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繼續擠兌，人數與12日差不多。為了安定人心，本來星期六半天辦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長辦公時間，結果擠兌人數一下子減少了400人；此後周日本來休息，也照常營業半日，結果擠兌人數不到百人。張公權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氣，記下“風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沒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擠兌情況之下，上海分行行現金也開始減少，究竟能否支撐下去其實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聯繫外資銀行給予幫助。

　　在幾天的擠兌之下，上海分行雖全力應對但也幾乎面臨困境，畢竟擠兌就是一個信心比較的過程，在市場踐踏之中，誰也不知道擠兌什麼時候過去，甚至危機開始退散的時刻是壓力最大的時刻，“滬行庫存有200多萬元現銀準備，擠兌數日共兌出160余萬元，同時商存款項被提取數亦達百萬元”。于是，外資銀行的幫助就顯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漢章經理往訪匯豐銀行和正金銀行兩家外資銀行尋求幫助，諸多外資銀行讚成協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資銀行共同承擔對上海分行的200萬元透支借款。

　　當時外資銀行信用良好，所以鈔票得到更多認可，庫存現洋頗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幫助，而外資銀行也需要市場穩定。當時勢力最大的匯豐銀行隱性承擔了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匯豐銀行貸款額度佔據1/5，為40萬元。此外，當天還決定由華俄道勝銀行“出早倉”（資金一般是下午出庫，早倉表示提前提出）以幫助上海分行。其實上海分行並沒有動用這筆錢，但是市面得知這一消息之後，擠兌風潮旋即散去。

　　當然，據參與者回憶，雖然宋漢章在外資銀行中頗有聲望，但是交談之中並非單憑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蘇州河沿岸之堆棧、地産道契等為擔保。對比之下，雖然也有呼吁幫助交通銀行的聲音，但是因為交通銀行聲譽一向不如中國銀行，所以外資銀行對兩家中資銀行的態度也是兩樣。

　　到了5月19日，風潮總算徹底平息，張公權如此記錄戰果，“上海中國銀行之鈔票信用，從此日益昭著。南京、漢口兩分行鑒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適當，並獲當地官廳之合作，對于發行之鈔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兌付現金。影響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對于中國銀行在當地發行之鈔票，十足使用”。

　　從經濟上來看，上海分行已經勝利，此刻可謂“家有千金，行止不驚”，在銀行加班加員應對擠兌的努力之下，擠兌風潮散去。不過，經濟只是一方面，此刻又傳來各方面的聲援。5月16日各國駐京公使團向領事館復電，讚同協助上海分行，但張公權當時表示擠兌風波已經平息，上海分行無須外援。

　　盡管此刻經濟上已經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義卻十分清晰，對于日後的追責贏得了空間。而且，上海分行的應對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曖昧態度的機構個人也明確支援上海分行，例如上海總商會即在《申報》表示，“查中國銀行準備現金甚為充足，不特發行之鈔票照常兌現，即將來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該滬行內容之可靠、誠信而有證，惟鈔票為輔助現金，全賴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該滬行既備足現金、兌付以保信用，而各業商號自應一律照收”。如此趨勢之下，等到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後，根據李思浩回憶，執政的段祺瑞對于上海分行停兌的態度改變為“非常和緩”，承認停兌是勉強應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內，“與外國商人關係較深，停兌不易辦到”。

　　袁世凱去世之後，大局已定，停兌風潮也意味著上海分行的完全勝利。至于“停兌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詒，在袁世凱去世之後被繼任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繼而逃亡海外，日後在一切風平浪靜之後鹹魚翻身，再度卷土重來，重新入主交通銀行，借助西園借款盤活交通銀行——這就是鬧哄哄的民國政治。

　　這次京鈔擠兌事件之後，1921年又重演過一次。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從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鈔，在戰亂中歷經幾個階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國銀行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銀行。1926年，中國銀行吸納的存款總額達到32 848萬元，發行鈔票13742萬元，分別佔25家重要華商銀行存款總額和發行總額的35.1%和60%。

　　這一次勝利雖然是在張公權等人運籌帷幄之下展開，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賴于當時的政治經濟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認北洋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這反而意味著它不會擠兌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時期其實也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時期。正因如此，“停兌令”的執行並不是十分嚴格，南方對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異議，“北京政府宣布此舉，係欲使中交紙幣跌價，造成獨立各省經濟上的恐慌，北京則可席卷現金，以發軍餉”。如此氛圍也給予張公權等人抗命的空間。這其實是權力分散之下“東南自保”在金融領域的體現，即使秋後算賬，在各界的抗爭斡旋之中，最終也不了了之。

　　其次，這看起來是張公權的勝利，其實更是江浙財閥乃至工商界的勝利，也是市場力量的勝利。張公權最為倚重的其實是股東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托于張謇、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抑卮、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等人，借助股東力量公告天下，“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係，故以為保住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國銀行滬行決定由股東會竭力維持，將來各業企業如有損失，均由股東聯合會負責向政府交涉”。

　　換言之，此役的勝利依賴于中國銀行商股身份的強大。這也是北洋時期的一大特點，因為北洋政府財力積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釋之下銀行內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話語權不少，參股人員也不再類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業為主。對中國銀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為官股，但是之後商股比重開始增加，1917年從17.01%升為59.29%，1921年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據曾擔任中國銀行總裁的馮耿光的回憶，中國銀行幾位首腦雖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國銀行辦好，也認識到要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就要盡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北洋政府財政部因為需款應用，經常將該部持有的中國銀行股票抵借款項，我們就慫恿他們陸續讓售給商業銀行，到北伐前夕，官股為數極少，只剩5萬元了”。

