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時期，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在路徑上要把握城鎮化發展規律，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大勢，以“融合”為重要抓手，推進城鎮在區域、城鄉、産城、數智、綠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李松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指出，深入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

  “十五五”時期城鎮化如何高質量發展？中國城市建設新機遇新動能在哪？11月13日，由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清華大學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研究院主辦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5”在北京召開，多位權威學者圍繞相關話題展開探討。

  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須錨定“十五五”時期現代化建設新目標，統籌思考未來發展道路。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過勇在致辭中&&，“十五五”時期是推動我國新型城鎮化進程增速換擋、質量提升的攻堅時期。

  《建議》明確提出，要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國務院參事，國家發展改革委原黨組成員、副主任胡祖才認為，這為“十五五”時期推進城鎮化建設和城市發展明確了戰略方向，應全面深刻領會。

  “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方位，應將其放在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來認識，放在中國式現代化全局中來認識，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來認識，放在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來認識。”胡祖才説。

  在胡祖才看來，“十五五”時期，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在路徑上要把握城鎮化發展規律，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大勢，以“融合”為重要抓手，推進城鎮在區域、城鄉、産城、數智、綠色、文化和安全等7方面的深度融合。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保證，也是推進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的根本保證。”胡祖才説。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認為，新型城鎮化是提振內需的重要抓手，應通過制度設計和公共投入促使農村人口融入現代化經濟生活，進一步提升經濟總需求。新型城鎮化實施的重點在於調動地方政府、縣級政府動力，要通過將國家規劃目標分解為具體、可量化、可考核的關鍵績效指標，把人口市民化等任務納入幹部考核體系，激發縣級政府的積極性和責任感。

  專家&&，城鎮化涉及面廣、拓展度深、帶動力強，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説，既是主要內容，又是重要支撐。

  中國國土經濟學會首席專家、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副秘書長范恒山認為，要實現“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新型城鎮化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應着力在三個方面推進工作。

  一是以協同聯動為指向，優化提升城市群和都市圈。做好聯和分，進而實現同和異兩篇文章。所謂“聯”，一是新老基礎設施要聯，並且做到同質同標；二是基本公共服務要聯。所謂“分”，一是體現特色，通過特色形成錯位發展；二是有機銜接，協作共建産業鏈、供應鏈；三是合作共建，通過合作聯動共建共享戰略性新興産業、未來産業。

  二是以務實精細為指向，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以“發展力、愉悅度、安全性”三個維度評估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在三個方面下功夫推動務實、精細的治理：着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成長性産業結構；務實構建精準管理、快速反應的安全保障體系；大力創造、積極塑造主動作為的發展氛圍。

  三是以一體融合為指向，促進城鄉共同繁榮發展。通過改革推進農民進入城市、城市資源向農村輸入雙向流動，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關鍵是推動兩項改革：一是戶籍制度改革，相應建立進城農民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二是農村推進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以此為城市優勢企業、先進技術、現代經營模式以及其他有效資源進入農村創造條件。

  圍繞“十五五”時期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魏後凱提出了四個路徑建議。

  第一，“十五五”時期中國城鎮化需要處理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以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為主線。魏後凱預測，該時期城鎮化率增長速度將保持在每年0.7個百分點左右，關鍵且首要的任務是科學有序地推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第二，面向共同富裕目標，優化城市規模結構和現代化城市體系，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當前，超大特大城市過度膨脹與中小城市、小城鎮活力不足的現象並存，制約了整體協調發展。應分類施策，精準發力。”魏後凱説。

  第三，進一步完善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和主骨架，以現代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現代化中心城市體系為主骨架，培育形成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等共同構成的區域增長極體系。

  第四，就地就近城鎮化加快，以縣域為切入點，優化城鄉空間布局。當前，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加快，並且呈現“外出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比重下降、外出農民工跨省比重下降、跨省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比重下降”三個下降趨勢。同時，農村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劇。因此應實行多元化應對策略，包括按常住人口優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配置、完善進城落戶農民農村“三權”退出機制、統籌優化村鎮布局等。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助理李治指出，地方當前面臨如何對標國家規劃，調整本地規劃的問題。

  “應深刻把握‘地’的內涵。”李治認為，第一是地理，受區域自然稟賦因素影響，不同城市在産業選擇、城市功能定位上存在差異，規劃思路不同。第二是地區，即與國家發展戰略的匹配程度。有的地方採用“節點城市”“樞紐城市”“中心城市”“強磁場”“吸引力”“紐帶”等表述用詞，考慮的是其在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能承擔的主要任務。第三是地位，地方應先厘清自身是縣級市、中心城市，還是超大特大城市，在此基礎上準確制定高質量的發展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