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全球碎片化的本質，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從維繫國家收益的角度打造區域化或友岸化“小圈子”，以縮短産業鏈和減少分配基數的方式重置國家間的收益分配關係

➤以中美製造業勢能轉移為重要標誌，全球生産正進入製造業的中國世紀並呈現出新的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新質生産力的發展，將持續重構國際生産關係和國際分工

➤外部勢力的干擾未能達到産業鏈“去中國化”的目的，全球製造業仍在向以中國為中心、大周邊為外延的地區集聚，並通過先進的生産網絡不斷強化着這一龐大的供應鏈集群

➤全球化的中國世代，將以新理念和新範式為全球化的發展提供新的可能：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崇高目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新的樣本，重塑發展的價值導向和全球治理範式

  文 | 王玉柱

  當下，全世界在政治、安全、經濟、科技、意識形態上正分裂成多個相對獨立甚至對立的板塊或陣營，這一現象被稱為全球碎片化，包括經濟與貿易碎片化、地緣政治與安全碎片化、技術與數字碎片化、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碎片化。全球碎片化或反全球化的根源，正是發達國家因産業競爭力衰落而掀起的保護主義。

  縱觀現代史可以看出，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是由全球製造業中心發揮重要的全球化策源功能。目前，全球製造業仍在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集聚，中國仍在努力以全産業鏈優勢和對全球製造業的主導地位推動相互依賴、互惠互利的全球化。面對全球碎片化之困，中國正以強大製造業和新質生産力重塑産業生態和國際分工；中國嶄新的發展、治理理念和範式，將為全球化提供一種新的可能。

  發達國家內部問題“外部化敘事”

  全球産業分工遵循“效率優先”原則。過去，西方跨國公司是通過全球範圍內的投資和生産布局來實現分工效率提升和利潤最大化的。隨着産業鏈的延長，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生産中的收益份額逐漸被稀釋。當下全球碎片化的本質，就是西方發達國家從維繫國家收益的角度打造區域化或友岸化“小圈子”，以縮短産業鏈和減少分配基數的方式重置國家間的收益分配關係。

  西方跨國公司按“效率優先”原則推動全球化由來已久，早在上世紀70年代它們就開啟了大規模對外投資進程，全球製造業逐步從歐美轉移至東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産業轉移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通過大量的資源投入和辛勤勞動在全球生産體系中獲得了收益分成，發達國家的實體産業卻越來越“虛空”。以美國為例，自上世紀80年代始，藍領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即已停滯，同時，中産階級持續萎縮。發達國家社會問題的根源在於，“效率優先”原則僅僅服務於跨國公司股東等少數富裕群體的利益，卻置國家發展的經濟社會基礎於不顧。

  近年來，西方社會陷入了對“效率優先”原則的集體反思，這種反思首先具有社會階級對立屬性，其矛頭最初指向日益嚴峻的國內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問題，其中以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為典型。然而，隨着特定利益群體轉變引導方式，“仇富”運動逐漸演化為“排外”運動，並開始觸及國家間收益分配關係這一重要問題。

  當今世界，發達國家內部問題“外部化敘事”正成為共性現象。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精英作為大資本大財團的“代理人”必須全力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們又無力通過國內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來解決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平等。在此背景下，西方民粹主義政黨選擇了以對外政策為抓手轉嫁矛盾。他們不斷將本國産業空心化和製造業衰落歸咎為“不公平的國際競爭”“侵犯知識産權”“外國政府補貼”等外部因素，並提出明顯具有保護主義傾向的政策舉措；他們架空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多邊貿易機構，試圖重構貿易規則，重劃貿易圈子，持續加劇全球碎片化局面的形成。

  發達國家內部問題“外部化敘事”的重要表現是，在大國競爭加劇的影響下，西方世界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話語體系和政策實踐——推動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向“安全化”轉型，推動産業鏈向“去中國化”轉型。

