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中國經濟傳媒協會副會長、經濟參考報原總編輯 杜躍進

　　一辦完退休手續，即來到自己主動要求的“瞭望宣西”支部報到。這裡有當年斟詞酌句為我改稿、領我登堂入室的老師，有同室多年、對我鼓勵提攜寬容有加的兄長，有支持我自費公派出國游學的領導，也有帶領我進軍新領域、從頭打造一份全新報紙的前輩。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一聲聲親切的問候，已然兩鬢染霜的我，驀然間又從“老杜”回到了“小杜”。

　　回首加入新華社30多年的新聞從業之路，支撐我一條路走到頭，把新聞特別是經濟和財經報道進行到底的，還是1986至1994在《瞭望》周刊工作的8年。是《瞭望》給我繫上了解不開的新聞情結，為我打上了難以磨滅的新聞“底色”。

　　“底色”之一：做時代大劇的觀賞者

　　剛進《瞭望》編輯部，我被分配到海外版經濟組。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第一次參加選題策劃會，尚未認全本組同事，組長李世義就交給我一個任務：負責組織報道“中國科技政策白皮書”專題，一篇綜合稿加三到四篇解讀稿，共計12000至15000字。

　　一時間，既不知“科技政策”為何物，又不明專題報道就裏的我，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一頭霧水”。無奈，趕鴨子上架也得上。於是，生吞活剝研讀相關資料，緊鑼密鼓採訪有關部門，磨破嘴皮組稿約稿，現學現賣熬夜爬格子……緊趕慢趕兩星期，於忐忑不安中交稿復命。

　　老李瀏覽稿件後，一面把約稿交給幾位同事，讓他們重新編輯；一面讓我坐他對面，他口述，我記錄，從頭到尾改寫我起草的綜述稿。組裏定稿後，再交總編室審讀，送值班總編輯簽發，然後打字、校對、排版、付印……就這樣，起初被我做成了“夾生飯” 的這組專題，經編輯室同仁“回鍋”和一層層把關編排，最終以封面大字標題《中國為經濟起飛鋪設技術軌道》重磅推出。

　　讀着既熟悉又陌生的成品文章，心裏不免五味雜陳。然而，正是這新球員下場的第一腳，給了我一次迅速進入角色，從謀篇布局，到獨立採訪、撰稿、組稿、編輯，直至向同事們學習的全方位體驗。其間的磕磕絆絆，更是激發了知恥而後勇的進取之心。

　　我一頭扎進資料室，結合這次報道經歷，認真翻閱《瞭望》自創刊以來所有的特稿和專題報道，悉心琢磨這些文章的立意構思、段落安排以至行文筆法，認真體會周刊報道有別於一般新聞報道的特點，仔細研究對外報道不同於對內報道的視角和表達。

　　在高強度、快節奏的工作中，我邊學邊幹，先後采寫、編輯、策劃了關於中國能源發展戰略、産業政策、高科技發展戰略（863計劃）、沿海14城市開放、海洋開發規劃、重大技術裝備國産化、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三峽工程論證等眾多關係國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選題，並陸續報道了雙軌制與價格改革、承包制與企業改革、統分結合與電力改革、打破大鍋飯與勞動制度改革、“三農”問題與農業轉軌、國防建設與軍民融合、宏觀調控與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産權明晰與深化改革、資本市場創立與發展等一個又一個改革新課題。

　　一輪又一輪報道，猶如觀賞一幕接一幕高潮迭起的戲劇，令我長見識，開眼界，越“看”越有興致，我深為自己趕上了中國經濟轉型發展這部劃時代大劇而慶幸。其間雖然偶有“這山望著那山高”的時候，可最終還是“看戲”的癮頭壓過“演戲”的念頭，並由此確定了自己的職場定位：做一名時代和歷史大劇的觀賞者，間或串做一點場記和劇評。

　　底色之二：做縱覽全局的瞭望哨

　　1987年秋，我領受了一項新任務：組織報道山西平朔安太堡煤礦開工投産。我來到新華社山西分社，説明編輯部意圖。分社高度重視，派出工業組組長尚代江帶領青年骨幹記者崔濟哲和我一道，於開工典禮前近一個月，趕赴現場進行採訪。

