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玉琮和神像集中體現了良渚文明的原始宗教和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呈現為四面八方、天人合一、扶搖直上，古人常説的“天圓地方”理念，或許都可以追溯到良渚玉琮上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馮源

  外方內圓，開孔貫穿，在柔和而略顯暗淡的燈光下，表面泛出淡淡的或黃或白的溫潤色澤，在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一樓的“浙江一萬年——浙江歷史文化陳列”展區，“良渚玉琮王”穩穩獨坐玻璃展櫃裏，迎接四方觀眾的好奇目光，體現着它作為浙博“鎮館之寶”的地位。

  “良渚玉琮王”是1986年在余杭良渚遺址反山墓地考古中發現的。每次看到它或者別的良渚玉琮，記者總會突發奇想，它們正中間的圓孔很像是望遠鏡的鏡筒，如果把它捧到眼前，從中間的圓孔往外眺望，能否看到五千年前的風景？

在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區展出的“良渚玉琮王”（2025 年 10 月 10 日攝） 馮源攝 / 本刊

  發現琮王

  1936年11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浙博前身）的研究人員施昕更在自己的家鄉良渚鎮（今杭州市余杭區良渚街道）進行野外調查，發現了史前黑陶。

  隨後，從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在良渚主持了三次試掘。6處遺址出土了大批黑陶和石器，宣告良渚遺址正式發現。

  因為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剛開了個頭的良渚考古中斷。施昕更輾轉來到浙南瑞安，參加抗日宣傳工作。期間，他幾經努力，於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報告出版後不到一年，1939年5月，施昕更在瑞安英年早逝。

  1959年，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夏鼐根據長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一些考古新發現，正式命名了“良渚文明”。上世紀70年代，江蘇發現了吳縣草鞋山遺址和常州寺墩遺址，上海發現了福泉山遺址，都發現了隨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但是，良渚遺址考古沒有新的成果。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後更名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良渚遺址重新成為浙江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重點。

  浙江大學考古與藝術學院教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劉斌告訴記者，草鞋山遺址首次發現了隨葬玉器的良渚大墓，人們發現，那些早年出土的、原本被認定為周漢時期的玉器，其實來自良渚文明時期；而福泉山遺址則顯示，良渚先民為埋葬貴族會堆築起“土築金字塔”。

  “當時所裏的牟永抗和王明達兩位老前輩研究認為，找與福泉山相似的土墩，良渚周邊地區是反山，而且聽説以前老百姓在反山挖出過玉器。”劉斌回憶説。1986年春節後，考古人員在反山現場調查也發現了良渚時期的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達研究員回憶，“我和同事芮國耀多次到現場踏勘，發現反山是人工堆築而成的科學依據。”

  1986年4月22日，文化部正式批准了反山發掘項目，王明達擔任考古領隊，一共發現了11座良渚墓葬，出土隨葬品1200多件（組），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組）。“玉琮王”就出自其中的12號（M12）墓。

  12號墓出土器物658件，玉器高達647件，其中玉琮就有6個，編號為“M12：98”的玉琮因為雕刻最精、品質最佳、體量最大，被譽為“玉琮王”。

  王明達説，如此大規模的玉器的發現，在考古史上可謂空前絕後。同時，通過反山考古，人們對於良渚玉器的名稱，以及它們在墓中的原來位置、配伍關係、組合情況也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良渚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紋（神徽）高清大圖（資料照片） 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神人獸面

  玉琮大體上是件外方內圓的玉器，中間鑽孔。如果俯視，玉琮頂面像一個正方形裏內切了圓形，正方形的四條邊自帶弧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説，“玉琮王”呈扁矮的方柱體，上大下小，內圓外方，上下端是圓面的“射”，中有對鑽射孔。整器通高8.9厘米，重約6.5公斤。上射面外徑17.1～17.6厘米，下射面外徑16.5～17.5厘米，射孔外徑5厘米，內直徑3.8厘米。

  “玉琮王”外壁有四個側面，每個側面都由一條居中的豎槽分成左右兩邊，再由橫槽較為平均地分為兩組四節，四節分別為神人節面、神獸和神鳥節面、神人節面和神獸節面，每一節面都刻有相應的神人、神獸或神鳥紋樣。最著名的是每條直槽裏分上下琢刻的神人獸面像，共有8個，由神人與神獸複合而成。

  “一些學者推測神獸原型可能是虎、蛙、鱷魚、豬，等等，其實它是某種或多種動物形象的抽象，是一種‘觀念動物’。”方向明解釋説，神獸的奧秘在於奇大無比的眼睛。在良渚之前的崧澤文化時期，先民製作的陶器上有一種圓與弧邊三角的組合紋樣，神獸的眼睛與這一紋樣完全一致，寓意都是太陽。而神人的眼睛也是這一紋樣的變體，他頭上的“介”字羽冠則象徵着天，可以説神人獸面像就是當時的“太陽神”和“祖先神”。