  當前，西方國家冷戰思維愈發強化，“中國製造”日益被意識形態化。西方國家開始拋棄其長期堅守的自由市場理念，轉而沉迷於打造平行世界市場體系。西方國家為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大力推進以所謂“安全”和“價值觀”為導向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人工智能和半導體等高端技術和産業領域，正成為西方國家對華打壓的重要陣地。美國政府新近啟動的“創世紀任務”具有典型的人工智能軍備競賽特徵。美國還挾持西方集團通過數據規則制定、技術和産品禁運等方式遏壓中國人工智能産業的發展。

  製造業轉移與全球化之變

  歷史地看，全球化是由製造業和國際分工的發展驅動的，無論是製造業還是全球化的發展，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

  全球製造業的發展和製造業中心的轉移遵循其內在規律，與康波周期類似。若以50年為周期來觀察，可以發現自工業革命爆發至20世紀末，世界範圍內相繼經歷了四波製造業周期，每一波製造業周期內，都有相應的製造業中心驅動着全球化範式革新。這也表明，全球製造業中心的更替，會使驅動全球化的力量主體發生變化。

  第一波製造業周期是工業革命與全球化時代開啟。

  該周期始於18世紀60年代，終於19世紀初。以珍妮紡紗機和瓦特改良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誌，英國最先迎來工業革命和工業化大生産時代。至1820年前後，英國基本實現了蒸汽動力對水力的替代，並開始向歐洲其他國家大規模出口蒸汽機。該周期內，英國鋼鐵産量大爆發，並迎來了“鐵路時代”。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成為世界首個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成為製造業強國後，英國開始推動全球化。全球化的大時代，是在工業革命與英國海外殖民貿易的互動中開啟的：機器大生産使英國對棉花、羊毛、橡膠、礦石等原料的進口量逐年增長，鐵路、港口和航運則將殖民地與英國本土工業體系相鏈結。

  第二波製造業周期是西歐工業帶崛起與殖民主義驅動全球化。

  該周期始於19世紀30年代，終於19世紀80年代。1850年前後，英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生産了全世界約40%的工業製成品。此間比利時、法國、瑞士、奧匈帝國、意大利和瑞典等歐洲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與英國一道共同形成最初的西歐工業帶。1870年前後，西歐地區佔據了世界工業生産的半壁江山。在殖民主義的驅動下，西歐國家普遍建立起與殖民地之間的垂直分工關係，成為特殊形態下全球化的驅動力量。

  第三波製造業周期是製造業的跨洋轉移與美歐“雙核”驅動全球化。

  該周期始於19世紀80年代，終於20世紀30年代。此間歐洲國家之間紛爭不斷、市場割裂導致製造業持續外流，美國因此受益。全球製造業中心逐步從西歐工業帶轉向美國東部及五大湖地區後，美國於19世紀末成為世界最大工業國，鋼鐵産量、煤炭産量和鐵路里程等重工業指標全面超越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對歐洲工業體系的破壞，又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全球製造業中心地位。1919年《凡爾賽和約》簽訂之時，美國工業産品的全球佔比已升至四成，超過了西歐的總和。與此同時，西歐製造業在全球仍有重要影響力，與美國製造業共同構成了全球化的“雙核”驅動力量。

  第四波製造業周期是製造業的美國世紀與美國掌舵全球化。

  該周期始於20世紀40年代，終於20世紀90年代。1945年二戰結束之時，美國製造業産能已佔全世界一半以上，在資本主義世界更是佔了六成之多。在美國成為“世界工廠”的同時，歐洲的角色被邊緣化。戰後，美國又憑藉對世界經濟秩序的安排，成為全球化的掌舵者。然而，該周期內美國製造業的發展也呈現出畸形繁榮的局面。美國跨國公司加大對外投資力度使製造業不斷從太平洋東岸向太平洋西岸轉移，美國製造業的根基逐漸被掏空。

在印度尼西亞萬隆，一列雅萬高鐵高速動車組列車駛出德卡魯爾站（2025 年 5 月 20 日攝）徐欽攝 / 本刊

  製造業正在迎來中國世紀

  經過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反恐戰爭的長期消耗，美國感受到了經濟空心化和製造業衰落對其全球領導地位的挑戰。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就提出重振製造業的設想，歐洲和日本亦緊隨其後實施製造業復興戰略，然而，西方的實踐始終收效甚微。

