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侯方罍

　　 陶鴟吻

　　 耀州窯青釉瓜棱注壺

　　▲陶庖廚俑

　　馮好 趙婷

　　去年，海昏侯墓和婦好墓的考古成果雙雙進京，引發了觀展熱潮。考古發掘將久遠的過去鮮活地呈現于眼前，因而考古學在誕生後的200年裏顛覆性地刷新著人們對歷史和世界的認識。如果説海昏侯和婦好兩展是集一時一墓之精絕，那麼眼下正在首都博物館展出的“美·好·中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則集納了來自全國21個省市自治區、50家文博機構的360組件出土文物，嘗試以“美的發展”為視角，以中國歷史發展為序列，以出土文物為物證，揭示中國傳統審美觀念的相容並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詮釋美學現象背後蘊含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民族認同。

　　史前時期：美萌芽，龍初見

　　美——有意味的形式，萌芽于舊石器時代末期。史前人類在長期的勞動過程中逐漸對規律性的形式要求如色彩、光滑、均勻等産生了朦朧的理解和偏好。

　　看展覽，大家對史前部分往往一帶而過。這也難怪，不就是些小石頭、碎陶片嘛，有什麼藝術可言嗎？

　　要知道，這些不甚起眼的石頭，恰恰體現了那些美最初的萌芽——既然是萌芽，當然幼稚而粗糲，不仔細或者不懂行可是看不出門道的。展出的幾件出土于河南省許昌市靈井舊石器時代遺址的石頭，學名叫打制細石器，距今約1.2萬至1.5萬年了，是用于切割、加工獸皮的尖狀器和刮削器。這些顏色明艷的玉髓、瑪瑙可不是俯拾皆是的本地石材；再看那形如利牙的，線條流暢、加工細致，就連邊緣打磨的痕跡都很有韻律感。它們真切地反映了古人類對石器材料的選擇和加工已超出了實用、方便的單一目的，對石器的“形式意味”有了特殊要求，這就是設計和裝飾藝術的萌芽。

　　到了新石器時代，對豐收和人口繁衍的企盼、對自然規律的敬畏心理催生了巫術和原始宗教。史前人類以“美”器禮神，以共同信奉的符號團結各部族，推動了藝術審美快速發展。彩陶藝術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最具文化代表性，起源于河南省的仰韶文化使彩陶藝術以黃河中遊為中心影響半個中國，推動了華夏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展覽中的河南省三門峽市廟底溝遺址出土的彩陶盆，裝飾著仰韶文化的代表性花紋，復合了垂弧紋、弧邊三角紋、窄帶紋、圓點紋等多種幾何圖案，明快和諧的黑白兩色，隨意中蘊含著規律。看似抽象的紋飾卻可以讓人想像到鳥飛于天、魚翔于水、花開于野……折射出質樸自然的世界觀。這是原始藝術發展的第一次高峰，且紋飾中蘊含著濃鬱的巫術與原始宗教的意味，並不僅僅是裝飾。

　　玉，石之美者也。史前人類對石器長達二百多萬年的依賴之情，在新石器時代轉化為對美石——玉的推崇，玉成為權力和身份的象徵。作為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典型，玉豬龍想必大家並不陌生。凝望這件遼寧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玉豬龍，看它渾圓的身體造型，寥寥數筆看似草率的刻畫，你是否覺得它其實很像是蟲？其實，確有觀點認為蜷體龍取材于蠶、蟬等從幼蟲到成蟲的變化過程，龍“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的神通就是從蟲類演繹而來。新石器時代龍的形象在我國南北多處出現，雖然形態各異，但表現出強烈的共同文化特徵，成為我國史前時期文化融合和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誌。

　　夏商周：文明基因深埋于禮樂文化

　　夏商周時期是中華文明的成型階段。原始社會全民性的巫術禮儀，此時被權貴階層壟斷為統治法規——禮樂制度，青銅、玉，乃至原始瓷等貴重材質被制作成禮器用以標誌權貴的等級身份。禮樂思想構成了中華文明的基因，植根于禮樂文化的孔孟儒學更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與心理。

