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文明溯源的當代價值
➤通過新的考古實證及系統性研究，考古學界、文史界、社科理論界不斷梳理和研究長江文明的概念，在長江文明的內涵特徵、核心要素、內在&&機制等方面已形成較為清晰的理論成果
➤良渚、上山、三星堆等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國際影響力日趨提升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總結長江文明的原創性貢獻，可進一步闡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半個多世紀以來，隨着長江流域重要遺址不斷挖掘、重要考古成果相繼問世，學界對於長江文明形成、演進、發展的過程逐漸清晰。長江文明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之一，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正在校正世界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認知。
近期，《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圍繞長江沿線重要歷史遺跡、文化遺存等展開深入調研。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長江文明不僅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對世界文明發展演變産生了重大影響，當前應進一步揭示長江文明溯源的重要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對長江文明研究最新成果加強傳播展示。
長江文明溯源
拓展了中華文明時空框架
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新的考古實證及系統性研究，考古學界、文史界、社科理論界不斷梳理和研究“長江文明”的概念，在長江文明的內涵特徵、核心要素、內在&&機制等方面已形成較為清晰的理論成果。
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逐步扭轉我國考古發現的“時差”。黃河流域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如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龍山文化等，多在20世紀20年代前後被發現，早於長江流域大多數文化的確認和定名時間。黃河流域的考古發現使全國乃至國際上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較早地認識了黃河文化，並據此提出了諸多在當今學術界佔主流地位的觀點。
長江流域的重大考古發現尤其是新石器時代的一些重大遺跡，則基本發現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屈家嶺文化發現於1954年；河姆渡文化發現於1973年；大溪文化、馬家浜文化發現於20世紀50年代後期，但對其文化特徵與類型的確認已到70年代；良渚文化最早被發現於1936年，但其名稱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才確定下來。
不斷涌現的考古新發現漸次地將長江文明的起源時間向前推進，證實長江流域同樣是中華文明的搖籃，為中華文明的産生和發展作出非常重要的貢獻。國際上逐步修正認識，開始正視長江文明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中的重要地位。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王巍梳理了13項長江流域史前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包括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出土距今約1.8萬年前的陶器；1萬年前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刷新了人類最早栽培水稻的歷史紀錄；浙江良渚遺址將中華文明史上溯至5000多年前。“這些時間節點的考古發現改寫了中華文明早期歷史，實證了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貢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郭偉民説。
一系列重要遺址的發掘與闡釋串聯起“長江文明帶”。由於山川分割、河網交織，長江流域自古以來就在地理上比黃河流域“分割”得更劇烈，此前長江文明溯源研究也以上、中、下游各自的區域研究為主。近年來，各區域如何起源形成、如何相互交融、融入到中華文明大格局中成為長江文明溯源工作的重要課題。
郭偉民説，長江上、中、下游三個區域之間在文化形態、經濟發展方式等方面有很多關聯，構建出特色鮮明、邏輯清晰的“長江文明帶”。
具體來看，包括我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規模最大古城之一的寶墩古城在內，目前同時期的古城在成都平原已經發現9座。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普遍出現夯土城墻合圍起來的城市，是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的重要標誌。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副站長許丹陽説：“多座古城在成都平原陸續發現，表明這一時期長江上游地區同樣進入‘城邦林立’的古國時代。”
長江上游地區先秦時期最重要的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揭示出相當於中原夏商時期的重大文明成果，尤其是相當於商代晚期的祭祀坑，出土青銅器可與同時期的殷墟相媲美。三星堆新發掘６個“祭祀坑”中發現的銅尊、銅罍、銅瓿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表明夏商時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文化交流與互動就已經相當頻繁。
三星堆文化與在四川盆地相繼發現的4000多年前的寶墩文化遺存，在制陶、石器工藝、城墻修築技術、建築形態、生業經濟上有明顯的延續關係。三星堆古城在繼承寶墩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來自長江中游地區、黃河流域等新的文化因素，進入文明發展的新階段。目前三星堆遺址發現了宮殿區、作坊區、祭祀區、居住區、墓葬區等功能區，出土青銅器、金器、玉器、絲綢、象牙、海貝等高等級遺物，這些都是同時期夏商文明常見的要素。