　　安太堡煤礦是上世紀80年代規模最大的中外合作企業。由冷戰時期最早與蘇聯做生意的傳奇人物、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哈默投資，並由外方主導開發、建設和經營。項目既引進了外國資本、礦山設備和開採技術，又引入了外方經理人員、管理制度和運營模式。猶如將一整套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模具，原封不動地空投到中國偏遠貧困地區，硬生生“模壓”出一個世界級大型現代化礦山。其間的觀念衝突、習俗相左、體制摩擦乃至高層交涉不一而足。惟其如此，該項目得到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也備受世界輿論關注，儼然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試驗田”和“晴雨表”。

　　我們到達礦區後，馬不停蹄地採訪了中外雙方高管、部門中外經理、生産一線的班組長和生産骨幹、剛剛由農民變身為工人的採掘工和礦車司機等，還走進部分中外員工家庭進行訪談，參加礦區的業餘文化活動，全方位感受和記錄這一開放産物給人們生産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帶來的衝擊和變化。

　　經過10多天的一線採訪，我帶着記得滿滿的幾本筆記回到北京，又走訪了當時的煤炭部、代表中方投資的中煤總公司，並通過西方石油公司駐京辦書面採訪了哈默先生，力求將這一特大型外商投資項目，放到中國對外開放進程和能源發展戰略背景下進行觀察。

　　由於採訪紮實、構思清晰，我們三人按照分工很快拿出初稿一組5篇，我又根據海外版報道的特點和要求，對每篇稿子精心改寫一遍，最後趕在安太堡煤礦正式開工典禮前先行刊出。文章發表後，獲得多方好評。由於首發在當時的《瞭望》周刊（海外版），為境外媒體高度關注並廣為轉載。

　　這次全程報道體驗，使我進一步加深了對新聞周刊及其深度報道的認識：既要伸長“新聞鼻”搶新聞，又要追尋新聞事實的來龍去脈；既要高屋建瓴從大處着眼，又要深入採訪、見微知著於生活細節；既要關注某一行業或領域的重要動向，更要探究其在時代背景下的意義。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後來，我在采寫廣東發展“三來一補”加工業時，有意識地深入研究和展望了珠江三角洲農村的工業化城市化之路；在采寫華能集團前身華能國際電力開發公司創立時，注意揭示了由傳統政府獨家辦電走向引進外資加快電力建設的新路徑；在采寫四川化工總廠30萬噸氮肥項目建成投産時，進而聚焦於引進與國産化的關係，呼喚改革重大項目建設體制機制；在采寫南京化學工業公司生産推廣複合肥時，關注農業生産資料價格雙軌制及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采寫伊春小興安嶺林區時，從分析導致林區陷入資源枯竭困境的體制和觀念入手，進而探討怎樣創造條件、更新觀念、創新模式，走“青山常在，永續利用”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久而久之，我養成了“瞭望式”的思維定式，每討論新聞選題，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其放在全局、趨勢和體制變遷的坐標係中進行考量，透過新聞事實表象，探尋和解讀蘊含其後的邏輯和意義。

　　底色三：做只認事和理的書獃子

　　回顧在瞭望周刊社的那些“辛苦並快樂着”的日子，最難忘的是當時編輯部的環境與氛圍。

　　那是一個“沒大沒小”的地方。同事之間、上下級之間，不論職務，不問資歷，一概在姓氏前面冠以“老”或“小”相稱。年長者稱之為“老李”“老陳”“老徐”，哪怕他是總編輯、副總編輯；年輕的稱之為“小林”“小王”“小高”，無論靚女俊男。“沒大沒小”的同義語無疑是業務民主。我曾親眼目睹，心直口快、嗓門大的政治編輯室方進玉，公然指手畫腳地教訓“老大”，要這樣調整欄目，要那樣改變內容結構。在經濟室當了我多年頂頭上司、素有“一根筋”之稱的林晨，或為一篇稿子上不上，或因一個標題改得妥不妥，或為了與其他組室爭版面，動不動就直着脖子跑去跟老總們嚷嚷。記得有一次，總編輯陳大斌寫了一篇題為“新中國農民禮讚”的稿子，竟親自複印好幾份，拿到經濟室來讓我們幾個毛頭小子提意見，我居然不知自己幾斤幾兩，老大不客氣地説三道四起來。凡此種種，現在看來不可思議，當時卻見怪不怪。

