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國際勞動婦女節期間，為了豐富刊物內容，我組織總社和分社的一些記者，對仍然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部分紅軍女戰士進行了採訪，報道了她們的近況，還特地辟出專欄，刊登了這些紅軍女戰士的簡歷和近影

➤報道刊出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讀者從各地給編輯部來信，希望《瞭望》周刊能夠更詳細地介紹這些紅軍女英雄的事跡和情況，有人還建議將她們的經歷和事跡編寫成書，以記載歷史，啟迪後人

➤小平同志共寫了兩豎一橫三幅“紅軍女英雄傳”，供我們選用。最後我們選定了一幅豎寫的遒勁大字

　　文 | 廣東省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 胡國華

 

　　上世紀80年代初，在老社長穆青的倡議下，新華社創辦了《瞭望》雜誌。我也因此由新華社甘肅分社調到北京，參與了創辦工作。至今，《瞭望》已創刊四十周年，但創刊初期的許多往事，仍歷歷在目。

　　最初兩年多，我們辦的是月刊，信息量並不太大。但由於注意提供中南海的信息，解釋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反映中央政策實施後的真實情況，很快在讀者中建立了良好的聲譽，在國內外産生了廣泛影響。然而，作為一本政治時事刊物，月刊出版周期過長，時效性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宣傳效果。為了更好地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新華社領導又決定，將《瞭望》雜誌由月刊改為周刊。

　　1984年1月，《瞭望》周刊面世。周刊貫徹了“集一週於一日”的方針，時效性大大提高，信息量也明顯增加。《瞭望》改周刊後，我擔任了政治編輯室的負責人。這一年的國際勞動婦女節期間，為了豐富刊物內容，我組織總社和分社的一些記者，對仍然健在的、參加過長征的部分紅軍女戰士進行了採訪，報道了她們的近況，還特地辟出專欄，刊登了這些紅軍女戰士的簡歷和近影。

　　報道刊出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許多讀者從各地給編輯部來信，述説了他們看到報道後受到的感動和教育。寫信的讀者幾乎都希望《瞭望》周刊能夠更詳細地介紹這些紅軍女英雄的事跡和情況，有人還建議將她們的經歷和事跡編寫成書，以記載歷史，啟迪後人。看了這些情真意切的來信，我和同事們也深受感動。因雜誌畢竟容量有限，要繼續詳細報道這些紅軍女英雄的情況，已無可能。於是，我産生了專門為她們編寫一本書的想法，覺得只有編一本書，才可能滿足讀者的要求，較完整地記載仍健在的紅軍女英雄的事跡和近況。和同事們商量後，大家很快取得了共識。在不影響雜誌日常報道的情況下，我們用了半年時間，抽空組織總社和分社善於寫通訊的記者，盡快采寫仍健在的女紅軍的事跡。承擔任務的記者都帶着真摯的感情、滿腔的熱忱，投入到採訪工作當中，並很快拿出了高質量的稿件。

　　稿件陸續寄送到編輯部後，我們立即抓緊時間，爭分奪秒，投入到緊張的編輯工作當中。與此同時，我也一直在思考給此書取名的問題，經過再三斟酌、反復比較，最後定名為《紅軍女英雄傳》。

　　書名確定後，我産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覺得應該請一位也參加過長征的德高望重的領導題寫書名。一天中午，我和同事朱敏之聊起此事，突然想到她認識鄧小平同志，便對她説：“如果有一位在女紅軍心目中威信很高的領導人題寫書名，一定會為這本書增色不少。鄧小平就是這樣的人。你能不能去找一下鄧小平同志，請他為此書題寫書名？”

　　《瞭望》創刊初期，一直很注意報道中南海的動態和信息，設有《中南海紀事》專欄。在有關部門批准下，我和朱敏之等記者，因採訪需要，常可&&中南海，登門採訪住在“海裏”的領導人。朱敏之是個辦事很幹練的人，聽了我的話，覺得有道理，立即痛快地説：“我現在就去找小平同志，他應該會答應的。”

　　朱敏之趕到中南海時，小平同志已吃過飯，正在午休。鄧小平同志辦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接待了她。聽説來意，王瑞林看了一下手錶，對朱敏之説：“小平同志正在休息，一時半會還醒不了。讓你久等也不好。我看這樣吧，你先回去工作，等鄧小平同志起床後，我再把你們的請求告訴他。”

　　朱敏之回辦公室後，把情況跟我説了，我也沒在意。鄧小平同志這麼忙，有沒有時間為一本書題寫書名，實在沒有把握。誰知過了沒幾天，《瞭望》周刊的負責人讓我去他辦公室，他從一個大信封裏拿出幾張宣紙，嚴肅地對我説：“這是小平同志給你們題寫的書名，你拿回去吧。這麼大的事，你們怎麼不報告？總社領導都批評了。”

　　我不安地説：“我不知道這種事也要報告！”他收起嚴肅的表情，笑着對我説：“好在你不知道。如果按規矩辦，逐級上報，還不一定能辦成呢！”