  方向明説，從總體上看，玉琮和神像集中體現了良渚文明的原始宗教和宇宙觀，這種宇宙觀呈現為四面八方、天人合一、扶搖直上，古人常説的“天圓地方”理念，或許都可以追溯到良渚玉琮上。

  良渚文明的先民主要生活在長江下游南岸的環太湖地區，也有一部分渡江北上。他們在這片廣袤區域裏，生息了近千年。方向明説，不同的良渚文化遺址所出土的高等級玉器——不論是琮，還是璧、鉞——上面都有神像。在近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他們對神的崇敬一以貫之。而良渚古城及所在的良渚遺址群，是良渚文明的中心，也是神像圖范的創造地和規範地。

  1986年，反山12號墓地首次出土了帶有完整神人獸面像的玉器。在此之前，不少人把良渚文明玉器的神像當作類似於饕餮的獸面紋。王明達告訴記者，當時他們細緻地給出土玉器用純凈的蒸餾水“沐浴”三次，反山出土的玉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讓人們得以看清上面的神人獸面像。

  方向明説，玉琮王上的神人獸面像只有3厘米高，4厘米寬，運用了減地淺浮雕和陰線刻畫的兩種方式，在1毫米的範圍內最多可以刻6條線，堪稱微雕。

  玉魂國魄

  琮、璧、鉞、璜、錐形器、三叉形器、冠狀器……良渚社會當時建立了一整套玉禮器系統，用來反映擁有者的身份、地位。中國考古學會原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曾&&：“玉禮器的發明，是長江下游對中華文明的一大貢獻”。

  方向明説，良渚是崇玉、用玉的文明，良渚文明成組玉禮器可以分為置放在棺蓋上的禮儀用玉、反映神權的琮和衍生的琮式玉器、反映王權的玉鉞和豪華權杖、發展為財富觀念的璧、禮儀服飾用玉、禮儀工具用玉等六個大類。當時良渚社會的社會等級和區域差異，可以從各處遺址所出土的玉禮器的種類、數量和品質，看出明顯的區分。

  特別是玉器的考古學出土場景，幾乎是墓主身份、地位的唯一標識。像“玉琮王”就放在M12墓主人的頭邊，同一墓裏還出土了一面“玉鉞王”，體現了墓主人的尊貴地位，稱此墓為“王陵”並不為過。

  “最早稱它為‘陵’的學者，是當時的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蘇秉琦先生。”王明達回憶説，1988年《文物》第1期刊登了關於反山墓地考古的簡報，他去拜訪蘇先生時也送去了這份刊物。“蘇先生一邊讀簡報，一邊唸唸有詞：‘墓地、墓地、墓地’，突然他的手指在桌子上叩了一下——‘陵’！”有了蘇先生的 啟發，大家此後也稱反山墓地為王陵。

  研究發現，良渚先民使用透閃石軟玉作為製作玉器的原料，掌握了成熟的切割、管鑽、微雕、拋光等一系列琢玉工藝技術。

  在良渚古城東北方向、距古城直線距離約18公里的德清縣雷甸鎮。2017年至2018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總面積約100萬平方米的中初鳴遺址。這是長江下游地區、良渚文明時期規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遺址群，出土了大量的玉料或玉器的成品、半成品和殘件，以及礪石、磨石、燧石、玉髓等硬度不等的制玉工具。方向明打了個比方，這裡就是良渚時期的“工業園區”甚至是“高新開發區”。

  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是中國史前玉文化的高峰，但良渚玉文化也不是橫空出世的，中國史前玉文化的起源更為久遠，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多年的黑龍江小南山遺址。

  此後，在中國北方和南方相繼出現的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都留下了豐富的玉文化遺産。方向明説，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的玉器所代表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在長江下游找到了知音，也使得良渚文明呼之欲出。

  良渚文明的晚期，玉器製作質量不再精良，原來神聖不可高攀的神像被刻到了相對普通的陶器上，方向明説，這些現象見證了良渚的衰落，但良渚玉文化的元素並沒消失，當時玉琮就已經傳播到如今的安徽、江西、廣東乃至晉南、陜北，最終良渚玉文化融入到中華玉文化之中，特別是琮、璧、鉞這些代表性的玉器成為夏商周三代玉器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這段發展歷程，中華玉文化是見證中華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綿延不斷”的很好的範例。

  在陶寺、二里頭、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重要的遺址，人們都會發現玉琮或者玉璧。王巍&&，它們的源頭之一也是在良渚，“良渚發明的玉禮器的系統，經過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圍進行了又一次強力的輻射和傳播。”

  “良渚玉器也是良渚實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重要元素。”方向明説，良渚文明在東亞地區率先進入早期國家形態，代表了當時東亞稻作文明最高成就。玉器不僅是良渚文明的重要內涵，而且開啟了古代國家“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的禮制文明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