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沒有行李的旅行》，[美]克拉拉·班森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

　　“所以，你真的了解這個要跟你一起遠走高飛的傢夥嗎？”

　　詹米從照後鏡中看著我，眼睛藏在墨鏡後面，但聽得出來他在逗我。 要跟我遠走高飛的“傢夥”，就是他的大學室友傑夫，這會兒正坐在他旁邊的副駕駛座上。我們三人坐在一輛富豪汽車裏，在休斯敦水泥迷宮似的早晨車流中穿梭，往喬治布希洲際機場前進。我跟傑夫已經訂好班機。

　　“別鬧了，詹米！”傑夫含著微笑説，像個媽媽一邊斥責調皮搗蛋的孩子，一邊忍住不笑。

　　“我只是要説，”詹米仍不死心，“難得有人有‘榮幸’跟你出國旅行，也該讓人家知道自己上了什麼賊船。”他一手放開方向盤，用手肘輕戳傑夫，接著又回頭看看照後鏡裏的我，等著我回答。你真的了解這個傢夥嗎？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只好四兩撥千斤：“有什麼我該知道的嗎？”

　　“你還有幾個小時的時間？”詹米開玩笑地説，“我敢説，他一定‘忘了’提他拔掉手上的點滴、夾著尾巴逃出巴黎醫院的事，那天剛好是巴士底日隔天的早上。媽呀，這傢夥穿著紙睡衣跑上走廊，就是那種會露出屁股的病人服，你知道吧？連衣服都還沒換下來，他就衝出醫院，訂了機票，立馬跟法國説拜拜。”

　　“別説了，詹米！”傑夫吼他，假裝聽不下去，“都二十年前的事了，當年我們的毛都還沒長齊！”

　　“是嗎？”詹米聳聳肩，“只能説，接下來三個禮拜，我的念珠可有的忙了。”

　　我坐在後座，玩著裙擺上的花邊。窗外的地平線那頭，在半完成的建築和空曠的水泥停車場後面，一排小小的飛機正要升上霧濛濛的日出天際。起飛的時間越來越近，再過幾個小時，我的——我們的——飛機就會在跑道上滑行。這是個好問題！我真的了解這個坐在我旁邊一起等待機輪從跑道上升起的男人嗎？

　　説了解也對，説不了解也對。

　　我知道傑夫是理科教授，第六代得州人，一雙眼睛閃著狂野的光芒。我知道我第一次看見他，心裏不禁想“哈，原來是你”，簡直是巧遇老友。我知道我們的關係在一巡龍舌蘭之後，就變成眼花繚亂、驚險刺激的馬戲團表演。我知道他喜歡在巧克力上撒海鹽，還知道他結婚六年、分居兩年，有個棕色眼睛亮晶晶的五歲女兒。我知道他很特立獨行，就像冬天不往南飛、偏往北飛的候鳥。我知道他超愛惹是生非，但聽到饒舌天王圖派克（2Pac）的《親愛的媽媽》（Dear Mama）就會掉眼淚，偶爾還會停下車，溫柔地把路上的死貓移到路邊。他是個內心柔軟的搗蛋鬼——如果這兩種特質可以同時存在的話。

　　但是，我真的了解他嗎？很難説。你對在網絡上認識沒多久的人能有多了解？

　　也許認識的時間和場合也沒那麼重要。在網絡上用電子郵件口無遮攔地打情罵俏幾周之後（像打網球咻咻咻地一來一往），傑夫好不容易突破我這個影子寫手的含蓄矜持。很難得，算他厲害。先是線上説説笑笑，一周後，我們自然而然就約了見面，但感覺不像初次會晤，反而像久別重逢。

　　兩個天差地別的人，沒想到竟然一拍即合！我人生的前十三年都在俄勒岡州波特蘭這個多雨的城市度過。我們一家七口（爸媽、五個小孩——四女一男）住在提拉穆克街（此名源于西北太平洋的原住民部落）一棟維多利亞風格的百年老宅中，家裏只有一間浴室。我爸媽一方面因為信仰、一方面因為教育，把我們留在家中自學（當地中學在我的想像中，是個散落著保險套和針頭的邪惡巢穴）。我媽雖然是虔誠教徒，卻也很注重我們的學業和社會競爭力，所以我們一點也不像傳説中穿著長裙和吊帶褲、不準出門約會和跳舞的基督教自學小孩。紐約雙子星大樓倒塌的那年夏天，我們搬到得州的沃思堡，我就在這座牛仔城長大成人。這裏的暴風雨可以把天空變成詭譎的菠菜綠，把草叢裏的蛇嚇得驚惶亂竄；這裏的人喜歡橄欖球的程度，幾乎可比對耶穌的崇敬。

