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做挺立船頭的“瞭望者”
文 | 新華社西藏分社副社長 黃豁
美國現代新聞之父普利策曾有一句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二十多年前,在大學新聞系的課堂上,老師引用的這句話使我定格了心目中優秀記者的形象——手持望遠鏡,挺立船頭的瞭望者。
畢業進入新華社雲南分社後,老記者常常教誨:“除寫通稿外,年輕人要多琢磨給《瞭望》寫稿,才能成為有思想的記者!”
於是,每期《瞭望》我都認真研讀,覺得真是刊如其名,有高度、有深度、有銳度,既有學術的思想性與前瞻性,又有新聞的敏銳性與現實性,縱論天下大勢,直擊前沿話題,如同一名“挺立船頭的瞭望者”。
作為剛入行的年輕人,我想為《瞭望》寫稿卻總覺無從下手,要麼是覺得題材不夠“格”,要麼是覺得問題不夠“深”。直到工作三年後的2000年,對雲南省情及新聞采寫有了一定積累,我才試着向《瞭望》投出了第一篇調查性報道《救救滇池》。
滇池,是雲南昆明的母親湖。“五&&滇池奔來眼底,喜茫茫空闊無邊。”清代文人孫髯翁在著名的昆明大觀樓“天下第一長聯”中,開篇就展示了滇池震撼人心的壯麗景色。但在短短兩百多年的時間裏,“五&&滇池”已縮小到300平方公里,而且污染嚴重,水質低於劣Ⅴ類,成為我國需要重點治理的“三大湖泊”之首。尤其讓人意外的是,自上世紀90年代到2000年,國家投入40多億元治理滇池污染,但收效甚微,如泥牛入海。在那個時候,投40億元治理一個湖泊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是當時我國投資最大的湖泊環境治理工程。
“投入這麼多錢,為什麼不見效果?滇池污染的癥結究竟在哪?”當時很多昆明市民乃至領導幹部都有這樣的困惑,但沒有人能説清楚。我和同事陳明昆都是剛入社不久的年輕人,充滿了幹勁,決定啃一啃這個大題目。我們花了一個月左右時間,走訪相關部門、環保專家及農村,乘船進入滇池採取水樣,沿着滇池周邊的縣與鄉鎮採訪調研,實地環滇池走了一圈,所見所聞觸目驚心,各種垃圾、污水、農藥化肥的最終歸宿都是滇池,人人都知道這樣不對,但又無可奈何。
稿件傳到《瞭望》編輯部後,很快我就接到了時任政治編輯室主任劉敬懷的電話,他覺得稿件選題不錯,對我們這兩個未曾謀面的年輕人鼓勵有加,並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稿件刊發後,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尤其是在雲南省引起了震動。雲南省委主要負責人要求有關部門根據文章反映的問題“逐條研究解決措施”,進一步加大滇池治污的力度,雲南省政府專門召開以滇池為重點的雲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會議,並邀請我們參加。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雲南第一次召開專題系統研究高原湖泊治理問題的會議。
現在看來,我們當時憑着“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采寫的稿件還是比較稚嫩,經過編輯部的精心指導打磨,以及借助《瞭望》巨大的影響力,才推動了滇池乃至雲南九大高原湖泊治理的進程。作為記者,我第一次充分感受到新聞報道帶來的影響力和成就感,第一次給《瞭望》寫稿就拿了個好稿,由此信心大增,逐漸成了《瞭望》的“鐵桿”。一有好選題、有好線索,首先想到與編輯部溝通,編輯部有想法,也直接指揮我們。
此後,《瞭望》成為我業務成長道路上的良師益友,不論是破格晉陞職稱,還是後來獲評“新華社十佳記者”,每當自己總結業務成績時,拿得出手的公開代表作幾乎都是《瞭望》的稿件。或者説,在我23年的從業生涯中,最具有思想性、前瞻性、衝擊力的文章都出自《瞭望》,不少還是編輯部“逼”出來、“救”出來的。
進入21世紀初期後,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社會進入關鍵發展階段,隨着改革由“普遍受益期”過渡為“利益調整期”,群體利益衝突漸成為“社會常態”,社會矛盾一旦遇到“導火索”,往往呈現出突發性、對抗激烈、破壞力強、處置難度大等特點,用官方的説法就是進入“社會矛盾凸顯期”。
