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見到《瞭望》周刊，是在大學讀書期間。圖書館閱覽架上，幾本裝幀樸素的雜誌映入眼簾。因為是新聞專業的學生，對著名報人普利策那句名言“社會是大海上的航船，記者是站在船頭的瞭望者”耳熟能詳，我便一下子被這份刊物的名字所吸引。

　　翻開雜誌，《流浪乞討兒童救助難題》《錯誤理念影響社保推進》《基礎教育在扭曲中掙扎》等文章的標題醒目驚心，我至今還記得。在學生不成熟的印象中，主流媒體似乎是與官樣文章劃等號的，但這本期刊卻在觸碰這些先鋒、敏感的話題，令我頗感意外。

　　自此，《瞭望》便成為我生活中的良師益友。但直到多年以後入職新華社，並開始為《瞭望》寫稿子，我才漸漸明白這本刊物的分量，漸漸理解“瞭望”二字的含義。

　　而《瞭望》，一直是那個最忠實的“瞭望者”。

　　與縣委書記的一次徹夜長談，點出了“不擔當不作為”的怪象種種

　　2016年末，我被總社抽調參加“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在基層”調研小分隊。小分隊從北京出發，經陜西、甘肅、貴州一路前行。六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從嚴治黨，從黃土高原到雲貴高原，我們就這個話題與上百位基層幹部交流談心，傾聽真知灼見。這其中，既有他們對黨風政風不斷向好的欣喜，也有對進一步完善制度約束的建議。

　　在陜北某縣，採訪完縣委書記已是夜裏10點。道別時，我們一句“辛苦了”，觸發了這位書記的情感。他嘆息一聲説，“在這個崗位上，辛苦是應該的。但這份累有時候是被形式主義和一些幹部不擔當、不作為害的！”職業敏感告訴我們，這裡面有文章。

　　我們請書記再談談，他説還有公務要回辦公室處理，讓我們稍等片刻。沒想到，這一等就到了凌晨1點。落座後，一杯清茶，書記打開了話匣子。“現在胡作為、亂作為的少了，但不作為、不擔當的也多了，臉好看了，事也不辦了。”這樣的話，我們在採訪中聽群眾講過，但出自一方主官之口還比較罕見。

　　幹部怕擔責、怕出錯，只願意明哲保身，對工作創新沒有積極性；“問題繞圈轉，一把手看著辦。”……書記大倒苦水，一下子聊到夜裏4點多。我們意識到，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出現變種，幹部不適應從嚴治黨新形勢的情況，已經不僅僅是涉及幹群關係的問題，而是成為影響地方政府施政能力和基層治理的大問題。

　　帶着這位書記的困惑，我們在採訪中一路走、一路問。在西北某貧困縣，全縣的鄉鎮黨委書記裏，有一半人從來沒有出過省，村支書裏不會上網的大有人在，本領恐慌十分嚴重。在西南某市轄區，區委常委會時常一開就到半夜，許多本應由部門決策的瑣事被頻繁上報，導致決策效率低下、議而不決……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採訪結束後，我和同行的時任貴州分社記者李平決定就這些現象寫篇稿子。我隨即撥通了《瞭望》政治室主任袁元的電話，她很興奮，認為這個新動向抓得準，並幫助梳理出了“害怕擔責不敢作為、缺少激勵不願作為、本領欠缺不會作為”的幹部“三不為”現象。由於採訪紮實，稿件中出現了“遇事慢半拍、看一看再説”“壓力傳導下來，責任移交上去”等一系列鮮活話語，揭示了幹部狀態中令人擔憂的諸多怪象。

　　在袁元老師指導下，我們數易其稿，終於，《警惕幹部不擔當“三不為”》的稿件在《瞭望》刊發。感覺還不過癮，我們又配發了評論《“管得嚴”決不是“不作為”的理由》，對少數黨員認為是“從嚴治黨導致了不擔當不作為”的錯誤認知進行澄清和糾正。稿件發出後，許多讀者留言，認為《瞭望》“有擔當、講實情”，其中不乏一些領導幹部。也有同行説，《瞭望》寫出了“人人眼中有、人人筆下無”的現象。