  與此相對，中國憑藉日益健全的産業體系、超大規模的市場、快速的技術迭代和更高的産業轉化效率，逐漸成長為新一輪全球製造業發展的引領力量和第五波製造業周期的主陣地。

  以中美製造業勢能轉移為重要標誌，全球生産正進入製造業的中國世紀並呈現出新的特點。

  其一，中國正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新型産業發展，重構世界製造業格局。以“新三樣”為代表，中國已在諸多製造業領域形成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實質性超越。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堅持開源範式，不斷創新算法、降低成本。智能駕駛領域，中國的快速發展改變了西方對於技術創新規律和産業化效率的傳統認知。創新藥領域，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創新藥研發國，目前已開展實施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創新藥臨床試驗。

  其二，中國正以新質生産力形塑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的國際産業新生態。數智化賦能傳統製造業，改寫了生産的底層邏輯。算力基礎設施保障下的數字經濟業態，推動着傳統製造業和服務業的轉型升級。數據和知識等無形要素流動發揮關鍵作用，改變了工業革命以來以貨物跨境交易為導向的發展範式。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新質生産力的發展，將持續重構國際生産關係和國際分工。

  其三，中國新型製造業的發展正展現出特有的區域粘性。不同於前四波製造業周期相關産業高度依賴勞動力、原材料和傳統消費市場，在第五波製造業周期內，新型製造業的發展更加依賴數字化基礎設施、技術和産業生態，同時對於産業鏈韌性、市場規則和成熟度等方面有較高的要求——數字經濟特有的範圍經濟性改變了傳統的長距離貿易範式，鐵路物流範式重新定義了産業鏈形態和發展韌性。中國新型製造業的發展，使傳統區域貿易關係借助數字化和鐵路物流範式變革逐步形成了新的産業分工關係，並通過整合的統一市場空間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技術和産品迭代效率以及強大的産業生態競爭力。與此同時，制度、技術和市場共同塑造的新模式，正不斷強化中國在技術和産業方面的核心競爭力和新主導優勢，並通過區域市場網絡不斷強化着生産集中度。

  數據顯示，外部勢力的干擾未能達到産業鏈“去中國化”的目的，全球製造業仍在向以中國為中心、大周邊為外延的地區集聚，並通過先進的生産網絡不斷強化着這一龐大的製造業集群。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東亞地區製造業增加值全球佔比達52.4%，比疫情前的2018年再升1.7個百分點。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報告顯示，由於中國在複雜中間品上的比較優勢不斷加深，供應鏈重新集聚到亞洲。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等機構發布的報告也得出了類似結論。

  中國的新理念新範式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仍需要全球化來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知識和技術自由流動，減少地緣動蕩和價值觀衝突，同時，更需要符合時代需求的全球合作和治理機制。新形勢下，全球化的航船呼喚新的掌舵者通過體系化的理念和範式革新來引領方向，在碎片化的世界中實現對市場規則、價值觀、國際秩序和世界格局的重建。

  以歷史視角來看，全球化的巨輪是在大國的持續接力和推動下浩蕩前行的。當下，製造業的美國世紀已然結束，全球化的美國推力已經消退，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五波製造業周期的全球引領者，正通過與全世界的産業和産能合作，重構與世界市場的關係，為可持續的全球化提供有效解決之道。

  中國將以新理念和新範式為全球化的發展提供新的可能：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崇高目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新的樣本，共同塑造發展的價值導向和全球治理範式。

  當下，中國正通過一套完整的價值理念和制度體系推動新一輪的全球化。全球發展倡議聚焦推動國際發展合作，全球安全倡議着眼對話協商解決國際爭端，全球文明倡議致力於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全球治理倡議錨定全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的方向、原則和路徑。四大全球倡議從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個維度，為共建美好世界注入強勁動能，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戰略引領，充分彰顯了中國的全球視野、世界情懷和國際擔當。□（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