21世紀頭十年間,中國社會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各地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基層黨委政府處置失當,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在那短短幾年間,我親歷了多起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回訪調研了全國不少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地,包括重慶“萬州事件”、四川“漢源事件”、四川“廣安事件”、湖北“黃石事件”、重慶“出租車罷運事件”等在海內外影響較大的事件。同時,還多次被總社抽調參加有關社會轉型、社會矛盾的全國調研,從西部地區主要城市的社會階層分析,到公權與私權博弈趨勢特點,公共知識分子和民間“意見領袖”問題,以及群體性事件發展規律和演進研究,觸碰的都是當時社會最敏感的話題。作為一個記者,我有幸站到了時代的前沿,有機會瞭望與思考“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瞭望》恰好成了推動我調查研究,“倒逼”我深入思考、鑽研社會問題的最佳&&。那段時間,《瞭望》副總編輯湯華與我們幾個關注社會問題的分社記者密切&&,及時了解我們在採訪一線發現的新情況、新趨勢,有時電話一打就一兩個小時,交流思想,互相 啟發,碰撞出不少火花,“逼”出了很多好選題。從“應對網上群體性事件新題”“體制性遲鈍的風險”到“消解階層固化隱憂”“社會矛盾糾結於公私博弈”等等,都引發了強烈反響乃至社會學界的關注。連續幾年,《瞭望》都讓我和另外幾名分社記者以對談的方式,對來年的社會走勢及風險進行預測和分析。雖然是一家之言,但都是來自一線的觀察與思考,引起了諸多海外媒體以及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注。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瞭望》編輯部有“膽”有“識”,敢於觸碰敏感話題,又能把握時度效,充分體現了挺立船頭“瞭望者”的膽識與眼界。
2008年,有感於貴州“甕安事件”、雲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等重大群體性事件中,地方政府在情況通報中給群眾正常訴求亂扣帽子,要麼認定“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挑唆煽動”,要麼認定為“有黑惡勢力操縱”,動輒指斥“群眾不明真相”,簡單粗暴地“扣帽子,揪辮子,打棍子”。我覺得有必要正本清源,好好批評一下地方幹部這種脫離時代的“階級鬥爭”思維和“倒打一耙”的話語霸權。帶着幾分激憤的情緒,我在辦公室一揮而就四千多字的評論《群眾“不明真相”是官員失職》,寫完覺得酣暢淋漓,猶如出了一口惡氣。
第二天靜下來再看一遍稿子,覺得火力很猛,正中要害,自己十分滿意,但唯行文過於尖銳犀利,嬉笑怒罵,恐難有編輯部敢刊發。思來想去,我發給了《瞭望》副總編輯湯華,想著湯總素來愛好稿如命,“藝高人膽大”,或有刊發的可能。很快,時任政治編輯室主任給我來電話,開口就調侃説:“老弟,誰把你氣成這樣啊?文章好是好,但是隔着屏幕我都感覺到你的憤怒了,就差直接罵娘了,這樣發肯定不行啊。”
他和湯總反復商量後,認為稿件有銳度,但需要去除掉一些偏激的情緒,“你就不管了,我和湯總來改改試試,説不定還能救。”聽了他的意見,我心裏七上八下,自己又看了幾遍稿件,覺得修改起來很難,“救”回來的希望渺茫。
大約一週之後,忽然有位朋友打電話給我:“你最近這篇文章真是寫得痛快啊,針砭時弊,一針見血,直接戳到了很多官員痛處。”我才知道,最新一期《瞭望》已將這篇《群眾“不明真相”是官員失職》刊登出來了,並迅速成為網絡熱文。全國有一百多家媒體轉載,不少媒體還就這篇評論繼續追加評論,對群體性事件中“不明真相的群眾”這一説法進行批駁,形成了一波小高潮。
不僅如此,海外媒體也大量轉載。BBC轉載了這篇評論,並評論説:“本週,由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出版的《瞭望》新聞周刊罕見地刊登了一篇針砭時弊的文章。周刊記者黃豁在文章中批評了中國地方官員對抗議、罷工和其他‘群體性事件’的習慣性描述,並呼籲進行改革以糾正處理此類事件時廣泛存在的‘失職’行為。”
我認真閱讀稿件後發現,《瞭望》編輯部的湯華等才是這篇稿件的“幕後英雄”。他們對稿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既保留了原稿的思想銳度和語言風格,又去除了原稿情緒化的東西,顯得理性客觀,又鋒芒畢露,體現了編輯過人的功底。可以説,他們不僅“救”回了稿子,還錦上添花,畫龍點睛,使其被評為當年的新華社優秀新聞作品,成為我為數不多的單獨一人署名的新華社“社級好稿”。
當前,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已完全改變了人們的閱讀習慣,很多傳統報刊難以為繼,視頻化、娛樂化、簡單化的新聞以及自媒體更受用戶歡迎,抱着手機的讀者似乎越來越傾向於快餐式的“淺閱讀”。而有思想、有深度的硬新聞卻明顯“供給不足”,每當重大事件發生後,各種信息呈幾何級增長,甚至有信息“過載”的趨勢,但洞穿迷霧、直擊核心、讓讀者豁然開朗的報道卻少之又少。所以,越是在媒體融合的時代,越需要挺立船頭的“瞭望者”。
我相信,四十不惑的《瞭望》能堅定而勇敢地走下去。□