　　那是一個“吵吵鬧鬧”的所在。從上大學到進瞭望周刊社，我們有幸趕上思想解放的浪潮。既往的一切，都被置於“初級階段”坐標係中重新審視。所有的是是非非，用“三個是否有利於”重新度量。沒了“框框”和“規矩”，研究起報道選題，議論開社會現象，也就口無遮攔了，雞一嘴鴨一嘴乃尋常事，爭論得面紅耳赤脖子粗也不少見。組室內討論問題沒有禁忌，編輯部例會搶話頭也不看領導臉色。於是乎，思想的火花越擦越亮，好點子、好題目、好稿子隨之油然而生。以至於有的分社記者摸到竅門，來總社編輯部門談稿子，先來《瞭望》編輯部“侃大山”，“侃”出門道和亮點後，先寫短文發通稿，再著長篇大論供《瞭望》，一條魚從頭吃到尾。

　　也許，正是這樣的環境與氛圍，把我給“慣壞了”，慣出了我的“較真”和“執拗”。

　　離開瞭望周刊社後，我延續了從事經濟報道的興趣和慣性，先後任職於《中國證券報》和《經濟參考報》（簡稱“經參”）。後者是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就是在這最後一站的最後一年，有件事令我記憶深刻。

　　一天，經參刊登了一篇題為“多種常見止咳藥被檢出硫磺”的報道，揭露少數中成藥企業，為降低制藥成本，涉嫌違規收購和使用經硫磺熏蒸的浙貝母，呼籲國家盡快&&相關標准予以規範。

　　幾家涉事藥企卻倒打一耙，發出“辟謠”聲明，避重就輕，混淆視聽，指責經參報道失實。

　　國務院分管領導看到報道摘編，批給了藥監局。後者一屁股坐到企業一邊，寫了一份不啻於為上述企業代言的報告回復領導。以致另一位&&宣傳口的國務院領導誤以為他們已經查清事實，便指示中宣部要求經參公開道歉。

　　我向社總編室並新華社領導寫了情況説明，附上一份給中宣部的報告。沒想到，中宣部很快將報告退回，要求新華社認真核實有關情況後，以新華社名義重寫一份報告。顯然，因涉及兩位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的批示，並要“推翻”既有“成命”，中宣部領導十分慎重，將所有責任壓到了新華社領導肩上。

　　為充分溝通相關信息，我和報社採訪中心主任帶上所有採訪記錄和證據材料，主動前往中宣部新聞局進行匯報。匯報開始前，一位處長好言相勸：杜總編，其實你們做個檢討和道歉也沒什麼，現在這樣，不僅把新華社押上了，而且把中宣部也押上了……

　　我不為所動，堅持根據事先準備，詳盡説明了報社從獲得新聞線索、確立報道選題、深入現場採訪、走訪權威專家、委託機構檢測，直至記者怎麼寫稿、編輯部怎麼把關，接領導批示後報社和新華社又是怎麼認真自查的全過程。進而揭露了涉事企業如何混淆視聽，監管部門如何謊報情況，甚至於阻止記者採訪專家和委託專業機構檢測的蠻橫做法。説到後來，我按捺不住了火氣：如果藥品沒有問題，為什麼不讓檢測、不接受採訪？身為監管部門為什麼不對人民群眾用藥安全負責，卻一味為涉事藥企護短？我們的報道事實上是在幫助他們履行監管職責，他們為什麼反而跟我們過不去？

　　坐在對面的一位副局長和四位處長，一邊聽我説，一邊翻看我們帶去的材料，最後認可了我們述説的事和理。起初勸我不要太固執的那位處長，也對藥監局的種種做法&&不滿：他們要一手遮天啊？

　　經過這番溝通，加上隨後以新華社名義上送的報告，“浙貝母含硫報道事件”終於化解於無形。我們以歷時近3個月的努力，維護了新聞的原則和尊嚴。

　　諸如此類事情，舉不勝舉。以致後來新華社裏有的領導説我書生氣，有的同仁笑我是書獃子。回頭想想，得，這不還得“歸功”於瞭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