　　最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人員地位也不可不提。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總行都在北京，但是兩行在上海都設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僅在于上海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更在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半數準備金都屬于兩家的上海分行。根據張公權回憶，“當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之兌換券計七千余萬元，現金準備約兩千三百余萬元。內中：中國銀行存有現銀三百五十萬兩，銀幣四百八十八萬；交通銀行存有現銀六百萬兩，銀幣五百四十萬元。此項現金準備之半數，屬于上海中國、交通兩分行”。

　　對比之下，交通銀行的歷史本身與中國銀行不同。北洋政府對于交通銀行成為國家銀行頗有助力，而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在交通銀行地位不凡，從交通銀行幫辦到最終擔任交通銀行總理。交通銀行初創之時雖然獲得輪、路、郵、電四項存款往來，但是在歷年墊資與經營不善之下甚至虧損280萬兩以上，“行務停滯，幾有不能支援之勢”。梁士詒謀求袁世凱支援，擴大交通銀行權力，為交通銀行謀取到國家銀行權力之後，交通銀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銀行的經營狀況卻不如中國銀行。當時上海《新聞報》刊登了一則“北京特別通訊”，據説：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總行在停止兌現、付現的院令發表前，曾致電向各地分行徵詢意見，交通銀行分行均無意見，而中國銀行各分行都不讚同，甚至有言“交通銀行自殺，係屬自取，中國銀行陪殺，于心難安。寧可刑戳及身，不忍茍且從命”。

　　從全國來看，因為地域風格有異，各地對“停兌令”的執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樣。多數地區遵照實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堅決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發後銀行停業清理，然而大清銀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業股東出面斡旋之下，南京臨時政府同意中國銀行于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銀行的舊址）開業，次年才設總行于北京，固定股本總額為銀元6 000萬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國銀行內外都不低。至于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係官員，到任時間不長，更是與商人及銀行業務不熟，外資銀行對于他們的態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對“擠兌令”遵照執行。而經過這一次，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的結局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時隔一年之後才重新營業，其總行也差點遭遇撤銷。

　　經過這一次風波，張公權一戰成名，可謂在金融界揚名立萬，而且在政界與新聞界也獲得不少擁護，後來梁啟超邀請他擔任中國銀行副總裁，花費數年整頓京津地區的京鈔問題，這為他日後作為江浙財閥代表支援蔣介石奠定了基礎。

　　對抗擠兌成功不僅僅是張公權一人的功勞。據了解內情者評價，張公權交際活絡，與江浙銀行家、政界以及新聞界多有聯繫，從政經歷使得他對外處理事務得力。對內而言，宋漢章在行內有實權，對外資銀行有信用，而當時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錢莊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國銀行到上海錢莊市場交易，使得錢莊給予中國銀行的地位是同業而不是普通客戶。由于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長，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國銀行在這次風潮中屹立不倒。

　　至于宋漢章，雖然一直以來被談到的頻率低于張公權，其實他對于中國銀行的貢獻也很大，其服務時間更久，資歷更高。他經歷了清朝、北洋、國民政府等不同朝代的中國銀行。張公權説起宋漢章，評價是“靜默寡言，但是朝夕相處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簡樸、操作勤勞、辦事認真、愛惜公物、公私分明”。宋漢章日後擔任中國銀行總經理，1946年任四聯總處理事。在孔祥熙辭職的情況下，年近80歲的宋漢章還在1948年4月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目的也是為了保持中國銀行獨立。1949年他辭職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歲。宋漢章的一生，除了這次對抗北洋政府，還曾經對軍閥陳其美、蔣介石的借款要求強硬回應，有人甚至將他稱為中國銀行的精神領袖。至于胡氏，曾有上海錢莊經歷，張公權説他對于錢莊歷史業務尤其熟悉，與之談論市面情況增加知識不少。

　　在“抗兌令”中，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在致電國務院、財政部和中國銀行總行的電報中提到，“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兩行兌現付存，無異宣告政府破産，銀行倒閉，直接間接宰割天下同胞，喪盡國家元氣，自此之後，財政信用一劫不復。滬上中國銀行由股東決議，通知經理照舊兌鈔付存，不能遵照院令辦理，千萬合力主持，飭中行遵辦，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為人民留一線生機，幸甚”。日後發展也多少印證這些銀行家的當年期待，雖然政局變動，中國銀行仍舊得到長足發展，中國銀行存款總數1917年年底為1.4億元，1928年年底為3.8億元；鈔票發行額1917年年底為7 000萬元，1928年年底為1.7億元。1928年年底，全國銀行發行總數為2.9億元，中國銀行發行總數約佔一半；全國各銀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為9.8億元，中國銀行存款總數約佔4成。中國銀行的地位不僅在全國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于官方的中央銀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總數達5億余元，各項放款為4億余元，均較中央銀行多一倍許，發行總數為2億余元，較中央銀行多兩倍半”a。

　　“京鈔風潮”與“抗兌令”背後，不僅折射出中國銀行業與銀行家轉瞬即逝的黃金時代，也暗示了一個教訓：政府無信用情況下，民眾往往更偏好白銀之類的金屬貨幣，金屬貨幣的存在其實天然對于紙幣的通脹是一個束縛，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發行紙幣必然引起通脹，引發金融動蕩。可惜這一教訓並不被後來的國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銀退出歷史舞臺之後，紙幣的效應被放大再放大，民國政府在通脹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滅亡。

【糾錯】

責任編輯： 王志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