　　回到辦公室，展開那幾張宣紙，我發現，小平同志共寫了兩豎一橫三幅“紅軍女英雄傳”，供我們選用。最後我們選定了一幅豎寫的遒勁大字。後來，朱敏之從王瑞林那裏得知：那天，小平同志午休後，聽王瑞林轉述了我們的請求，略加思索，立即提筆連寫了三幅字，説是讓我們有個選擇餘地。王瑞林告訴朱敏之，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説明小平同志對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女戰士的重視和關心。

　　鄧小平為《紅軍女英雄傳》題寫書名，給了我和同事們很大的激勵，也增添了我們的責任感。我們決心要精益求精，編出一本高質量的書，不辜負小平同志對紅軍女英雄的重視和關心。

　　每一篇稿件，在定稿前，我們都會讓當事人審稿，徵求她們的意見，並嚴格按她們的意見修改。許多當事人，十分謙虛，都希望作者嚴格把關，不要把她們寫得太高大完美，因而，有的稿件，幾經修改方能定稿。

　　當年健在的經歷過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地位最高的是鄧穎超大姐，她當時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工作異常繁忙，很難抽出時間接受採訪。分工負責採訪她的又恰好是《瞭望》政治編輯室的一位年輕同志，約談未成，他便根據書刊上已經發表過的材料，編寫了一篇鄧穎超的小傳。稿件送到鄧大姐處審查時，一直未有答覆，幾次催問都沒有明確意見。我和同事們都很着急，因為此時絕大多數稿件都已定稿，就差鄧大姐這篇了。正揪心時，一天，辦公室接到了鄧大姐的秘書趙煒的電話，她説鄧穎超同志想約《瞭望》周刊的負責人，到她家談談稿件的問題。

　　於是，我和當時《瞭望》周刊的副總編輯王煥鬥一起，來到中南海西花廳鄧大姐的家。趙煒帶我們到會客室只等候了片刻，鄧大姐就進來了。我們起身迎候，她逐一和我們握手。她十分慈祥，又很幽默，握手時，她問王煥鬥叫什麼名字，王煥鬥報名後，她笑着説：“鬥可不能亂換！”問過我的名字，她説了句：“你的名字和全國婦聯的胡德華只差一個字。”

　　一起在沙發坐定後，鄧大姐開門見山地説：“早就想和你們《瞭望》的同志談談了。你們雜誌影響很大，一定要實事求是，客觀公正，一定要給讀者正面的影響，要對讀者負責。你們發的那篇關於我的文章，還配了我和恩來同志的照片，就不是太好。今後要注意。”

　　雖然她未具體講哪篇文章，但我知道她指的是半年前《瞭望》《文獻與史料》專欄發的《李知凡太太》一文。那是長征以後鄧大姐到北平養病期間，與她同院的一個女青年寫的回憶文章。此文生動感人，刊發時，編輯部還配發了幾張鄧大姐當年的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她和周恩來的合影，鄧大姐坐在椅子上，周恩來站在她的身後，雙手搭在她的肩上。這本是一張難得的領導人的生活照，但刊發後鄧大姐就給編輯部來信，指出了刊發此照的不妥，並認為刊發此類照片，應事先徵求當事人的意見。她的意見無疑是對的。想不到今天她又重提此事。

　　她話鋒一轉，接着又説：“你們最近寫長征女戰士的文章，又把我寫成女英雄。這也不真實。大多數時間，我是躺在擔架上行軍的，算不上什麼英雄。你們這麼寫，我不同意。所以，這篇文章，還是不發為好。”

　　我和王煥鬥向她解釋説，這篇小傳，作者雖然沒有採訪她本人，但也是根據史料改編，有事實依據的。她則説：“我不管你們什麼依據，反正我不同意你們把我寫成英雄。”我們無論怎麼解釋，她仍一直堅持認為自己不能算什麼英雄。

　　我們只好説，即便她不認為自己是英雄，她畢竟也經歷過了長征。對這點她&&了讚同。告別時，我對鄧大姐説，既然她不讚同這篇文章，看來只能另寫一篇了。這次她對我的話沒有&&反對。

　　告別鄧大姐後，趙煒把我們送到門口。我誠懇地告訴她，鄧小平同志已為《紅軍女英雄傳》一書題寫了書名，這本書肯定是要出的。如果沒有鄧大姐的小傳，將是一個很大的缺憾。我希望她能承擔這一任務。我的話打動了趙煒，她答應了我的要求。

　　幾天后，趙煒寫出了初稿，內容不錯，但“不是英雄的紅軍戰士”這個題目我卻接受不了。我打電話給趙煒，講了我的意見。她聽後對我説，這個題目是鄧大姐定的，恐怕不太好改。我思考了片刻，對她説：“這個題目含義模糊，改一下為好。希望你徵求一下鄧大姐的意見，可否將題目改成‘在萬里征途中’？”過了幾分鐘，她回電告訴我，鄧大姐同意我的修改意見。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終於落了地。

　　鄧穎超的稿件定稿後，新華出版社很快在1986年出版了《紅軍女英雄傳》一書，第一版就印行了25000多冊。除平裝本外，還出版了一部分精裝本。面世後好評如潮。現在重讀此書，依然還是那樣親切感人。這些女英雄雖然絕大多數都已作古，她們的音容笑貌，在字裏行間仿佛依然能夠看見聽到。

　　這是我在《瞭望》工作期間，最難忘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