　　也許你早有疑問，博物館裏各式各樣叫不上名字的青銅器，為什麼許多都是酒器？那是因為，古人認為酒是人神溝通的重要工具，故而酒器是重要的銅禮器。湖北省隨州市羊子山西周噩國墓地出土的噩侯銅方罍便極具禮樂文化代表性。

　　銅罍是大型盛酒器。此罍高達62釐米，從蓋至足通體遍飾動物紋：器蓋捉手為雙鳥首，口沿飾夔紋，肩部飾夔龍紋並接鑄一吐舌獸首，側面接鑄獸首銜環耳，扉棱做鳳鳥形；蓋面、腹部的主體紋飾為獸面紋（或稱神面紋），細致的眉毛、高浮雕耳廓均甚罕見；圈足飾一首雙身龍紋，表現的是龍的正面和兩個側面。圈足下拴有一銅鈴，體現了禮與音相和的思想。

　　夏商周青銅禮器裝飾的動物紋源自對神靈的敬畏，其中獸面紋為核心母題，是在多種動物特徵的基礎上進行誇張和想像，呈現出神秘、獰厲之美。青銅禮器以雄健莊重的線條、猙獰抽象的動物紋寄予了先民對原始力量的崇拜與權力神授的象徵，體現了夏商周藝術既脫胎于原始社會的蒙昧感性，又寄托著禮樂思想的理性精神，表面的兇悍背後是文明童年期的稚拙烙印。

　　細看那些古老遙遠的青銅器，可以看到審美的漸變。

　　商周時的青銅紋裝飾更為拘謹，更為講究對稱，更為繁密擁擠，動物的形態也更為概括，多種動物的身體被分解，打亂拼接。而到了周朝，隨著禮制的確立與完善，原始的圖騰崇拜不再是主流，更加追求簡約與和諧；新工藝、新理念與鮮明的地域性使青銅禮器的紋飾更有裝飾美。比如這件西周早期的噩侯銅方罍，一方面用細致的獸面紋輔以誇張的扉棱和輔助紋飾盡顯張揚，另一方面獸面紋省略了兩側身軀，整器沒有地紋，將宗周禮器的簡約之風和南土浪漫氣質融為一體。而它旁邊的那件形似大型蝸牛的銅觥（也是盛酒器），前段為立體圓雕獸首，器身和觥蓋飾獸面和鳳鳥紋，主體紋飾之間沒有補白的雲雷紋，體現了周代審美觀漸趨簡潔，與商人喜好三層花繁縟紋飾的意趣已大不同。

　　禮樂文化當然離不開“金石之樂”。編鐘在商周時期是高級貴族的專享禮器。中國古代的扁體雙音鐘，敲擊鐘口正面和側面能發出兩個不同的音階，寥寥幾件編鐘就能演奏完整旋律，代表了商周時期藝術與科技相結合的最高水準。

　　展覽中有一套出土于湖北省隨州市葉家山曾侯墓的編鐘，由四件甬鐘和一件镈鐘組成，是目前所見西周早期單座墓葬出土銅鐘數量最多者，刷新了學界對西周早期音律發展水準等方面的認識。甬鐘和镈鐘的區別在于：前者口部彎弧，後者口部平直；甬鐘樂聲清脆短促，適宜演奏連貫旋律；镈鐘樂聲低沉悠長，用于樂曲開頭或結尾處“一槌定音”。值得一提的是，展覽前的調研發現各地有很多精美的文物都沒有走出過本省博物館，甚至是庫房，隨州葉家山出土的精美青銅器便是第一次走出湖北。