　　而傑夫是土生土長的得州小孩。他跟三個姐妹從小在休斯敦和聖安東尼奧長大，離這裏以南四小時的車程。夏天，他都到得州丘陵區（他的高祖父在那裏蓋了一棟小木屋）釣魚、尋找阿帕切人留下的箭頭。大學是他比較保守的年代，讀的是得州農工大學，還是個嚼著煙草的共和黨青年黨員，瘋起來可以把鄉下舞池給掀了。

　　他的個性也很得州，熱情又奔放。小時候他曾跟醫生坦承，他心裏最大的恐懼不是狼蛛或壞人，而是有一天會人體自燃（就像《搖滾萬歲》那部片裏的鼓手一樣，因為豪情萬丈的獨奏表演，化為一陣煙霧）。傑夫是人肉導電體，每個認識他的人都會被他電到（而且他交遊廣闊，五湖四海皆朋友）。一拍即合、刺激冒險、轟動場面，還有閃亮的彩色圖片最合他胃口。

　　他的字典裏沒有“低調”兩個字；我跟這兩個字卻是好朋友。我們家的人都內向到極點（包括我在內）。如果説我是敏感內向的“陰”，傑夫就是熱情好動的“陽”。我的衣櫃都是麻灰色或米色的毛衣，他的衣櫃則挂滿顏色鮮艷的卡其褲和亮晶晶的襪子。我的盆栽和朋友的比例是十比一，就算整天不説話也怡然自得。

　　剛開始交往的幾周，我們做的性向測驗證實了我的懷疑：我們的個性剛好是兩個極端，傑夫是可以迷倒眾生的超級行動派，而我是低調的夢想家，一口氣把米切納長達三十三小時的有聲書《波蘭》（Poland）聽完，也不會打瞌睡。

　　有時候，旁人會把我的內向誤以為是高傲，但傑夫不同。打從第一次約會他就表明，他對我這種安靜思考的能力心存敬畏。總之，他對待我的安靜內向的方式，就像對待需要仔細觀察的外星生物。

　　“我有點好奇，今天你開口説了幾句話？”我們見面後一個禮拜，他問我，當時我們坐在一家昏暗的酒吧裏喝啤酒。

　　“喝這杯啤酒之前嗎？呃，今天早上我跟服務生點了一杯咖啡。”我説，屈指算了算，“所以至少一句吧。”

　　他難以置信地搖搖頭，拿出隨身攜帶的小本子草草記下人類學的田野筆記。“那這裏呢？”他敲敲我的頭，露出頑皮的微笑。

　　“多到我希望有開關可以把它切掉。”我説。確實一向如此。

　　我們就像太陽與月亮。然而，2013年4月5日晚上7點52分我們見面的那一刻，一切都不重要了。那剛好是日落的時刻，不過他傳給我碰面時間時，我並不知道。除了時間，他還傳來一組坐標（30.2747°N, 97.9406°W），還有一張嵌在水泥磚裏的紅土星星的照片。他寫道：到星星這裏找我。照片中的星星很樸素，五個紅土星芒包圍著一個寶藍色正方形，中間有道裂痕。不過，外表樸素當然是騙人的。我輸入坐標就發現，傑夫的紅土星星嵌在奧斯汀天際中最壯觀的一棟建築前──得州議會大廈。

　　晚上7點20分，我檢查過口紅，練習過但願會迷死人的微笑，便走出我的小小套房。得州議會大廈的粉紅色花崗岩圓頂通常要走上三十分鐘才會到，但那天晚上我只花二十分鐘就到了。我在人行道上邁著大步疾走，想甩掉緊張的感覺。之所以緊張，不是因為一般網友見面會擔心的事，比如傑夫是個禿頭的C++程式設計師，或是小孩一卡車的有婦之夫，還是喜歡性感皮衣女郎或收集了1993年以來每一款豆豆娃的怪咖，而是因為心裏隱隱有種預感：有個超大星體正高速飛向議會大廈，即將把我從原來的軌道掃落。

　　我比傑夫早到星星那裏，一直等到議會街的街燈亮起來，他才出現。當時我站在巨大圓頂的正門階梯下等他，只見一條淡黃色褲子朝著我走過來。他直接走向星星，大膽地湊上前親我的臉頰。一切就從那裏開始。一個無所不包的小世界，有淡黃色的長褲、紅土星星、呈現完美弧形的圓頂，甚至伴隨著四月陽光的落日余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