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評論家亨利·希金斯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如何讀懂經典》，被很多人標記為“想讀”。據説這並非一本新書，五年前初次面世時它的中文名字叫《真的不用讀完一本書》。作者很勤奮，背了不少書，找了不少資料，講解也深入淺出，試圖一步步領著那些沒什麼原著閱讀經驗的人迅速理解一部作品。而作為讀書人，我是古舊派，這樣的做法與殺雞取卵又有何異？可能還不如管中窺豹，一斑都得不到。

　　首先，這“不用讀完”和“如何讀懂”兩個短語給人的暗示性太過明顯，説白了便是偷懶加成功模式。走捷徑，誰不願意？　但其實讀經典與成功沒多大關係。文學和功利原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成功學既已迅速裹挾了當下，為什麼還不願放過孤寡慣了的文學經典呢？用一種與其全然相反的價值去駕馭文學作品，這比將之棄而不顧更為殘忍。

　　且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讀了經典就會更成功，應試倒還比較靠譜，能離成功或許更近。然而我粗觀此書對作品的解析方法，倒與中學生閱讀理解的解題思路頗為相似。在最快時間內把握文章主旨，圈出重點段落詞句，分析作者情感，再了解下寫作背景，如此簡單粗暴應付考試尚能讓人原諒，畢竟拿了好分數是奔著成功而去的；可拿來對付文學作品，實在無利可圖又毫無美感，何苦？

　　當然，並不是説文學作品就應該像天外飛仙一樣虛無縹緲，毫無把握的可能，相反，越是經典的文學作品它的存在感便越強，對現實的介入和幹擾也會越強。帶著思考，理解，乃至參悟的願望走近一個作品，不但可行而且必要。然而我們必須明白，文學寫作，與哲學、歷史，或其他人文科學類寫作最大的區別即在于，它的寫作過程、寫作成果和最初的寫作目的往往不完全是一致的，即便作者是帶著一加一等于二的明確目標去構思作品，在文本完成之後，也沒有任何人敢保證它的結果就是“二”。托爾斯泰構思　《安娜·卡列寧娜》時對這位女主人公帶著明確的批判性，可當這個人物出現在他的手稿中時，慢慢地這批判的目的被一種更復雜的內心驅動力所擾亂了。最終，安娜成了文學史上非常難以用任何既定的觀念去下定義的一個人物，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形象，這就是文學寫作的特殊。

　　寫作的特殊性同時在左右閱讀的特殊性。曾有人問我閱讀文學作品與閱讀其他類型的作品最大的區別在哪裏。深思後答：在于語言。過于追求對內容的了解、主題的把握、人物的解析，乃至背景知識的掌握，這種做法對作品最大的傷害在于它們都忽略了文學語言的存在，以及它在文學作品中所佔據的根本性地位。讀作品，始于語言，歸于語言。語言既是載體，又是媒介，更是入口。絕大部分作品的精氣神是由語言來呈現的，而不僅僅是敘事。更準確地説，敘事亦不可與語言割裂開來看，否則作品就會失去獨特性。無論是丹麥王子哈姆萊特，還是　《紅與黑》　中的于連，也許我們尚可沿著結構主義的思路去歸納出一些故事情節的必然性，然而人物的獨特性，情感的獨特性，卻是怎麼也無法分門別類的。越經典的文學作品，越難以被歸類，或者勉強歸類，如什麼歷史小説，家族小説，復仇小説，倫理小説等，也只會讓讀者覺得成色減去大半，有興味全無之感。所以，帶著理性的願望去窺探一部文學作品固然好，卻是不夠的。條分縷析固然可以幫助理解，卻到底是有所欠缺的，因為文學作品是精神性的産物，其思想層面上的意義雖然重要卻不是終極的意義。而要接近某種精神的內質，在文學作品內，非通過語言不可。

　　語言是讀者在閱讀中與作者發生共鳴，産生共情的基礎，也是唯一的通道。感性地説，跟著作者所寫的字一個一個去讀，你憑借皮膚或嗅覺就能接觸到這字後的喜悅與悲傷，而這是無法通過整體把握和條分縷析去做到的。所以我更願意把閱讀的過程形容成是去軋一條馬路，而不是開一輛車駛向目的地。文學作品的結局絕不是目的地，讀沒讀完，讀沒讀懂，也同樣不是。閱讀本身是一種無始無終的行為，因此，它才能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當然，作為多種方式中的一種，我堅持文學閱讀不宜被神聖化，正如它不宜被功利化。往往正是神聖化的傾向導致了功利化的行為，而這，實在不是文學在當下應有的位置。我更相信，與文學作品相遇不過是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緣分。(陳嫣婧)

【糾錯】

責任編輯： 劉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