　　尚玉傳統在商周時期發展到新的高峰，玉器成為別貴賤、辨尊卑的禮器。東周時期隨著冶鐵技術的發展，琢玉工具得到了改進，玉器的造型和紋飾不斷創新，透雕工藝有了顯著進步，不僅大量玉器具有透雕圖案，也使器物整體造型有了更多的流暢曲線。湖北荊州出土的一件龍鳥魚形玉佩將龍、鳥、魚等動物形象重構組合為新的藝術形式，展現了戰國時期南方楚文化浪漫詭奇的特質。比起前面看到的玉豬龍的質樸、簡約，這時期的玉雕構圖精美、刻畫細膩，已經是我們這些門外漢也能玩味的藝術品了。它同時也體現了東周時期自然主義逐漸代替神秘的宗教氛圍，人們開始更自由地通過造型藝術表達對世界的觀察，生活化、寫實主義成為藝術風尚的主旋律。

　　及至春秋戰國，更輕、更耐腐蝕、更易裝飾美化的漆器取代了青銅器佔據的統治地位，迎來了中國漆器史上的高峰。展廳裏的這幾件漆器絕對令人驚艷——

　　造型獨特的漆木羽人，長著尖嘴、長尾和鉤爪，健壯的腿上還可依稀分辨出鱗羽，高站在鳳鳥頭頂，立于象徵母性崇拜的蟾蜍底座之上。長久以來隱身于《楚辭》《山海經》的羽人就這樣飛到了我們面前。

　　鳥形漆木匜杯，器蓋浮雕一鳥銜蛇、另兩條蛇左右相蟠的生動場面，蛇身相互纏繞交錯，蛇頭從鳥的羽翅間穿出，以視覺的中心對稱平衡的構圖方式，結合動態優美的曲線，形成靜中有動的形態，表現了制作者嚴謹的空間造型意識。

　　還有鳳鳥蓮花紋漆木豆、漆案雙頭四角鎮墓獸、以虎為座以鳳鳥為架的懸鼓……

　　秦漢至隋唐：多元與融合

　　秦漢大一統的國家格局推動著哲學思想的發展，楚漢浪漫主義與商周理性精神結合，帝國氣勢與古拙的平民文化又賦予秦漢藝術蓬勃旺盛的生機。及至有唐一代，長期戰亂分裂終于結束，南北文化、中西文明再次綴連，文學藝術在大唐盛世表現出空前的生機活力與樂觀主義。這其間分分合合、往復變化，不變的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交流，這一點從那些寫實風格的人俑身上可窺一斑——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跪射陶俑與真人等大，面容冷峻，五官、甲胄、發飾乃至鞋底的細節都刻畫得精確無誤，再現了帝國官營作坊的一絲不茍。“他”身後不遠是一位來自四川的大廚——漢代陶庖廚俑，表情與形體則極富生活氣息，身前的案上擺放著已經拆解的狗肉、豬肉，寫實中洋溢著浪漫和隨性，展現了民間藝術家的自由創意。

　　西漢的彩繪跽坐女陶俑，身穿緊身束腰深衣，仍有“楚王好細腰”的楚文化影響，體現了楚漢之間的文脈相承。兩位十六國時期的樂俑，一吹一彈 ，其懷抱的阮或月琴來自西域，可見音樂藝術在這個階段融合了中原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

　　另外兩件出自太原虞弘墓中的隋代人俑也引人注目。一件是高鼻深目的持壺男侍俑，頭戴圓帽，懷抱的執壺為中亞銀壺樣式，蹀躞腰帶挂著彎刀。另一件是反彈琵琶、腳踩蓮花座的女伎樂俑，從殘留的較厚的琵琶頸以及同墓出土的另一尊持曲頸琵琶男俑可以推測，此女俑手持的也是中亞傳來的曲頸琵琶。西漢以後，絲綢之路的開通，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他和她，便這樣先穿越萬裏絲路來到中國，又穿越千年時光來到今天。

