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前的“秦人造”
游客在秦兵馬俑一號坑遺址參觀(2024 年 5 月 17 日攝) 邵瑞攝 / 本刊
➤成千上萬尊神態各異的兵馬俑,彰顯出秦代工匠們登峰造極的手藝和嚴謹有序的管理方式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書云 楊一苗
今年是兵馬俑正式考古發掘50周年。半個世紀以來,秦始皇帝陵及兵馬俑取得的系列重大考古發現,為實證中華文明發展脈絡、展示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古法批量生産
走進兵馬俑一號坑展廳,披堅執銳的陶俑軍容威武,布局嚴整的軍陣氣勢磅礡。
半個世紀以來,兵馬俑的考古發掘和保護研究新成果層出不窮。一、二、三號坑相繼發現,總面積達2萬多平方米,埋藏着約8000件陶俑、陶馬。
兩千多年前是如何實現如此大規模製作的,採用了怎樣的生産技術?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曾組織專業力量,採用秦代的材料和技術,從選取陶土開始,經過雕塑、焙燒、畫繢等多道程序,“復原”兵馬俑的製作過程。研究發現,如果人員調配合理,2萬到3萬人需要3年時間才能完成8000件兵馬俑的製作。
2023年,博物院公布了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考古發掘的成果,不僅新發現陶俑陶馬200余件,進一步細化了秦俑軍陣的排列規律,還明確了秦陵陶俑製作過程中的諸多細節。比如,陶俑在塑出軀幹後要進行二次覆細泥,先作鎧甲等細部雕飾,然後再粘接單獨製作的雙臂。
考古工作者還發現,在一些陶俑身上較隱蔽處,戳印或刻有陶工的名字,一部分為“宮”字頭,如宮得、宮欬、宮藏、宮頗、宮朝等,他們技藝精湛,製作的陶俑較為精緻,推測他們可能是來自秦國宮廷的工匠。還有一部分為“咸陽”字頭,如咸陽危、咸陽午、咸陽敬、咸陽慶等,他們可能是民間工匠,大多來自咸陽,在宮廷工匠的指導和管理下,也能製作出合格的陶俑。兵馬俑由朝廷出具統一製作標準,官方和民間作坊共同努力,完成這一規模龐大的工程。
手工業生産時期的品控
仔細觀察,每一尊兵馬俑不僅衣飾紋路、姿勢、所持兵器各有差異,連臉型都各不相同,有“國”字、“申”字、“甲”字等多種,再加上表情、眉型、鬍鬚、髮型等的變化組合,可謂是千人千面。
在那個沒有現代流水線的時代,如何實現如此大規模且具有高度個性化特徵的陶俑製作?
答案可能是一種名為“物勒工名”的質量管理制度。這一制度始於春秋時期,指製作者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或把印章蓋在器物上,用以考察其責任。
秦代把這一制度寫入法律條文,有出土秦簡記載,兵器及其他器物上要刻上製作者名字,不能刻的要用漆寫上。在兵馬俑坑出土的陶俑及兵器上,能找到不少製作者的名字。
例如,在“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國——秦始皇陵考古發現展”上,有一件展品是出土於兵馬俑一號坑的秦戈。在這件青銅兵器的正面和背面,分別有“三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詟、丞義、工窎”,以及“寺工”“左”等銘文。
這些銘文,可以説是一份詳細的“質量責任書”:“三年”指秦王政三年;“相邦呂不韋造”指督造者是相邦呂不韋。“寺工”是主管製造兵器的官署機構,“詟”是人名;“丞”是寺工的副手,“義”是人名;“工”指製作兵器的工匠,“窎”是人名。
“目前出土的多件兵器上都出現了‘工窎’的銘文。”博物院陳列展覽部副主任葉曄説,“參考這些兵器上的年代銘文,在長達十六年的時間內,這位名為‘窎’的工匠一直在‘寺工’內鑄造兵器,是位技藝熟練的老工人。”
成千上萬尊神態各異的兵馬俑,彰顯出秦代工匠們登峰造極的手藝和嚴謹有序的管理方式。
其中一尊跪射俑的“鞋底”,更能從小處窺見秦兵馬俑製作技藝之精細。這尊俑單膝跪地,履底向外露出,其上佈滿小圓圈狀的“針腳”:在腳尖和腳跟的位置,“針腳”個個緊挨非常細密,而在足部中央位置的“針腳”則相對疏離——仿佛是為了讓這雙履更耐用,而在容易被磨壞的部位特別“密密縫”一般。
顯現標準化生産痕跡
出土於秦始皇陵園西側內外城之間飤官遺址的一件有17個棱面的兩詔文銅權,是秦統一度量衡的實證。權上有小篆刻文,內容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統一度量衡的兩個詔文,其中有“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大意為:把不一致的度量衡制度明確地統一起來。
秦朝器物生産的標準化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工律》中有記載: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長、為計,不同程者毋同其出。大意是,製作同一種器物,其大小、長短和寬度必須一致,以便相互通用。“程”即規格。記賬時,不同規格的産品不得列於同一項內出賬,應分門別類。由此可知,秦朝對器物生産的規格和對生産出來的不同規格器物的登記保管都有嚴格的要求。
大規模批量生産的兵器更是如此。比如兵馬俑一號坑出土的部分銅弩機部件,大小、規格基本一致,可以互換通用;三號坑出土的三十件殳,每件銎徑接近,可安裝木柄,互換性很強。這表明當時兵器生産的標準化。
又如一號坑出土的4萬支三棱形箭鏃,經測量尺寸,最大誤差僅為0.22毫米,最小誤差為0.02毫米。出土的秦劍,每把劍有8個棱面,每個棱面的長度基本相同。
“秦始皇陵相繼出土的數量頗豐、價值極高的遺跡遺物,反映了秦統一前後的物質文化、科技成就及制度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長李崗説。
長期從事考古學研究的西北大學校長孫慶偉認為,華夏一統始於三代、成於秦漢,秦“王天下”的大一統理念,是中華文明的特有基因和形態構造。從疆域“四海一”、政治“設郡縣”,到族群“行同倫”、文化“書同文”,這既是統一多民族國家之始,也是中華文明制度根脈之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