位於長江中游澧陽平原的雞叫城遺址，考古工作者較完整揭露了一座大型木構建築——這是一座距今約4700年的大型樓閣式建築基址，總面積可達630余平方米。高等級建築與該遺址三重環壕結構、大量炭化谷糠遺存等，共同勾勒出史前人口激增、農業不斷發展、社會分工與複雜化加劇的文明特徵。同樣位於長江中游的荊門屈家嶺遺址，新近發現了距今約5100年至4900年的史前水利系統，同時揭露的“宮殿式”高等級建築，反映出生産和社會組織調度能力已達到較高水平。這些“長江中游文明的曙光”基於相近的時空、相似的文明形態串聯成線，一同豐富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文明的內容，使得文明的形態更具體、更生動，有力地推動了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
獲評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武漢盤龍城遺址，位於雙大河文明交流的地理坐標之上，揭示了夏商文化在長江流域的傳播與分佈，成為華夏文明形成過程中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發展等量齊觀的歷史見證。
長江下游最重要的良渚遺址持續發掘，尤其是良渚玉器、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圍水利系統的發現，為揭示5000多年前的文明實體提供了重要內容，改寫了中華文明早期歷史，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以及融合發展作出貢獻。近期在安徽郎溪的磨盤山遺址，考古工作者對其文化發展階段的中心、邊緣的趨勢研究，對長江流域的文明模式提供了新認知。
一系列重大成果向世界闡明“長江何以文明”。依據長江流域考古新發現形成的新的理論成果、大眾出版物層出不窮。
近三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表相關專著及英文版文章達到近百篇；良渚遺址考古團隊多年累計出版10余本專著聚焦良渚文化的成果展示；重慶、四川聯合推進“巴蜀文明進程研究”，初步形成巴蜀文化考古框架；2024年9月，湖北發起成立長江文化研究院，深入發掘長江文化的時代價值；2025年初，湖北大學學報刊登長篇理論文章《長江何以文明：對其內涵與必然性的闡釋》；2025年3月，長江文明溯源研究學術探討會在南京大學舉行。各類全流域研討會不斷凝聚學術共識，長江文明溯源研究與傳播展示的聲量在國內外持續放大。
良渚、上山、三星堆等長江流域早期文明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日趨提升。劍橋大學考古學教授科林·倫福儒編寫的《考古學》是世界各國大學考古專業必讀書，這本書在他去世前出版了第八版，專門為良渚設了一節內容。
2021 年出土於三星堆 3 號祭祀坑的青銅人頭像（左一）和 2022 年出土於三星堆 8 號祭祀坑的青銅人頭像（2024 年 12 月 19 日攝） 李賀攝 / 本刊
進一步揭示
長江文明溯源的當代價值
當前正處於深化長江文明溯源研究和加強傳播展示的機遇期，受訪專家建議，深化對長江文明溯源重要歷史意義的認識，進一步揭示長江文明溯源的當代價值。
做好長江文明溯源是強化國家文化認同的現實需要。半個多世紀以來，大量的考古發現聚焦長江流域史前文化，貢獻了諸多“中國之最”，如湖南道縣玉蟾岩最早的水稻馴化遺存，浙江上山文化時期最早的定居稻作農業聚落，浙江跨湖橋遺址出土最早的漆器和獨木舟和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最早的城址，將中華文明上溯至6000年、8000年，乃至萬年以上，為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關鍵線索，彰顯長江文明在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與歐美地區主要由民族認同、宗教認同建構的國家認同不一樣，我們是以文化認同建構了國家認同。”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傅才武説，對中國來説，長江文明溯源研究具有根基性敘事意義。
做好長江文明溯源是詮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支撐。受訪專家&&，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總結長江文明的原創性貢獻，可進一步闡明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相輔相成。
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教授馬劍説，長江文明溯源工作強調差異和&&，厘清區域發展的多樣性，以及區域間的溝通交融，能夠進一步詮釋中華文明包容性、統一性等重要特性。這是用一種更加宏大更加包容的態度，對待我們不同區域的歷史文化，構建文化認同的理念。
溯源研究依託紮實的考古證明，總結長江文化的“原創性”貢獻，揭示中華文明發生發展的運動過程和科學規律，可增強公眾對中華文明主體性的認知與認同。以稻作文化為例，長江流域穩定的稻作農業支撐了社會發展，培育出由家庭、家族組成的血親社會組織，成為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力量。長江流域青銅文明是黃河、長江兩條大河文明互動融合的突出體現，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的文化特徵。
做好長江文明溯源是彰顯中華文明世界性貢獻的重要舉措。長江文明溯源工作對於進一步揭示世界古代文明視野下的中華文明的發展意義重大。學界一般將古埃及、古巴比倫（兩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國這四大文明古國從地理上歸結為“大河文明”，不僅因為這些大河所處的氣候條件有利於農業生産和發展，更重要的是大河流域所形成更大的地理空間，孕育更豐富的物産、更多的人力資源，推動着社會的複雜化進程。
“黃河和長江完全獨立而又並行，這兩條流域構成的中華文明，是世界大河文明中唯一的雙大河文明。”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説。
王巍認為，“雙大河文明”之間的互動，還體現在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上中下游各個區域間分別相互&&。當前加強長江文明的溯源研究，既是對“雙大河文明”交融的深入探究，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歷史呼應，為破解文明衝突論、彰顯中華文明的世界性貢獻提供實證。
（記者：喻珮 馮源 秦華江 劉美子 張格 唐文豪 周凱 袁慧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