　　捫心自問，稿子本身仍有一定的打磨空間，但通過講述這個故事，可以管窺出《瞭望》的辦刊理念。幹部隊伍建設和幹部群體狀態，是《瞭望》長期關注的焦點之一。

　　記得《瞭望》總編室主任楊琳曾説過一段話，大意是，幹部是中國極為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是執政興國的重要力量，是服務群眾的主力部隊。他們既制定政策，也執行政策。他們天天處在群眾之中，但在很多百姓眼裏，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群體形象又是神秘的、刻板的甚至是失真的。

　　正因為如此，既不俯視、也不仰視，寫“官”但不寫“官話”，最真實地還原出幹部群體的各個側面，呈現出他們在服務群眾和自身成長中的所思、所憂、所盼，是《瞭望》許多幹部題材稿件取得成功的原因。《為關鍵少數上關鍵一課》《依法行政的不願、不便與不會》《這些專業幹部為什麼被提拔》，隨機找出期刊最近發的幾篇稿子，單看標題，便知文中有乾坤。

　　《瞭望》的影響力，讓一位大專家改簽了機票

　　在工作中，不時可以領略到《瞭望》的強大影響力和在讀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2017年暑假，我接到編輯部約稿，要去中科院西安光機所為一位光學影像處理領域的權威科學家做篇人物特稿。他工作非常忙碌，從不使用微信，多用電子郵件與外界聯絡。接到採訪請求後，他告訴我，自己馬上要出一趟差，抽不出時間面談，建議書面受訪，還可以提供一些資料。

　　我與這位學者相識多年，此前他也曾多次接受我的採訪，頗為投緣。由於有積累，加上書面回復，完成一篇稿件並不難。但當我告訴他，這是《瞭望》的約稿時，他立即改簽機票、推遲行程，抽出三個小時接受了採訪。見面時，他打趣道：“我是看在《瞭望》的面子上才推遲行程的，你可沒有這麼大的面子！”

　　類似這樣的事，我還經歷過好幾次。

　　《瞭望》的定位是面向高端讀者，故而期刊上常有省部級幹部、高校校長和權威專家的專訪及署名文章。但“高大上”的同時，《瞭望》也非常“接地氣”。脫貧攻堅、社區治理、鄉村振興等，都是它關注的領域。最近，編輯部老師&&我，説今年要開設“善行”專欄，寫平凡崗位上普通人的感人故事，要求“越普通、越感人越好”。這就是《瞭望》的品格與風骨——既追求權威大氣，又具有百姓情懷，能站在天安門上思考問題，也能在田間地頭觀察蒼生。説“一刊在手、讀懂中國”，並不為過。

　　在新華社，除了《瞭望》自己的采編隊伍之外，每一名記者都可以為它寫稿，見刊時的署名也就變成了“《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曾有不少朋友問我，是不是跳槽了，這也是很有趣的體驗。

　　工作以來，我陸續在《瞭望》刊發了80多篇稿件，與許多編輯有過合作。《瞭望》的編輯們是一支十分敬業且專業的隊伍，業務強、素質高、極富親和力，與他們交往，我常有如沐春風之感。這並非客套話，而是在一篇篇稿件的策劃、討論和打磨中真切的感受。

　　以合作較多的幾位編輯來説，袁元老師睿智、知性，是政治報道大咖，她策劃的題目總讓我眼前一亮、豁然開朗。楊琳老師創意多、有活力，正是她多年來一次次帶我參與幹部類選題的采寫，才讓我在這個領域逐漸有所專長。孫英蘭老師是一位比我母親還年長的前輩，從事專業性很強的科技報道多年，幫我改稿子，常常是逐字逐句推敲，令人折服。還有許多編輯，有些甚至未曾謀面，只是在電話裏、網絡上“以文會友”，也都給我幫助助我成長，點點滴滴，記錄在討論稿件的一個個微信對話框中，也深藏在我的記憶裏。

　　值此《瞭望》創刊40周年之際，作為刊物成百上千的作者和千千萬萬的粉絲之一，謹以此文，向這份有理想、有擔當、有態度、有分量的優秀期刊致敬，道一聲：生日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