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讓我有機會問道“中國糧”

2021-05-10 16:47:48 來源: 瞭望 2021年第21期

  

民為國基,谷為民命。農産品一頭連着企業經營、群眾餐桌,另一頭連着農民腰包。也因此,在糧食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我尤其關注農民在改革中收益變化情況,《瞭望》提供了為民發聲的&&

新華社很多報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統籌全國各地的分社記者圍繞某一主題進行深入調研,這樣的調研點面結合,照顧到不同地域特點,容易梳理共性問題,《瞭望》編輯部就常用這樣的方式

  文 | 新華社黑龍江分社副總編輯 管建濤

  2021年,《瞭望》迎來40歲生日,我為《瞭望》寫稿剛好十年,有幸跟她走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

  把自己定位成一個“三農”記者,很多勇氣來自《瞭望》新聞周刊,是她讓我從一粒米的生産、存儲、加工、運輸、使用中瞭望中國糧食安全。

  把脈“轉圈糧”

  食為政首,糧安天下。無論什麼時候,14億中國人的飯碗,都是社會廣泛關注的。正因此,糧食領域出現的問題尤其讓人深惡痛絕,“轉圈糧”就是其中之一。它危害巨大,擾亂糧食市場秩序,增加財政負擔,還可能加速糧食陳化。

  之前也常聽説“轉圈糧”,但一直沒有專門寫過報道。2015年5月,一些地方又曝出“轉圈糧”問題,《瞭望》的編輯&&我,希望能剖析一下屢禁不止的“轉圈糧”問題。

  説實話,當時就是抱着一個完成任務的態度答應下來,並未想著稿子能怎麼樣。接下來,就利用自己平時對糧食領域採訪的積累,找一些糧食行業主管部門、基層糧食幹部、糧食經紀人、種糧大戶、糧食專家等,談現象、挖隱患、找原因、提建議,黑龍江本省的、東北其他兩省的、北京的,現場採訪,電話溝通,幾乎把能調動的資源都調動了起來。經過多方採訪和系統分析,這篇報道提出,“以陳頂新”的“轉圈糧”事件頻現糧食主産區,病在相關“運動員”“裁判員”一肩挑。只要儲備糧監管中沒有擺脫中儲糧“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以陳頂新”的“轉圈糧”事件就不會停歇。很快,題為《“轉圈糧”頻現病根直指中儲糧》的報道就在《瞭望》2015年第19期刊發了。

  在編輯精心修改潤色下,稿子的標題充滿戰鬥力,導語乾淨、利落,且辣味十足。稿子一刊發就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既有數百家網站的高轉載率,又有相關行業部門的認可,傳播效果非常好。

  稿件刊發一個多月後的一天,編輯&&我,説要把這篇稿子推薦參評新華社社級好稿,那時自己也沒敢奢求。沒想到《瞭望》竟然給我“送”來首個獨立采寫的新華社社級好稿。很慚愧,到目前為止,這篇報道也是唯一一個我獨立采寫的新華社社級好稿。

  探路“改革糧”

  在我的記者生涯中,真正持續關注報道一類全國重大改革的,就是在《瞭望》跟蹤報道我國糧食市場化改革。

  早在2014年,當時還是國內外大豆價格嚴重倒挂的背景下,我國就取消東北大豆臨時收儲政策,試點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政策。

  試點後,大豆目標價格改革效果如何?我與分社同事王建合作在《瞭望》刊發《大豆“價補分離”得失觀察》,進行了詳細剖析。通過“價補分離”,降低國産大豆價格的目標基本實現,有利於企業降低生産成本,增加利潤。

  民為國基,谷為民命。農産品一頭連着企業經營、群眾餐桌,另一頭連着農民腰包。也因此,在糧食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我尤其關注農民在改革中收益變化情況,《瞭望》提供了為民發聲的&&。

  按照當時政策要求,大豆價格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當市場價低於目標價時,根據價差和種植面積給予種豆農民補貼。但我到“中國大豆之鄉”——黑龍江省海倫市採訪時發現,企業監測到的市場價,實際是“到庫價”,包括了運費和糧食經紀人賺取的利潤,高於農民實際賣豆的“地頭價”。農民可能因此每畝少拿二三十元補貼。我在報道中及時反映了這些情況,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

  繼大豆之後,2016年東北玉米臨時收儲制度調整為“市場化收購”加“補貼”的形式。我把目光轉到玉米市場化改革上,我同分社同事楊喆在調查中發現,玉米降價、加工回暖、進口減少,玉米市場流通更順暢,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成效初現,但改革中已經暴露多重矛盾與風險。我們將調研採訪的成果以《玉米收儲改革開局觀察》為題寫成稿件,刊發在《瞭望》2017年第5期。

  採訪中還發現,糧食購銷中高産量、高進口量和高庫存量的“老三高”壓力明顯趨緩,但貿易量加大帶來的高效運力需求、流通加快帶來的企業高額資金需求、供給側改革背後的高品質糧食需求,這“新三高”挑戰凸顯,逐漸回歸市場的糧食購銷又遭遇“幸福的煩惱”,我也樂於此間建言獻策,通過這些報道,為糧食市場化改革不斷探路。

  問道“中國糧”

  正是基於對糧食市場化改革的跟蹤觀察,讓我敢於大膽地做出一些新判斷。比如,隨着棉花、大豆和玉米接連取消“托市”,市場消化能力有限、農民存糧能力不足等問題也逐漸暴露出現。在“政策市”到“市場化收購”的演變過程中,我和同事采寫了《糧食流通迎來“陣痛期”》,刊發在《瞭望》2016年第40-41期。

  在對上百個農民、村莊、企業的走訪過程中,對糧食市場化改革的認識也逐漸深刻。在不斷增強“四力”的過程中,我有機會通過《瞭望》來問道“中國糧”。

  糧食儲備,“天下之大命”。國家糧食儲備體系曾面臨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雙重擠壓,資源“紅燈”和補貼“黃線”雙重約束。發現這些豐收背後的儲糧隱憂,寫成了《國家糧儲面臨豐收挑戰》的報道,刊發在《瞭望》2015年第42期。

  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手中有糧才能心中不慌,由此,對糧食生産趨勢的研判也尤為重要。2013年我國糧食生産迎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十連增”,在《瞭望》刊發的《“十連增”後如何續寫豐收?》(詳見2013年第50期),進一步梳理了糧食持續穩産高産的瓶頸。

  如今,我國糧食生産已經實現“十七連豐”,背後的隱憂逐步祛除,為應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克服各種風險挑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新華社很多報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統籌全國各地的分社記者圍繞某一主題進行深入調研,這樣的調研點面結合,照顧到不同地域特點,容易梳理共性問題,《瞭望》編輯部就常用這樣的方式。剛入社不久,我就跟着新華社幾位知名的“三農”記者調研採訪,在《瞭望》接連刊發《三次國內外糧價波動的啟示》《盯緊糧價“資本衝擊”》。從這裡能瞭望中國,但《瞭望》的視野,不僅在國內。

  從2011年在《瞭望》刊發的第一篇稿子算起,與《瞭望》結緣已經10年了。這10年間,在《瞭望》發稿55篇,絕大多數都與農、與糧有關。

  如今,進入不惑之年的《瞭望》迎來改革大考,一面繼續保持固有的持重和深邃,一面增添更多的靚麗和希望。

  相對《瞭望》,我既是作者,也是讀者。有機會閱讀《瞭望》,書寫《瞭望》,更有幸在這裡成為一名瞭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