裏？法律依據又在哪裏？

　　《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把“警告”作為行政處罰措施之一。按照所謂“新政”，處理違法酒駕者的同時，對同車者現場教育或1小時深度教育，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宣傳教育，而是一種事實上的行政處罰或行政強制。

　　現代法治的基礎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不能夠任意波及、株連到他人。一個人醉駕，法律責任不能推及違法行為之外的人身上。

　　首先，這種“波及”他人，沒有法律依據，《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酒駕處罰對象就是違法者，並沒把同桌者、同飲者作為“共犯”來處罰。而“法無明文授權不得為”，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原則。

　　其次，同桌者、同飲者本身是個外延很模糊的概念，有的是半路上車的，有的是臨時赴宴的，對當事人醉駕本身可能不知情，如果受“池魚之殃”，很難體現法治公平性。

　　有人認為，最近有些醉駕導致車禍的判決當中，同飲者也要部分承擔賠償責任，將之作為“同飲勸酒者也要接受交通違法教育”的理由。

　　但這混淆了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的邊界。依據最高法相關司法解釋，作為聚會的活動組織人、參與人，一般要對活動承擔“合理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對于同飲者最後那一家發生人身損害的，可能被認定沒有承擔“合理的安全保障義務”，可能要做出一定的賠償，這是個民事責任，更多地體現了公平補償原則；酒駕之後對同桌、同飲者進行“教育”，則是行政責任劃定，應該明確違法的邊界。

　　近年來，個別地方交警在懲治交通違法、宣傳文明駕車方面“自選動作”挺多，包括之前某地交警讓“亂開遠光燈”的司機“自願”看遠光燈一分鐘。本意是好的，但手段仍需講究。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管理創新”和行政越權的邊界應被恪守，任何執法創新也該經過合法性論證。動用新科技、大數據等新手段提高交通管理水準，是一回事；在無法律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直接對公民適用法律之外的實質性處罰、設定法律之外的義務，是另一回事。

　　而今，當地還在對此爭議性舉措研究，審慎些挺好。對于酒駕、醉駕者，警方的宣傳警示教育創新，也是旨在對症下藥，但依法而為才能讓創新更有“通行基礎”。（新京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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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潔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