　　展覽中的唐代三彩武士陶俑，手執弓、劍、盾牌，個個頭戴獸首帽，其形象可能來源于由中亞希臘化國家延續的羅馬帝國赫拉克勒斯（希臘傳説的大力神）崇拜。就連來自唐泰陵（唐玄宗李隆基的陵墓）的鴟吻，造型風格也體現了唐代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藝術史上承上啟下又甚為獨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出身于門閥世家的文人以其極具時代潮流、階層個性的“魏晉風度”引領著文藝之風。工藝日臻成熟、質色溫潤如玉的青瓷受到權貴與文人階層的青睞，中國從此步入瓷器時代。

　　宋元明清：日常器物浸潤藝術之美

　　漢唐門閥士族的衰落與科舉制度的成熟發展，使宋元明清時期的文人漸趨平民化。身份與精神均逐漸獨立的文人階層成為主導社會意識與風尚的中堅力量，文人藝術所追求的表達主觀意興情緒的山水意境將中國傳統藝術飽含寓意象徵的內涵美推向新的高峰。來自藍田呂氏家族墓的北宋耀州窯青釉酒器便體現了宋代文人精致而不奢侈張揚的風氣。

　　這套酒器由裝酒的注壺與溫酒的溫碗組成。注壺壺身為16瓣瓜棱形，釉面布滿細碎的開片紋，整體造型端莊、優雅、含蓄。溫碗做16瓣蓮瓣式，隱含著宋代文人雅士對蓮花高潔品質的讚頌。北宋關中藍田呂氏屬名門望族，呂氏四兄弟在文化、學術領域也頗有建樹。沒想到的是家族墓園會被同是呂姓的後人盜掘，有關部門成功偵破了這起文物盜竊走私案，引發考古人員的搶救性發掘，出土了精美罕見的宋代耀州窯官窯瓷器等文物，由此我們才得以窺見中國傳統士人崇尚典雅素淡的藝術審美潮流。

　　宋元明清時期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審美特點依然是文明對話和交流。例如展出的一件來自內蒙古自治區集寧路古城遺址的元代青花纏枝菊紋高足杯，青花裝飾反映了蒙古族尚白、尚藍的習俗，器形和青料則代表了蒙古族入主中原帶來的新奇事物。誕生于唐代的青花瓷在有元一代突然繁盛、影響至今，背後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緣由。

　　隨著經濟的發展，宋元明清時期的市民文化釋放出旺盛的生命力，對藝術審美風潮産生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元代受伊斯蘭文化影響開始出現的嵌珠寶金銀首飾在明代大為流行，並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結合，金銀飾品的使用漸趨平民化。展覽中的明代嵌珠寶金飾品種多樣、蔚為大觀。其中嵌紅寶石金扣的扣紐相合呈雙蝶趕花造型，蝴、福諧音，寓意吉祥，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産物，華麗精致中蘊含著中華文明多元並蓄的特質。

　　1990年-1996年，國家文物局曾先後舉辦了四屆考古成果展，將最新考古發掘成果向公眾展示。積淀20年後，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與國家文物局聯合主辦，北京市文物局協辦，中國文物交流中心與首都博物館共同承辦了此次“美·好·中華——近二十年考古成果展”。

　　美，之于中華傳統文化就是好與善，積淀了中華民族孜孜求索的和諧智慧。追求理性而又隱含浪漫，推崇淡雅也不排斥濃烈，崇尚意境也包容寫實……貌似多變卻又蘊含著一以貫之。正如展覽標題所揭示的，美之于中國傳統文化意味著“好”與“善”，中國從古至今尋找萬物的秩序並與之和諧的哲學思想與人文訴求，是傳統藝術審美觀的源泉。而在時間的漫漫長河中，多元與交流、借鑒與融合，是恒久的主題。相容並蓄，多元共存，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物質形態上的多元，以及觀念上的開放包容，這又何嘗不是審美的進步呢？

　　藝術審美表現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只能碎片化地詮釋部分、難以盡述。雖然這個展覽並不能代表中國古代藝術史，但展覽以“美”為探索方向，為大眾開啟了一扇藝術鑒賞、文化認同的新窗——傳統並不晦澀，古典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